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三百年全集》第8/9页
匈奴得知车师再次臣服于汉后大怒，命车师王遣太子军宿入匈奴作为人质，军宿不愿入质于匈奴，逃归其外祖父家焉耆，车师王于是改立乌贵为太子。乌贵继承王位后，与匈奴联姻，又倒向匈奴。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率士卒屯田于渠犁，垦荒积谷，准备进攻车师。第二年秋收之后，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西域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围攻车师，车师王乌贵请求归附。匈奴得知车师降汉，发兵攻击，但被郑吉与司马熹击退。郑吉留下少许士卒守护车师王，自率大军回渠犁田所。车师王唯恐匈奴复来被杀，弃国逃至乌孙，匈奴遂立车师王弟兜莫为王。兜莫不敢再居车师故地，于是率领残余部众迁徙至博格多山北麓，设王治于务涂谷(今新疆奇台西南，车师后国王治)；郑吉则发兵三百人于车师故地屯田，充实其地。在四夺车师中，车师分裂为前后二国(或称前后二部)。
自从地节三年，郑吉派遣三百士卒在车师故地屯田之后，匈奴不甘心失去土地肥沃的车师故地，虚闾权渠单于与众大臣发誓要重新夺回车师，于是数发精锐骑兵袭击屯田于车师的汉军。围绕着车师，汉匈展开了最为激烈的争夺。元康元年(前65年)，匈奴遣左、右奥鞑王及左大将军击车师交河城，但未能攻下。就在车师纷争之时，位于南道的莎车(王治今新疆莎车)又挑起事端。原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徵杀死汉朝所立的莎车王、乌孙公主(即解忧公主)子万年，并杀汉使奚充国等人，扬言匈奴已攻陷车师，北道诸国皆属匈奴，发兵攻劫南道，与南道诸国歃盟叛汉，南道从鄯善以西皆不通。此时郑吉、司马熹正在北道与匈奴争夺车师，对南道莎车等国的叛乱则鞭长莫及。一时间南北二道俱乱，形势极为严峻。此时卫候冯奉世正护送大宛使者从南道归国，被阻于鄯善伊循城(今新疆若羌东北)，遂与副使严昌商议，矫制发西域诸国兵，果断西下平叛，攻陷莎车城(今新疆莎车)，莎车王自杀，诸国悉平，汉朝重新控制了南道。南道虽然平定，北道车师局势依旧紧张。元康二年五月，郑吉率渠犁田卒一千五百余人往救车师，结果被匈奴围于交河城。郑吉上书求救，请朝廷增派士卒援助。丞相魏相认为出兵车师道路遥远，耗费太大，建议暂罢车师屯田。宣帝采纳其议，命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解车师之围，迎郑吉及其士卒还渠犁，并尽迁车师国民，立原车师太子军宿为车师王，放弃车师故地予匈奴。后郑吉被任命为卫司马，专护鄯善以西的南道。在五夺车师中，车师重新被匈奴控制。
匈奴虽然重新夺取车师，控制了北道，可是这一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神爵二年(前60年，一说为三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夺取单于之位，即握衍朐鞮单于，致使匈奴内部权力之争更加激化。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单于争权结怨，遂率其部众数万骑降汉，骑都尉郑吉发兵迎之。日逐王的辖区在匈奴右部的南缘，与西域连界，统领西域的僮仆都尉即由日逐王所派。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僮仆都尉从此罢废，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彻底瓦解，汉军兵不血刃，重占车师。郑吉因发兵迎降日逐王，破车师，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与鄯善以西南道，故称为“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西域都护(或作都护西域)之设自郑吉始，从此朝廷政令班行于西域。
自从武帝初年张骞始通西域，至宣帝神爵年间，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七十多年，最终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
三、汉与乌孙合击匈奴
西汉时期，在天山北麓的伊犁河上游与伊塞克湖一带的绿洲之中，曾经活跃着一支既与匈奴结为盟友，又与汉朝和亲；因得到匈奴的支持而复国，后又与匈奴反目相攻的游牧民族——乌孙。
