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全集.com》第16/35页
然而，朝廷大军与一小撮散兵游勇似的回民交战，竟然吃了败仗，还有一名正二品的总兵阵亡，颜面无存，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背黑锅。既然皇帝依旧宠信对吃败仗负有直接责任的和珅，陕甘总督勒尔谨就该着倒霉了。乾隆皇帝盛怒之下，将火气都发在了勒尔谨身上，认为他在马明心、苏四十三一案中坐失良机，办理谬误，致使兰州被围→文·冇·人·冇·书·冇·屋←，天威受损，下令将其革职抄家，并立即押赴京师，等候处理。
在查抄勒尔谨家产时，发现金山银海不计其数，这倒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倒是在其管门家人曹禄房中抄出了近两万两白银及金器等物。后经审讯，曹禄供称是历年任管门家人时所积门包营运生息所致。乾隆皇帝为此特意下旨，命各督、抚、府、道今后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也不许设立管门家人。乾隆还强调此项规定要每年汇奏一次，如有阳奉阴违，仍蹈故辙，或经科道参奏，或于别事发觉，该督抚欺饰之罪绝不宽待。
勒尔谨被革职查办后，甘肃省大小官员以王廷赞为首，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众人齐聚布政使司衙门莅事厅，一起商议对策。只见王廷赞坐在椅子上，表情严肃，若有所思。其他官员围在他的周围，有的焦虑不安，有的失魂落魄，完全没有了官老爷的威风劲儿。
等了半天，始终不见王廷赞开口，兰州道道台秦雄飞终于忍不住了，哭丧着脸道：“藩台大人，您倒是想个法子呀！勒尔谨大人一倒，我们个个是危如累卵啊。”皋兰县现任知县蒋重熹也问道：“是啊，藩台大人。回乱尚未平息，苏四十三到现在还占据着华林山，皇上这么快就下旨将勒尔谨大人革职查办，会不会是已经发现了捐监冒赈的端倪？”众人一时附和不已。王廷赞急忙道：“大家别慌！勒尔谨大人被革职，完全是因为苏四十三的事，跟捐监无关。”
不料蒋重熹却紧接着说出了王廷赞最担心的问题：“勒尔谨大人这一去，还不知道下一任陕甘总督是谁。万一……万一……”他的话因为恐惧没有说完，但言下之意却是人人都听明白了。不管新一任陕甘总督是谁，捐监冒赈的盖子是捂不住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将新总督拉下水，可万一新总督是个清官，这可就难办了。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都将目光集中在王廷赞身上。王廷赞自己心中也是直打鼓，但还是强作镇定道：“各位大人也别自己吓自己了，我这就派人到朝中去打探消息。大家先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吧。”众人这才略微放了心。
临走前，秦雄飞又讪讪地道：“藩台大人，现在您可是群龙之首，我们唯您马首是瞻，您可千万别抛下我们不管哪。”众官员连连道：“是啊，是啊。”王廷赞摆摆手，不耐烦地道：“大伙儿放心，咱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众官员又议论了一回下一任陕甘总督的人选，这才各自散去。莅事厅中一下子静了下来，王廷赞的心中却开始翻江倒海。原本以为回回苏四十三叛乱事件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机会，可谁想到会造成如今的局面。现在倒好，该到朝中找谁打听消息呢？这个人必须得是自己人才行。于敏中已经于去年病死，是靠不上了。朝廷派来甘肃的大学士阿桂素有清名，断然不可能成为自己人。尚书和珅年纪轻轻，正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听说他倒是贪财，可自己与他素无交往，而且正是此人在去年查处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要小心点好。那新一任的总督人选，会是谁呢？
［关于于敏中之死，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他其实是被乾隆皇帝变相赐死。当时于敏中患有小病，请假在家休息，乾隆皇帝派人送来人参等补品的同时，还有意赐了一床陀罗经被。陀罗经被又作陀罗尼经被，以白绫制成，上印藏文佛经，字作金色。在清朝时，只有王公重臣薨时皇帝才会赐此被。于敏中何等聪明，当即“悟旨”，知道皇帝希望他死，于是主动饮鸩身亡。乾隆皇帝赐病中的于敏中以陀罗经被确有实事，再联系当时朝中的局势，这种说法推断起来不无道理。当时和珅资历尚浅，于敏中掌军机首辅之位，权力极大，而当年乾隆皇帝正要南巡，大概不放心留于敏中在朝中，于是有意赐死，以绝后患。于敏中死后，乾隆皇帝还是做足了面子上的事，赐谥“文襄”，隆重祭葬，让他入祀贤良祠，还写诗痛悼说：“遗疏不堪视，挽词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事隔不久，于敏中之孙于德裕突然到官府控告堂叔于时和侵吞了祖父在京的资产，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结果调查之下，发现于敏中在京城和原籍江苏均留有巨额资产，值银二百万两。乾隆皇帝震惊之下，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军，于敏中遗赀中只留了三万余两白银给于德裕，其余全部充公。不过对于已经死去的于敏中，乾隆皇帝特意谕示要保全他的名节，不必再追究生前之罪。一直到后来甘肃捐监冒赈案败露，王亶望供认曾向于敏中大行贿赂之事，这才惹怒了乾隆皇帝，削夺于敏中子孙的世职。后来又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
正苦思无策之时，王亮侯疾奔进来，嚷道：“有消息了！新一任的陕甘总督是李侍尧！”王廷赞大为意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侍尧？”
难怪王廷赞感到震惊了，这李侍尧因为犯了贪污罪，被判“斩监候”，正在刑部坐牢。李侍尧本人出身名门，颇有来头，其四世祖李永放为清朝开国元勋，娶努尔哈赤孙女，称“抚顺额驸”。他本人“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如此精明干练、才略出众的人物，自然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先后被委任两广、湖广、云贵总督。
