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TXT全集》第7/24页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安排，考入了美国教会在芜湖开办的弋矶山医院护校，这里四年包吃包住，毕业后有文凭，较易找到工作，对李冰来说真可谓一大幸事。然而，进护校要先预交50银元保证金。就是这50元，对赵瑛来说也是一笔巨款，她四处借债，还当掉了自己稍稍值钱的东西和衣服。幸运的是，当时赵瑛的娘家情况略好，靠着他们的资助，李冰才得以考进了护校，在录取考试中，李冰成绩名列前茅。当李冰收拾衣物准备去护校时，赵瑛含泪送别:“以后的日子就全靠你自己了，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将来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做个有出息的人!”这是赵瑛对孩子们的要求和期望，此刻，她将这句话送给了年幼文弱而又即将挑起社会重担的小女儿。弋矶山医院―――这里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的一面镜子。院长是美国人，教员和职工也有不少是美国人，而且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李冰，这个血管里涌动着和父亲一样澎湃热血的少女，在这样的氛围下，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不被歧视甚至是除名，李冰和几个非基督教徒的同学，也跟着这些美国人去做礼拜，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当然，她们虽然和其他人一样，跪在耶稣像面前闭眼祈祷，但心中并没有想着上帝和《圣经》，而是期盼着能早日毕业，将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分子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 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11月，赵瑛收到了李克农从北方捎来的鸿雁，李克农的这封信很长，信的最后一句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全家人得知李克农还活着，都兴奋不已，欣喜若狂。此后，李克农便常有家书寄回。
李克农就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一职后，赵瑛和一家老少，步行来到武汉，终于得以和李克农团聚。以后随着日军进逼，赵瑛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贵州和广西。到桂林后，赵瑛决定将处于兵荒马乱中的李冰接来。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恰好此时弋矶山医院有一位家住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于是李冰便与他一道匆匆忙忙地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在上海车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伯将李冰接出了站。这位老伯伯，李冰小时候见过，他是和李克农交往甚密的共产党员。
此时李克农已经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由于日军侵入云南，滇缅路被封闭无法通过。李冰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安排下，被送往香港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李冰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在中共地下党接引下，穿过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从香港经九龙偷渡到广东淡水，由惠阳进入内地。
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终于到达广西桂林，李冰见到了失散已久的父母。20岁的女儿此时此刻变成两岁的小孩，一头扎在妈妈的怀中，泣不成声。
李冰在解放后长期从事肿瘤防治工作，是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具体参与者，她领导组建了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组织上为全国的肿瘤防治研究进行了准备，为中国肿瘤防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回忆抗战初期的这段经历时，李冰充满感慨地说:李克农等一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默默地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属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我是幸运者，又有什么艰难委曲不能愉快克服呢?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革命，要面对牺牲。革命，同样要能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营救关押的“政治犯”
1937年3月，李克农抵达上海，一方面治疗眼疾，一方面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联系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涛负责。大上海，又见面了!
时过境迁，景物依旧，往事历历在目，李克农心中不由地发出阵阵感慨。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经国民政府批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改编后，八路军即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在红军驻沪办事处的基础上，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不久，办事处正式成立。它设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号)，中共党内同志都爱称这幢两层小洋楼为“李公馆”，李克农、潘汉年、秘书长刘少文和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上层统战、联系社会团体、恢复中共党组织、运送物资器材、散发宣传品和营救中共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出狱。
李克农在驻沪办事处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的工作上，对每一个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他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使营救工作卓有成效。中共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夏衍，第一次和李克农见面，就是在办事处的那幢小洋楼里，也正是在那儿，他为李克农开展营救工作所花的功夫而折服。
那次见面，性格腼腆内向的夏衍，看见严肃的李克农，很有点紧张和拘束。但话匣子一开，夏衍不禁被李克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的谈吐打动。
最令夏衍惊奇的是，李克农对文艺界的情况了如指掌，某人是哪个省的，某人在狱中用什么别名，某人在上海有什么社会关系，他都心中一本清帐。因为李克农正在做营救“政治犯”的工作，所以对每个人的情况一清二楚。这是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临走时，夏衍向李克农道别，李克农让他等一等，并对站在身旁的一个人打了个手势。
“不用为我叫车，我离这儿很近。”夏衍误解地赶忙谢绝。“不，不，”李克农说，“让他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做，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要格外当心。”一席话，说得夏衍心悦诚服。
8月下旬，李克农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就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改由潘汉年负责。办事处设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一幢小洋楼里，是周恩来托关系租到的。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京代表于8月中旬先到。不久，增加了钱之光，他负责办事处的军需和财务工作。工作人员有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樾霞、王凯、王超等人。8月底，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领着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来到南京，也参与了办事处的工作。
为便于工作，办事处又在高楼门29号(今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称“处长公馆”。
因对外联络的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肩章。他还印有名片，上面赫然写着:“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负责机要的童小鹏等人，也依样办理，买了少校肩章，摇身一变，成了少校科长。
这一招，在只重官衔不看人的国民党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李克农接手工作后，营救和接待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的任务，就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从监狱里营救和保释出几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中间，有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黄文杰、刘顺元、陈农菲、王鹤寿等人；有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张樾霞、乐于泓、张恺帆、李世农等人；有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出来的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有从和县临时监所释放的喻屏、陈春林等人。
出狱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有的径往外地，有的找到了地方住，更多的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像迷失的孩子找到家，个个热泪盈眶，兴奋不已。
办事处地方太小，李克农安排大家住进鼓楼一家旅馆，办事处派人登记、发钱、发衣服。出狱的人经过初步审查后，一部分由办事处直接分配工作，大部分送往西安转赴延安，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有七八百人，全都由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对那些在监狱中表现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出狱的人员中，有的在监狱中没有暴露身份，对他们，李克农总是想办法安排打入国民党营垒，继续从事特殊工作。
奋力救战友
8月底从中央军人监狱被营救出来的陈农菲，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29日，陈农菲和其他被营救出来的“政治犯”被送到办事处来。周恩来、董必武和被大家称为“参座”的叶剑英、李克农，亲切地会见了大家。李克农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笑眯眯地和这些老相识打招呼道:“我们又见面了!”
李克农和陈农菲详谈许久，当话题转到陈农菲的工作安排时，李克农说:“农菲，你还 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呀!”
“什么有利条件?”陈农菲被李克农一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是和大家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么?”
李克农看出陈农菲的迷惑，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你的有利条件。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决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严刑逼供你都不承认，以后任何时侯，只要是革命需要，你大可以搞你的革命的‘不承认主义’，利用你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到他们那里去进行工作。这呀，就是你的有利条件。要是承认了是共产党，国民党又是通报各地，又是照相、查指纹，再要隐蔽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啊!”
“哦，原来……”陈农菲恍然大悟，但又稍有失望。
他本来是憋足了劲要上前线打鬼子的，经李克农这么一说，只好答应说:“现在总算活着出来了，工作嘛，服从组织安排。”果然，陈农菲不久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被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推荐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受聘为国民党元老们办的《金陵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这家报纸正因为经营不善，销路很少，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陈农菲拿不定主意，去请示李克农该怎么办。
李克农听罢，高兴地说:“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党要办一张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与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现在还是有人无报，潘梓年、章汉夫同志等只好打‘太极拳’，国共合作的宣言，国民党到今天还不公布，八路军出动的消息也一点透不出去，我们党的主张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假如这份报纸能在团结、抗战、民主的原则下，总编辑有权不受限制地工作，你便可以去，这需要与林森、吕超谈清楚。”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