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银城故事》第1/20页
这部可以称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品，写到了在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得党人的冒险、国民的麻木、官吏的凶残、绅商的皎洁以至民间的狂暴和爱情的浪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受制于某种本质的规定，而是唯一终欲望和激情所驱使，这也使得1910年秋天涨满银溪的“性感的河水”已发现的波涛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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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该有的自信——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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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
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经成为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最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最可宝贵的生命表达？最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2001年8月25日写
10月5日改定于山西太原
（本文是笔者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1年12月8日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所撰写的演讲文稿。）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
李锐
如今的银城人已经闻不到烧牛粪的味道了。在明清两代或更长的六七百年间，银城人一直用干牛粪当燃料烧水煮饭。主妇们把掰开的干牛粪饼放进灶膛里，然后慢慢地拉动风箱，借着风力，火势均匀旺盛，偶尔会有一丝青烟从灶口冒出来，那味道不臭，只有一些微微的草腥味，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煳的烟香。于是，银城漫长的历史就充满了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
气。
在这漫长的数百年间，用干牛粪烧火做饭是银城人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内容。把牛粪做成牛粪饼出卖，曾经是一个最牢靠易得的职业。在银城，凡是和牛打交道的苦力都能无偿地得到牛粪，也就都会做牛粪饼。当有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常常要请牛屎客来做。只有那些专门做牛粪饼的人，才被银城人称做牛屎客。做好的干牛粪饼叫做牛屎巴。晾晒牛粪饼的山坡叫牛屎坡。卖牛粪饼的市场叫牛屎巷。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糖，在这八样生活必需品当中，牛粪饼就是银城人的“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能缺少。市面平稳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六百文，不好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五百文。在银城买一百斤煤要铜钱三百文，一百斤木柴要二百文，一百斤牛粪饼只要一百文。低廉好用的牛粪饼当然最适合普通百姓的需要。每天的早晨和傍晚，牛屎客们都会把干好的牛粪饼放进竹架，挑着竹担聚集到牛屎巷。或者干脆用一个草圈垫在头顶，把牛粪饼高高地摞在头上，手里敲打着两块竹板，沿街叫卖。听到竹板啪啪的敲打声，就会有主妇从家门里探出身来招手，牛屎客，转来，转来！