如果不是汉匈战争的全面爆发，关于乌孙早期坎坷的迁徙历史，恐怕很难引起远在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关注；而游牧于天山脚下、河湖之畔的乌孙人也不知晓在她的东方还有一个强盛的汉朝。可是，随着武帝时期汉匈在西域的争夺日趋激烈，乌孙作为西域的一个强国，往日平静的游牧生活被纷至沓来的汉匈使者的马蹄之声所打破，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汉匈战争的巨大旋涡之中，成为汉朝与匈奴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建元三年，张骞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被匈奴人扣押十余年。在留居匈奴期间，张骞对于乌孙的早期历史有所了解。据《汉书?张骞传》的记载，约在西汉初期，乌孙人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与月氏人为邻。月氏后来攻夺乌孙之地，杀死乌孙王难兜靡，乌孙王族与百姓逃入匈奴避难。此时难兜靡的儿子昆莫(即猎骄靡)尚在襁褓之中，由傅父(保护与抚养人)布就翕侯(布就为名字，翕侯为官号)抱归匈奴。昆莫既壮，怨恨月氏人攻杀其父，遂向老上单于请求率其父旧部寻月氏人报仇雪恨。这时月氏人已被匈奴攻破西迁，驱逐游牧于伊犁河上游的塞人，占据其地。在老上单于的支持下，昆莫率乌孙人西攻月氏，迫使月氏再度西迁至今阿富汗北部。昆莫占据伊犁河上游之后，遂定居下来，建都于赤谷城，势力逐渐强盛。老上单于死后，昆莫趁机自立，不肯再臣服于匈奴。于是匈奴数次遣奇兵袭击乌孙，均被击败，以为昆莫有神灵相助，遂不再出兵攻击。经过昆莫多年的经营之后，乌孙俨然成为西域的一个强国。
元狩四年，漠北大决战之后，匈奴远循于漠北，武帝采纳张骞的建议，准备招乌孙返回敦煌、祁连之间故地，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然而乌孙在此地定居已久，不愿重返故地，而且此时又因立王位继承人间题发生讧乱，昆莫猎骄靡年老不能自主，所以仅遣使数十人随张骞入朝答谢，同时窥探汉朝的虚实。
匈奴闻知乌孙遣使赴汉报聘后大怒，欲兴师问罪。乌孙昆莫恐怕遭受匈奴的袭击，再次遣使入朝，贡献名马，表示愿意娶汉公主为妻，与汉朝和亲。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厚赠奁资，远嫁乌孙。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同时又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细君至乌孙后别居一宫，不能经常与昆莫相会，而且语言又不通，因此忧伤思乡，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武帝闻而怜之，常遣使者携带礼物前往乌孙安抚。昆莫因年老，命其继承人长孙岑陬军须靡(岑陬是官号)娶细君为妻。细君不愿，上书求归。武帝为与乌孙共击匈奴，敕令细君遵从乌孙习俗改嫁岑陬，生一女儿。昆莫死后，岑陬继位。细君不久病死，武帝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为公主，嫁与岑陬为妻。岑陬早卒，临终时忧虑自己与胡妇所生子泥靡年幼，遂传位于叔父之子翁归靡，约定翁归靡死后复传位于泥靡。翁归靡继位后，娶解忧公主为妻，生三男二女。
武帝连续遣细君、解忧公主与乌孙昆莫和亲，意图断绝匈奴“右臂”，至昭帝时期已经发生了作用，乌孙与汉朝的关系逐渐密切。匈奴壶衍鞮单于见昔日的盟友竟然也倒向汉朝一边，对乌孙恨之入骨，不仅连续在汉朝北部边境制造事端，而且又与车师数次入侵乌孙，欲以武力威胁乌孙与汉朝断绝关系。解忧公主上书求救，就在汉公卿商议未决之时，昭帝病故，朝廷一时无暇出兵援助。匈奴见汉朝没有出兵，侵掠气焰更加嚣张，出动大兵攻取乌孙的车延、恶师地，掳掠百姓牲畜，遣使至乌孙强索解忧公主。宣帝即位后，解忧公主与翁归靡俱上书求救，恳请朝廷怜悯公主，出兵救助；表示乌孙愿出精兵五万，与汉军共攻匈奴。本始二年(前72年)秋，宣帝应乌孙之请，调集十五多万大军，发动了西汉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
