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全集.com》第23/35页
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只见他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萎缩着身子，已经无法站立。差弁们急忙就近取下一块门板，将马新贻抬进江宁府衙门救治。
两江总督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竟然于众目睽睽下遇刺，这在清朝开国二百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此事一经发生，立时风传四方，朝野震惊，举国瞩目。人们最好奇的是，刺客张文祥到底是何方神圣，从何而来？如何刺杀了随从众多的两江总督？昔日荆轲刺秦王，穷尽心智，依旧不能得手，张文祥又是如何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一击而中？
驻扎江宁的地方官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知府孙云锦、署理藩司（布政使）孙衣言、臬司（按察使）梅启照、学政殷兆镛等即刻赶来江宁府衙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惨白，精神十分萎靡。
江宁城中最好的大夫已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召到江宁府衙，但一看马新贻的伤口深至右肋数寸，血迹模糊，人人摇头，表示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到场众官员面面相觑，除了不断用衣袖抹满头的汗外，都束手无策。
此时，马新贻尚能开口说话，他先是当众口授遗疏，由儿子马毓桢（马新贻无子，以四弟马新祐之子马毓桢为子）代为书写，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遗疏内容如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微臣猝被重伤，命在顷刻，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安徽。到省后迭任繁剧，至咸丰三年以后，军书旁午。臣在营防剿，随同前漕督臣袁甲三等克复凤阳、庐州等城，驰驱军旅，几及十年。同治元年苦守蒙城，仰托国家威福转危为安。旋蒙文宗显皇帝及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洊擢至浙江巡抚，升授浙闽总督。同治七年六月，恭请陛见，跪聆圣训。出都后，行抵济宁即蒙恩命调任两江总督，九月到任。两江地大物博，庶政殷繁。江宁克复后，经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实心整理，臣适承其后，谨守成规，而遇事变通，总以宣布皇仁休养生息为主。本年来旸雨幸尚调匀，民物渐臻丰阜。臣寸衷寅畏，倍矢小心，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不敢稍逾尺寸，时时以才智短浅，不克胜任为惧。
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迭奉谕旨，垂询各海口防守事宜。臣一闻外人要挟情形，愤懑之余继以焦急，自顾身膺疆寄，苟能分一分之忧，庶几尽一分之职。两月来，调派水陆各营并与江皖楚西各抚臣，及长江提臣密速妥商。所有公牍信函皆手自披答，虽至更深漏尽不敢假手书记。稍尽愚拙之分，弥懔缜密之箴。所有水陆布置事宜，甫于本月二十五日详析密陈在案。二十六日遵照奏定章程，于卯刻亲赴署右箭道校阅武牟月课，巳刻阅竣，由署内后院旁门回署。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受伤极重。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拿获，发交府县严行审讯。一面延医看视，伤痕正中要害，臣昏晕数次，心尚明白，自问万无生理。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
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叁、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能放心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他的弟弟奕?，第二个便是曾国藩。要说不放心的程度，〖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电子书〗曾国藩尚排在奕?之上。可是皇帝现在却要倚靠一个他最不能放心的人来挽救清朝统治，这实在是历史绝大的讽刺。
咸丰十年（1860），在御前大臣肃顺（清朝宗室，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的倾力推荐下，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从此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将这座中外驰名、精美绝伦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的命运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最美好的东西，却被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在战乱岁月，中国的人和物的命运常常如此。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国强盗们将圆明园烧成残垣断壁的时候，在中原腹地两江，号称大清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却正在倾尽全力围剿太平天国。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五年。这期间，湘军已经攻破天京，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他随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去围剿捻军，由李鸿章接替他做了两江总督。不过，李鸿章两江总督的位子还没坐热，曾国藩因围剿捻军无功，被免去钦差大臣职务，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又重新回来做了两江总督。
［“捻”本为淮北方言，意为一股、一伙。捻子（又称捻党）则为明末清初兴起于淮河流域的一个秘密民间组织，后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成员主要为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盐贩、渔贩、游民等。一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称为一捻，首领称为“捻头”或是“趟主”。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也无统一纲领、旗帜等。太平天国兴起后，各地掀起反清起义高潮，河南、安徽等地的捻子也群起响应。其中以安徽亳州（今安徽亳县）捻头张乐行势力最大，并开始有“捻军”之称。各地捻军起义后，均是各自为战，很少联系。但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各捻首领开始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安徽涡阳），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声威大震，由分散渐趋统一，成为北方的抗清主力，也成为太平天国的北方屏障。咸丰七年（1857）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会师于霍邱。张乐行力排众议，率领捻军加入太平天国，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捻军将士开始蓄长发，军中也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不过，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败死，太平军皖北根据地完全丧失，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二年（1863），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军大肆围攻捻军，张乐行连战不敌，连根本之地雉河集也落入清军之手，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突围。张乐行与子张喜、义子王宛儿藏匿于乡民李勤邦家，结果被李勤邦祖侄李家英出卖，被清兵俘获后凌迟处死。捻军将领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捻军余部在河南南部与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合后，奉赖文光为新的领袖。赖文光随即将捻军按太平军军制进行大规模整编，改建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新军。同治四年（1865），赖文光率捻军一举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僧格林沁本人逃入麦田之中，结果被十三岁的捻童张皮绠搜到，一刀刺死。