所有关于银城的历史文献，都致命地忽略了牛粪饼的烟火气。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的历史不是牛的历史。所以，查遍史籍你也闻不到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你也查不出那些长角居民的来龙去脉，你更不会看到牛屎客们和繁荣昌盛的银城有什么干系。只有银城的主妇们世世代代、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没有牛，没有便宜好用的干牛粪饼，就没法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就没有银城和银城的一切。银城有无数的盐井、无数的盐商、无数的银子，可如果没有那些牛，盘车就不会转，井就凿不成，卤水就提不上来，一切就都是空话，银城的历史就会丧失了动力。在六七百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和十几二十万人共同居住在银城的还有三万多头牛，是水牛。这三万多长角的居民每年要吃下蚕豆五千万斤，谷草三亿两千万斤，青草十亿八千万斤，这三项的开销要花去的白银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两上下。三万头牛中每年大致会有五千头因伤、老、病、死而退役的。这五千头牛的宰杀，牛肉、牛油、牛皮、牛角、牛骨的加工和买卖，又促成了一些长盛不衰的行业和交易。数百年间最为充足的牛肉和盐商们最为挑剔的口味，造就出一种闻名遐迩的食品，叫做火边子牛肉。当银城的一切都变成过去被淡忘被遗弃的时候，火边子牛肉竟然代替了所有的文献和记载留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代代相传，声名远播。为补充新牛，在银城周边的高山场和鸡鸣镇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市。每个月逢三、六、九的日子开市卖牛。其中三月二十三的春市，八月二十三的秋市最为盛大，一年之中要有三千多头牛的交易是在这春秋两市上做成的。牛市里按上、中、下三等分类，每头牛从三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不等。以平均价格七十两计算，五千头牛又是一笔三十五万两白银的交易。每二十五头牛需要一个壮实的男人来喂养伺候，除了铡草、喂料、饮水、打扫圈棚、疗伤喂药之外，天热了要赶牛到堰塘或是银溪里去洗澡，此外还要每月一次给牛灌药通肠——“打通槽”。这个行当被叫做牛牌子。三万头牛就要一千二百个能干的牛牌子。牛上了盘车，要有人驾驭，要有停、走、疾、缓的变化，这个赶牛人叫小帮车，俗称打牛脚杆的。每五头牛需要一个小帮车，三万头牛就要六千小帮车。在银城的盐井上从来都是停牛不停车。所以这三万头水牛，一千二百个牛牌子，六千个小帮车和盐井上的工匠们联为一体，不分昼夜无论寒暑，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盘车。三万头黑灰色的水牛，晃动着庞大的身体和它们好看的弯角，眨着善良温顺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把银城拉进残缺不全、真伪难辨的往事里去。
盛产井盐和天然气的银城一直是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成百上千口盐井拥挤在银溪两岸的大小山谷之间，井口上耸立着几丈、十几丈高的井架。为输送熬盐的卤水，在河谷两岸井架的森林里，巨蟒一样盘绕延伸着数十里长的竹管。银城人把用杉木做成的井架叫做天车，把用楠竹接出来的管道叫做枧管。天车下面是盘车，牛拉着绞盘车咿咿呀呀日夜不停地转动，把挂着凿具或是提桶的竹篾绳从几十丈、几百丈深的盐井里提上、送下。凿成的盐井旁大都围着几十或几百个燃烧着天然气的熊熊火圈，火上的大铁锅里翻滚着咸浓的卤水。银城平均年产四亿两千万斤井盐，每年要上缴盐税白银五百多万两。全省总税收的一半，都来自银城。银溪码头上停泊的盐船帆樯如林。从云贵、康藏远道而来的驮盐马帮络绎不绝。随着盐业的兴盛，竹业、木业、铁业、畜业、粮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业，百业俱兴。甚至连兽医畜药也都是一年几十万两白银的交易。银城人从来不遵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时间。太阳下山天黑以后，成千上万口火圈照样火光冲天，新旧两城的八百店铺和盐商巨富家的门前明灯高悬，天车上下做夜工的工匠们挂起无数牛油风灯，盐船的灯光在银溪的水面上流淌闪烁。有道是：天上的星火，银城的灯火，你是数不清的。灯火不息、商贾云集的银城，车水马龙、富甲天下的银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城，在地广人稀的农耕时代，显得突兀而又怪诞；繁荣昌盛得近乎没有理性。
流几身大汗，晒一百斤干牛粪饼才换一百文铜钱的牛屎客，是银城最低贱的苦力。在那些流银如水的岁月里，没有人记得银城到底烧了多少牛粪饼，更不会有人记得银城又到底有过多少牛屎客。
可是，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确切地说是在中秋节后的第五天，那个叫旺财的牛屎客，还是在银溪岸边的芦苇丛里捞起了那块竹片。清澈的河水从竹片和臂肘上滴下来，在河面上敲打出流动的涟漪。