按照汉军的作战方针，祁连将军田广明将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将三万余骑出云中，蒲类将军赵充国将三万余骑出酒泉，虎牙将军田顺将三万余骑出五原；另遣校尉常惠使持节监护乌孙兵，与翁归靡率乌孙五万骑西击匈奴。本始三年春，汉五路大军出塞，北击匈奴。匈奴听说汉军即将大出的消息后，老幼奔走，驱赶牲畜远避于漠北。五将军出塞之后，远者二千余里，近者八百余里，均没有与匈奴主力部队相遇，斩首俘获自千余级至十余级不等。五月，五路汉军陆续返回塞内。五路汉军虽然没有取得显赫的战果，但在声势上震慑了匈奴，在东线牵制匈奴主力，为乌孙在西线的顺利出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常惠的监护下，昆弥翁归靡率乌孙五万骑兵从西方进入匈奴，袭击右谷蠡王的王庭，大获全胜，斩首俘获单于父辈及嫂、居次(匈奴公主)、名王(诸部王)、犁汀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多人，牲畜七十多万头。匈奴从此势力大衰，愈加怨恨乌孙。
同年冬天，壶衍鞮单于亲率数万骑兵袭击乌孙，试图报仇，虽然掳掠乌孙一些老弱之民，但在还军的途中又遭受大雪严寒的袭击，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就在匈奴内外交困之际，丁令攻其北，乌桓攻其东，乌孙攻其西，匈奴三面受敌，又损失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再加之连年饥荒，匈奴人口锐减，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属部纷纷瓦解，内部争权斗争也日益激化，迫使匈奴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汉和亲问题。
乌孙在汉朝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平安渡过困境，而且又大败匈奴，掳获大批人口牲畜，昆弥翁归靡因此对汉廷感恩戴德，于元康二年(前64年)上书，表示愿立与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子元贵靡为继嗣，请汉再遣公主与元贵靡结亲，宣称将叛绝匈奴。宣帝应翁归靡之请，以解忧公主侄女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从百余人，居上林苑中学乌孙语。相夫远嫁之日，宣帝亲临平乐观送行，命长罗侯常惠护送至乌孙。相夫一行至敦煌时，翁归靡病死，乌孙贵族违背翁归靡与汉朝之约，遵从岑陬遗约，拥立泥靡为昆弥。这一突发事变，打乱了汉廷精心的布署，宣帝因此召回相夫。泥靡复娶解忧公主为妻，又生一子。甘露元年(前53年)，翁归靡胡妇所生子乌就屠起兵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因害怕汉朝兴师问罪，所以奉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汉廷复遣常惠率三校尉驻赤谷城，为二昆弥分划人民地界。从此乌孙昆弥一直有大小之分，大昆弥亲汉，小昆弥亲匈奴，二昆弥争斗不止。汉朝为调整二昆弥的关系，费尽了心机，谨慎地维系着与乌孙的友好关系。
四、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沉睡多年的阳关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一行三十六位骑士，在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武将率领下穿关而过，迎着扑面而来的黄沙，踏着坚硬的沙砾，朝西方绝尘而去。为首的这位中年武将，就是以重新沟通西域而永垂青史的东汉名将——班超。
班超，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世家。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均是一代博学高才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署名班固的著名史书《汉书》，实际上是始创于班彪，集大成于班固，补璧于班昭，集三班之力而完成的。在父兄的熏陶下，班超从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研汉史，对于匈奴、西域的历史尤感兴趣，思绪常常驰骋于大漠荒野之上，萦回于金戈铁马之中。永平五年(62年)，班固赴京城任职，班超与母亲随之迁居洛阳。在达官贵人聚居之地，为帮助职微俸薄的哥哥养家，班超终日忙忙碌碌，伏案抄写那些枯躁乏味的官府公文。终于有一日，班超再也按捺不住，愤然投笔于地，感叹道：“大丈夫即使没有别的志向，也应当效法傅介子、张骞，立功于绝域，万里取封侯，怎么能在笔砚之间消磨时光!”