僧格林沁一直是清廷倚重的猛将重臣，他的败亡对清朝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清朝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国藩采取挖壕设防、坚壁清野之策，力图围困捻军。捻军首领赖文光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主力分为两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蕴泰等率东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张乐行侄）、怀王邱远才等率西捻军进军陕、甘地区，与西北回民起义军联络。自此，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互相配合作战，曾国藩也因为剿捻无功被撤换。同治六年（1867），东捻军经过赣榆、寿光两次大战，主力损失殆尽。当年十二月初八，遵王赖文光抢渡六塘河，率两千余人突破重围，沿运河东岸南下多次，力图渡过运河，均遭挫败。不久，赖文光在扬州瓦窑铺因坐骑为清军击毙而被俘，被押到扬州处死。东捻军失败。起初，西捻军得知东捻军被围消息后，立即东进救援，计划直接进攻北京，以吸引清军主力，解东捻军之围。并于同治六年（1867）一月二十二日突破了清军的黄河防线，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同治七年（1868）一月，西捻军直逼北京西南卢沟桥，京师大震。清廷急命恭亲王奕?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又命钦差大臣左宗棠总统直隶境内各路清军防堵西捻军。西捻军因孤军深入，陷入清军重围，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最终被围困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六月二十八日平南镇一战，西捻军全军覆没，仅梁王张宗禹率十八骑冲出重围，不知所终。至此，长达十六年、纵横八省的捻军起义失败。］
众所周知，湘军因曾国藩而崛起，之后湖南名人层出不穷，湖南一省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甚至出现了“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说法，成为晚清历史上显赫的一页。
从在朝廷中的势力而言，湘军最盛之时，湘军将领担任“总督、巡抚，其他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同治初期，八大总督之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十五人，位至巡抚者十四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计其数。湘军将领及其幕僚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宾、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锦棠、刘坤一、杨昌濬、李续宜都是从湘军中成长起来的大名鼎鼎的人才。而重臣中与湘军有很深渊源的也不在少数，知名者如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其中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又创立了淮军，淮军一系陆续产生了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刘秉璋、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丁日昌、周馥等名将，势力更盛。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军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从人才而言，曾国藩幕下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天下人听说曾国藩礼贤下士，跟随他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于是争相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这其中，除了文学之士外，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等。同治二年（1863），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如实记录了所看到的景象：“当时各处军官（应为官员，原文为officials）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西学东渐记》）周遭兵祸，唯安庆一隅人才济济，以容闳之见多识广，对此尚感到惊异和赞叹，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幕府是何等恢张，隐隐然有成为天下重地之意。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安徽安庆人，迁居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少年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后迁香港）学习。道光二十七年（1847）初赴美留学，进入麻省芒松学校学习。与其同行的有黄宽等人。三年后，黄宽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赴欧美学习西医之人。容闳则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不久后回国，先后担任香港英府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英商丝茶公司书记等职务。容闳一度对太平天国持支持态度，曾于咸丰十年（1860）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当时主持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新政建议。但这一趟容闳也看出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不敢相信其能成大事，因此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任职。同治二年（1863），容闳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从此投身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容闳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条陈，其中有一条便是选派青少年出洋留学。李鸿章很赞同容闳的建议，也一再上奏。恭亲王奕?更有远见，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留学的主张，力主选送十六岁以下少年。当时中国人还是老观点，认为外国是“蛮夷之邦”，而且报名留学者要由父母写下保证书，申明子女在外生死由命，所以家庭均不愿意将自家孩子送出去留学。同治十一年（1872），容闳、陈兰彬率领好不容易凑齐的三十名少年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这其中就有詹天佑、梁敦彦、黄开甲。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为止，前后派出四批少年留学生，共一百二十名。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少年到达美国时，围观者云集。有美国人见到他们脑后的辫子，大喊“中国女孩子”。自此，少年以留辫子为耻。后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任留学生监督，到美国后发现留美少年穿洋装、入西教，甚至剪发辫，且不向他跪拜，勃然大怒，立即上奏朝廷说少年书没读好，倒沾染了不少恶习，请求撤回留学少年。恭亲王奕?最终决定召回了留学生。近代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的尝试遂告失败。容闳回国后，发现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对洋务派的无所作为深感失望之下，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失败后被清廷通缉，不得不逃出了北京。容闳强国的梦想并未就此熄灭，于辗转流亡中，又开始支持孙中山进行的革命活动。民国元年（1912）一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月即病逝于美国。从容闳坎坷的一生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屈辱的晚清时期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中国人报国无门的痛苦和悲愤。他总是在希望中失望，又在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希望却总是再一次地破灭，如此反反复复，最终还是壮志难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