此人能干归能干，却也是大贪官一个。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派和珅为钦差大臣，查明了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的事实。和珅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爱惜李侍尧才干，有意网开一面，故意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安徽巡抚闵鹗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说：“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皇帝遂顺水推舟，施予特恩，改判李侍尧为斩监候，不过也是监而不斩，只将他家产籍没，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结果离他被定罪不到几个月时间，便被选中代理陕甘总督，东山再起，重登封疆大吏的位子，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其人的器重。
确认了李侍尧确实就是新任署理陕甘总督后，王廷赞倒感到希望来临了，因为李侍尧从来就不是什么清官，也许完全可以用当年王亶望拉勒尔谨下水的方法，如法炮制地拉李侍尧下水。不料刚刚将这意思一说出来，王亮侯立即连连摇头道：“藩台大人万万不可如此！他李侍尧当然不是清官，不过，我们却绝对没有办法拉他下水。”王廷赞奇道：“为什么？”王亮侯道：“大人想想看，李侍尧本来是被判了死罪的，现在皇上格外开恩，让他来代理陕甘总督，他心中感激圣恩，必然倾尽全力办事，以求将功赎罪。以他的性格和手段，一旦发现了蛛丝马迹，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最后还要巴不得我们这些人个个人头落地，这样方显得他办事精明。”
王廷赞恍然大悟，暗骂自己糊涂，见识尚且不如一个长随。他想了想，又征询地问道：“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王亮侯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李侍尧来代理陕甘总督，且无法为大人所用，大人当然就要去找李侍尧的仇家来帮忙了。大人想想看，如今普天之下，李侍尧最痛恨的人是谁？”王廷赞眼睛一亮：“是和珅。”
和珅此时眷宠正隆，之前将云贵总督李侍尧拉下马，就连李侍尧在京师中最豪华的一处宅邸也被乾隆皇帝赏赐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邸，二人由此结下了不解深仇。但和珅刚刚吃了一场败仗，又被阿桂挫了风头，实在没有颜面在甘肃多留。刚好乾隆皇帝让他护驾热河，正要顺势打道回京之际，王廷赞的使者王亮侯携带大批礼物到了。寥寥几句交谈，精明的和珅便明白了其中的究竟。对于这送上门来的大礼，他当然没有理由拒绝，还欣然表示愿意为王廷赞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之后，和珅携带着王廷赞奉送的大批礼物返回京城，王廷赞则按照和珅的指点，一面将账簿改头换面，尽量减少破绽，一面主动上奏朝廷说：“臣历官甘肃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开恩，不次擢用，荐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报……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以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当时，清廷为了平定苏四十三，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清兵驰赴甘肃，数万大军会聚兰州，军费兵饷一时间就成了大问题。和珅给王廷赞出的主意，就是让他赶紧主动捐出一些钱来，资兵饷，赈贫民，博取名声，以掩人耳目。
然而，急于摆脱困境的王廷赞实在是太急于求成，太急于邀功了，一下子就捐出了四万两白银，殊不知这样反而自曝其短。清承明制，官员俸禄微薄，一品大员一年俸银仅有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布政使为从二品，一年的年薪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就算加上养廉银，也决计不超过万两。王廷赞当上布政使不到四年，要支付历年办公、家用开支，已经是不小的数目，却能一下子拿出四万两银子来充军饷，家道如此充裕，实在令人起疑。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赞请资兵饷的奏折后，表面上嘉奖王廷赞忠心可嘉，但心中却已经开始犯嘀咕。不过此时，他还没有马上想到这四万两银子会与甘肃捐监有关。
［清朝官员俸禄低微，导致了大小官吏普遍贪污受贿的状况。雍正皇帝即位后，为了根治日益败坏的吏治，建立了“养廉银”制度，即对各级官吏实行“低俸禄，高养廉”的政策，在俸禄外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以使“各官俱有养廉足资”，希图以此来杜绝贪污。养廉银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多出数十倍甚至百数十倍。据《大清会典》所载：地方官员中，总督养廉银一般为一万三千两到两万两，巡抚为一万到一万五千两，布政使为五千到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到八千两，道员为一千五百到六千两，知府为八百到四千两，知县为四百到两千两。］
恰好在这个时候，和珅回到了京城。他担心被乾隆皇帝切责迁延误事、贻误军机，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寻找借口。他当然不敢再说是海兰察、额森特等勇将的责任，于是改口说一进甘肃就大雨连绵，势甚霶霈，连绵不止，道路泥泞，导致大军难行、战事不利。与和珅不谋而合的是，大学士阿桂也因为怕被冠上“师久无功、难辞其咎”的帽子，从前线上奏折诉苦，说甘肃当地“大雨竟夜”。乾隆皇帝何等精明之人，一下子就想到过去几年甘肃年年上报旱灾、申请用捐监粮赈灾，为什么单单今年多雨水？再看看甘肃近来发生的事情：陕甘总督勒尔谨管门家人曹禄房中即抄出两万两白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捐银四万两做军饷，这些银子肯定不是正常渠道得来的。而就在不久前，浙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王亶望主动献银五十万两，充修建海塘公费。因为王亶望刚刚被人参过，如此巨大数目的银两，如果得自浙江巡抚任上，必然早被人揭发了，只有一种可能，这五十万两白银来自王亶望的甘肃布政使任上。三事联系起来，乾隆皇帝终于开始疑心甘肃捐监一事定有重大弊端。