永平十六年春二月，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酒泉击北匈奴，班超毅然从军，被任命为假司马，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西域生涯。在此次战役中，班超自将一支偏师，攻击伊吾城(今新疆哈密西)，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多有斩获。窦固非常欣赏班超的军事才能，于是命令他出使西域，从而揭开了东汉王朝重新经营西域的序幕。
自从宣帝神爵年间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以来，在历任都护的治理之下，西域诸国大体上平安相处，渡过了六七十年的安定时期；匈奴自从呼韩邪单于归附朝廷后，北境也是一番太平景象。然而到了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外戚王莽执政，朝廷对西域及匈奴的控制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元始二年(2年)，车师后王姑句与来去胡王唐兜因不满戊己校尉与都护的欺辱，率部众逃入匈奴，即是西域将发生动乱的信号。王莽不仅没有及时安抚诸国，反而遣使至匈奴强索二人，会集诸国国王，当众杀之，激起西域诸国的愤怒。王莽代汉建新后，任意“贬易王侯”，西域诸国愈加瓦解。始建国五年(13年)，焉耆(王治今新疆焉耆西南)率先起兵，攻杀都护但钦，继而又在各国支持下，大败继任都护李崇。李崇率残部退守龟兹(王治今新疆库车)，数年而死，西域从此断绝与中原的联系。其后西域诸国自相攻击，匈奴也乘机而入，役使西域诸国，莎车王贤也联系邻近诸国抗击匈奴。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贡献，俱言诸国苦于匈奴重敛，皆愿属汉，恳请复置都护。这是东汉时西域与中原的首次交往。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无力西顾，因此拒绝所请。公元45年，车师后国等十八国皆遣侍子入汉，再次请求内属，光武帝厚礼遣回诸国侍子，但仍然拒派都护。三年之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南下附汉，北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企图控制西域，作为侵扰中原的基地。至明帝永平时(58～75年)，北匈奴利用西域诸国的争斗，坐收渔利，最终完全控制了西域，数次胁迫西域诸国攻掠河西地区，以致河西一带城门昼夜皆闭。东汉政府为了保障西北地区的安全，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西域的问题。在公元73年窦固击北匈奴的战役中，汉军占领伊吾，并设置宜禾都尉，驻兵屯守。伊吾是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咽喉要道，汉军控制了伊吾，从而揭开了汉匈再夺西域的序幕。班超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方略而出使西域的。
班超重新经营西域是从距离匈奴较远，控制比较薄弱的南道诸国着手的。当时，位于南道东端的鄯善与中西部的于阗号称南道二大国，控制了鄯善与于阗，就可以稳定住南道诸国，乃至整个西域的形势。因此，班超一行首先到达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鄯善。鄯善王广得知汉军新破北匈奴，慑于汉朝兵威，所以对班超等人热情款待。但是数日之后，鄯善王广的态度忽然怠慢起来。班超立刻察觉出这一变化，准确地判断出匈奴的使者已经到来，虽然鄯善王正动摇于汉匈之间，尚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但局势对于汉使已经非常不利。于是班超设法从鄯善侍者的口中探问出匈奴使者的住处，召集随从三十六人商议，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激励众人。于是在夜色掩护下，班超率众人奔赴三十多里外的匈奴使团的营地，顺风放火，鸣鼓大呼，匈奴人在睡梦之中被惊醒，顿时乱作一团，班超与众人守住营门，将逃出火海的三十余人杀死，其余近百人都被烧死。天明之后，鄯善王广得知消息，震恐惊愕不已，在班超宽慰劝说之下，终于同意归附，遣王子入汉为质。
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明帝下诏褒扬，擢升为司马，命其继续出使于阗。窦固欲多遣士卒以壮声势，班超婉言谢绝，仍率三十六名壮士沿南道行至于阗(王治今新疆和田东北)。此时于阗王广德因新破莎车，国势强盛，雄据南道，与匈奴关系密切，匈奴亦遣使者常驻于阗镇抚。因此，广德对班超等人的到来，态度甚为冷淡，并且听信神巫之语，强索班超的乘骑，准备杀马祭神。班超佯若应允，命神巫前来取马。神巫至后，被班超杀死，送首级于广德。广德大为惶恐，又慑于班超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的显赫声威，因此杀掉匈奴派来监视的使者，归附汉朝。班超善言宽慰广德，厚赠财物，留居于阗镇抚。