和别的同行一样，旺财每天不是被人雇去做牛粪饼，就是到牛屎坡来自己做牛粪饼。旺财和同行们把新鲜的牛粪收集起来，掺进适量铡碎的干草，再少许兑水，而后用赤脚在粪泥里反复踩踏，直到碎草和牛粪搀和均匀。这工作很像是在和抹墙用的麦秸泥。粪泥踩好了，就在干燥平敞的地面上铺一层细细的碎草，把踩好的牛粪用铁铲一铲一个地摊在碎草上，再用抹子抹成一个个光滑的圆粪饼。粪饼直径一尺五寸，外厚里薄，从外沿的一寸厚渐次减到中心的半寸以下。等晒到半干，把粪饼立起从中心穿洞，用马莲编成的草绳将两条一指宽、尺半长的竹片扎成十字形的托架，草绳穿洞，托架就能把粪饼悬空提起，再把这半干的牛粪饼挂到避雨通风的地方风干。如果天气好的话，十天半月干牛粪饼就算是做成了。旺财踩牛粪的时候肯下力气，抹的时候又认真仔细，所以，他手里做出来的牛粪饼都是外光内紧、火力旺盛的好货色。
1910年的那个秋天，旺财无意中从河边的芦苇丛里捞起竹片仔细地打量时，又看见两块竹片夹在芦秆中间。旺财在水里了两步，又把它们捞起来。每个竹片上都有人用黑油墨写了字。旺财不认字。但是旺财觉得这竹片一尺多长，一两寸宽，从中间劈开正好用来拴个十字晒牛粪饼。旺财四下打量，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竹片。滚滚的银溪在夕阳里泛着金光，下水关以上的河湾里挤满了等着装盐巴的木船，木船们高举着一片金色的桅杆。身边稀疏的芦苇在金光里来回摇摆，可惜，满目的辉煌里再没有旺财想找的东西。
因为牛粪饼做得好，人又勤快老实，旺财在银城的主妇们中间小有一点名气。在收下牛粪饼付了铜板之后，她们有时会再舀一碗凉茶递给旺财，看着旺财喉咙里咕咕地响起来，像头水牛一样三口两口吞下凉茶。女人们会好心地给他出主意，旺财，做一辈子牛屎巴你的财也不得旺起，为啥子不再学一样手艺？二天也好成家立业，生个娃儿。女人们常常会把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简化成嘴上最不能反驳的道理。这样的话听多了，旺财也不再辩解，只说自己天生是做牛屎客的命。这样说的时候，旺财满脸都是抱歉的笑容，好像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人的事情，尤其对不起主妇们碗里好意的凉茶。主妇们并不知道，那张脸上木讷的笑容是旺财的一面盾牌。旺财并不像主妇们想的那样憨厚愚笨，旺财只是不愿意向每个人都解释一遍自己的命运。即使不渴，旺财也要把凉茶喝下去。旺财知道自己不能拒绝了女人们施舍的好意。旺财喝凉茶并不总是为解渴，常常为的是让主家满意，为的是下一次再把自己的牛粪饼送进来。
旺财从河面上转回头来，又看看那些他并不认识的字迹。因为离得近，他闻到自己手上那股被泥沙洗出来的水腥气。玉泉山上安详的晚霞在银溪的水面上编出一个金碧辉煌的幻影，把赤身裸体的旺财变成一尊流光溢彩的神像。劳累了一下午的旺财并不觉得自己是幻影里的神像。旺财刚刚用河边的泥沙把自己粘满牛粪的手脚搓洗干净。旺财背后的河岸上摊着他褴褛的衣裤和草鞋，不远的牛屎坡上摆满了他刚做好的牛粪饼。破旧的衣服、草鞋和整齐排列的牛粪饼，也都落在辉煌的幻影当中。旺财是个爱干净的牛屎客。每天做完自己的活计，旺财都要到银溪里来把自己搓洗干净。河底的泥沙就是最便宜最好用的肥皂。天热的时候，他会脱光了衣服在河水里痛快地游上一阵。银城没有严冬，银溪从来不会结冰。所以，即便到了冬天，旺财也要站在河边冰冷的水里把自己搓洗干净。牛屎客们虽然大都也是到银溪里来洗，可他们都没有旺财洗得那么仔细，都不像旺财那么恋水。同行们常常笑话留在冷水里的旺财，都说，你哥子一不做掌柜，二不当师爷，洗得白白净净的，莫不是去鸳鸯楼会幺妹儿？莫不是洗给蔡六娘家的三妹看？血气旺盛的旺财不理会这些嘲笑，还是照样下河去洗。现在，旺财已经洗过了，也游过了。涨满秋水的银溪像一个丰满成熟的女人，载着满河辉煌的云阵，穿过银城，经过下水关，穿过旺财强壮赤裸的身体，经过艾叶滩，朝远处的苍茫缓缓流去。这条给银城带来滚滚财富的河，要在观音口汇入青依江，然后，它要和青依江一起汇入长江。旺财站在缓缓的河水中，忽然想起来自己在牛王庙看到过写了字的竹片，道士们手上哗啦哗啦地摇着签筒，从签筒里摇出来的竹签上面写了几个字，道士就是凭那几个字卜算凶吉的。今天莫不是龙王爷把竹签放到银溪里来的么？这样想着，旺财把那三块写字的竹片抓在粗糙结实的手里，微微一笑，好像得了一件什么小小的礼物。旺财想，我要试一试龙王爷的神签灵不灵。旺财又想，听说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的，蔡六娘未必就不再改了主意。可是旺财很快就犹豫起来，他抬头看看河对岸霞光里高耸的城墙，知道自己的梦想有点像是墙头上的霞光，等太阳一落，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样想着，旺财好像惟恐丢了什么宝贝，在下意识之中，他把手里的竹签抓得很紧很紧。
旺财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中拿起了一种被别人叫做历史的东西。
黄河远上白云间（二）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