在乾隆皇帝对甘肃捐监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经因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号称中国历史上最能花钱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挥霍，喜欢讲排场，为了讨好乾隆，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张灯结彩，备极方物。其奢侈程度，就连乾隆皇帝看了后也觉得实在过分，特意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点缀灯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说我巡视地方是为了来了解风俗，不是来游览观赏的，但却因此而添建房屋，点缀彩灯，如此繁华的装饰，这是我实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见到皇帝斥责，急忙说这是嘉兴知府陈虞盛所为，陈虞盛为此被免职。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节俭，他表面上训斥告诫了王亶望，内心其实很高兴，以王母邓氏年逾八旬为由，下谕赏赐御书匾额及大缎二匹、貂皮四张。不巧的是，邓氏刚好在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制度，王亶望该回家乡山西丁母忧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离开浙江巡抚的肥差，于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请求治丧百日后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准，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职，浙江巡抚改由李质颖担任。不久，李质颖与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见不一，李质颖便上书弹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让妻、子还乡奔母丧，同时还揭发了王亶望办理海船事务时大肆收受商人贿赂并接受他人馈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后甚为重视，派大学士阿桂等人调查。王亶望当然矢口否认，而李质颖拿不出真凭实据，承认所奏不过是得自传闻。于是，乾隆皇帝对此案最后的结论是“王亶望尚无情弊”，不过是李质颖与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质颖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抚改由闽浙总督陈辉祖兼任。显然，此时此刻，乾隆皇帝还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发现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兴知府陈虞盛贪纵不法、虚报经费的情况，立即上疏揭发。因为王亶望任浙江巡抚时，王燧、陈虞盛均为其亲信，乾隆皇帝敏锐地意识到王亶望也脱离不了干系，下令逮捕王燧严审，尤其要查清王亶望与王燧有无“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后十分恐慌，急忙自请罚银五十万两，充做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皇帝答应了王亶望所认罚银，但对如此巨额银两的来源十分怀疑，密令阿桂严加查访。阿桂自然想不到这些银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贪污的赃款，只在浙江调查，因而查来查去，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发生了回民苏四十三的起义，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视线立即转向了甘肃，王亶望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只是这位能事之藩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甘肃连日的大雨以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捐四万两白银做军饷将会将他连带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绽后，立即传谕当时正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暗中调查甘肃捐监一事，据实汇报。阿桂和李侍尧很快就查出了甘肃捐监从一开始就是改收粮为折色收银的事实。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得知后，感觉长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见甘肃捐监即将出大案，便抢先向乾隆皇帝奏称说：“王廷赞莅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计充裕，即使再加捐数倍，亦属从容。”意思是说，王廷赞担任甘肃布政使有几年了，别说捐四万两军饷，就是再多几倍，也能轻松拿出来。此话十分阴险，前面提到过，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四万两白银已经是巨额钱财，和珅的潜台词自然就是王廷赞有偏门捞快钱。乾隆皇帝听了，竟然没有凛然发作，而是一面派人到甘肃召王廷赞到行在热河晋见，再命阿桂和李侍尧务必严查甘肃捐监一案；另一方面，又命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时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时，因甘肃回民起义被革职的前任陕甘总督勒尔谨已经被押解到京师，留守京师的大学士英廉奉旨提讯甘肃收捐监粮一事。