《朱镕基传》第2/42页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後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熔基」的大名。
虽说是新婚丧夫，但好歹有个男性遗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熔基的母亲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朱家，以再无权婚配的痛苦代价，换得日夜陪伴亲生骨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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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後，朱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後，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于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熔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
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於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後，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於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熔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於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後，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
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後，由於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於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著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
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於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後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
後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於「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熔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熔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麽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熔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熔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熔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後，朱熔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熔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于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于讨个公平。
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熔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
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熔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麽，朱熔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熔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熔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著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
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熔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熔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於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熔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熔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
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
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