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全集.com》第29/43页
胡适静听他说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胡适。他只能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胡适听后，忍不住告诉他：他实在不知道中国这20年中的科学工作。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谈到读经的问题，胡适说他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所以他打算在中山大学讲讲“怎样读经”，和年轻人谈谈研究古经典的方法。这时，陈济棠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
既然不能演讲，胡适只好游览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游览了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胡适盛赞康奈尔大学校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认为“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于中山陵的图案”。
在路上，胡适对友人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我不演讲，影响反大得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的最大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陈伯南不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玩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长庚”机离开广州，飞往广西梧州。
荒诞迷信
陈济棠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言听计从。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陈济棠既好风水，一时间广东形成“看风水热”。著名术士翁半玄，到广东防城县八宝顶（陈济棠故乡）看风水后说：“陈家这口风水在葬后100年，发出广东第一人，陈老总有今日地位，正是这风水的缘故。”这话传到陈济棠那里，他重赏翁半玄，并聘翁为“大术士”。翁半玄为陈济棠看相，说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动甚似“狮毑形”。又说，八宝顶的陈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访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古老相传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香港脱险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