不料勒尔谨早有一套说辞，称：“我最初奏请恢复捐监粮时，并无折色收银一事。后来风闻有折色之说，也问过当时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称并无其事，于是我信以为真，没有再过问。一直到王廷赞继任，发现了问题，才告诉我王亶望在任时一直是私收折色。后来大家公议继续折色收银，每名监生收银五十五两。我也担心各州县不将捐银拿去买粮，王廷赞提议交给兰州府专办，我也同意这样做。这样，这笔款项即从首府（兰州府是甘肃首府）分发，各州县并不解交经手。”虽然勒尔谨的供词极力为自己开脱，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改收捐粮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内开始的，后来冒赈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说甘肃兰州这边，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庄晋见的谕令后，已经意识到此行凶险难料，但圣意难违，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赞也不是没有丝毫行动，而是飞快写了一封机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紧急送往位于关外盛京（即沈阳）的源有通号帽铺，这才开始准备启程。
前往热河，必须要经过北京。在到达北京后的当夜，王廷赞不带随从，一个人秘密赶去一家客栈与一个名叫王诲之的人见面。王诲之就是源有通号帽铺的老掌柜，接到王廷赞的密信后，便率领何万有、张谦益、王汝辑、孙士基、曹国林五名伙计（清代“伙计”意思很广，包括合伙人、经营者等）火速从盛京赶来北京，已经恭候多时了。王廷赞身为朝廷大员，怎么会与这些普通商人扯上关系呢？
原来，王廷赞不但与王诲之有联宗之谊，本人还是源有通号的大股东，王诲之是应王廷赞之请，任掌柜经营源有通号帽铺。而何万有等五人也并非普通的雇佣伙计，均是王廷赞心腹王亮侯的临榆（今河北秦皇岛）同乡，由王亮侯引荐，成为王廷赞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个人在房中商议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时，王廷赞才从房中出来，独自离开。
外面，东方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王廷赞凝视着，忍不住长叹了一声。此时，他已经知道跟随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后即不告而别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赞终于到达热河，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立即遵旨讯问。王廷赞的供词与勒尔谨如出一辙：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内开始，他到任后发现收银不合体制，立即下令停止收银，重新按收粮处理，但之后一直无人报捐，无奈之下，只得依旧延续前任的做法。至于每名监生收银五十五两，则是因为考虑到各州县办理捐银数多寡不齐，又担心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发生，有个统一规定的数额而已。甘肃粮价比较便宜，此数足敷定额。而之所以要将办理捐银交给兰州府专办，是因为其他各省到甘肃捐监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兰州，改归首府更方便报捐。兰州府统一收捐后，会将收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再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赞的供词后，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实录》）特意于六月初十下谕驳斥王廷赞供词，大意是说：甘肃收纳监粮，原本是为了仓储赈济的目的，理当收取本色粮食，怎么能公然定数私收折色，而且此等严重违反朝廷例禁之事从无一字奏闻？如果说甘肃粮价便宜，五十五两银买的粮食已符定额，那么当地必然是收成丰稔，粮源充足，怎么还需要每年赈济呢？如果赈灾是实情，粮食必定昂贵，五十五两银子又怎么能买足所定的粮数？这两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谕诘问得十分透彻而高明，王廷赞再也无法掩饰回辩。他本来还寄转机于接受过他贿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甚至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威胁要对他用刑。王廷赞心头又恨又气，但却不敢揭发出和珅受己贿赂一事，一来于事无补，二来心中总还存了一丝侥幸，盼望和珅在最后关头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时间，闽浙总督陈辉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财物，但审问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即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说，他在办捐过程中，确实听说过有捐监改收粮为收银一事，但这是其下属私自所为，他曾经就此事责备过下属，但后来考虑到收银后可以补购粮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认冒赈贪污，而且将改收折色的责任全部推到其属员身上。他还特意强调他的本意在于捐多粮多，至于分肥入己之情弊绝对没有。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时为甘肃环县知县，也牵涉进甘肃冒赈案，因而陈辉祖本人也有心庇护，决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辞说要等朝廷钦差工部侍郎杨魁到后，再一起严审王亶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