南道诸国虽然归附，但北道诸国仍在匈奴的役属之下。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依恃匈奴的势力，称雄于北道，攻杀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位于南北二道西端的会合之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控制疏勒，西行之道依然不通。第二年春天(即永平十七年，74年)，班超率部下从于阗出发，由僻避小路进入疏勒境内，在距兜题所居的涅槃橐城九十余里处停下来，仅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兜题见田虑孤身一人，毫无戒心，傲慢地拒绝归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将兜题捆绑起来，左右卫士惊惧逃散。田虑挟兜题纵身上马，飞奔出城。班超见兜题被俘，立即率部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兜题罪状，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早已深恨兜题，纷纷请求班超杀之。班超认为杀之无益，不如释放以示汉朝恩德，于是遣兜题回龟兹。
就在班超招降疏勒，南道基本上被打通的同年冬天，汉军又在西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窦固、耿秉率军攻破北道的车师前、后国，重新控制北道的东端。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决定在西域重设都护和戊己二校尉，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兵于车师后国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兵于车师前国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至此，中断六十多年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重新开通。匈奴失去西域，自然不肯甘心，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兵二万进攻车师。耿恭坚守金满城，以毒箭射退匈奴骑兵后，移屯于距水源较近的疏勒城(其地不详，应在车师后国境内)。同年七月，匈奴发兵攻疏勒城，又被耿恭设计击退。十一月，焉耆、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攻陷都护府，杀死都护陈睦和汉军二千多人。此时柳中城也被匈奴围困，关宠上书求救，适逢明帝去世，朝廷议而不决，救兵久拖不至，柳中城也被匈奴攻陷。至此，汉朝在北道仅有耿恭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车师这时也叛汉，与匈奴共同围困疏勒城达数月之久，但始终不能攻克。章帝即位后，于建初元年(76年)春出兵击破车师，始解疏勒城之围，这时耿恭部下仅剩下二十六人。章帝在此役之后，不愿再用兵西域，于是罢除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刚刚恢复与中原联系的西域北道交通又告终断。
就在朝廷决定放弃西域的时候，班超与疏勒王忠正在奋力抗击来自北道的匈奴属国龟兹、姑墨的进攻，坚守槃橐城一年多。章帝考虑到西域都护已撤，班超孤掌难鸣，因此下诏征其回国。班超将奉旨回国，引起疏勒国内一片惊恐，都尉黎弁不忍见汉使离开后被龟兹吞灭，自杀而死。班超东归至于阗时，于阗的王侯竟抱住班超的马腿，坚决不肯放行。班超被西域诸国归汉的诚心所感动，也不愿意自己壮志未遂就中途而废，于是决定留在西域，并且立即拨转马头，返回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二城发生叛乱，投降龟兹，并与尉头国(位于疏勒东北)连兵。班超返回后，果断平叛，击破尉头，再定疏勒，并准备以此为基地，打通北道。
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王治今新疆于田东北)四国兵一万多人，首先进攻位于疏勒东北的姑墨。此时姑墨役属于龟兹与匈奴，邻近疏勒，对其威胁最大。班超攻破姑墨重镇石城后，解除了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随后，班超上书陈述政见，表示不须耗费中原之力，“以夷狄制夷狄”，即利用西域人统一西域。章帝赞同班超的见解，于是任命徐幹为假司马，率一千士卒前往增援。就在徐幹尚未到达之时，南道莎车以为汉廷不可能出兵，班超孤悬域外，不是龟兹的对手，于是归降龟兹，并策动疏勒都尉番辰反叛。班超前后受敌，形势再度危急。恰在此时，徐幹率军赶到，与班超合力大破番辰，第三次平定疏勒。此后，班超上书朝廷，建议遣使联络乌孙，共击龟兹。建初八年(83年)，章帝批准班超的计划，任命班超为西域长史，徐幹为司马，另派卫候李邑护乌孙使者回国，以通汉朝善意。不料李邑刚行至于阗，听说龟兹进攻疏勒，吓得不敢西进，反而上书诋毁联络乌孙的计划不可实行，诬陷班超不以国事为重，拥爱妻，抱爱子，作威于西域，乐不思归。班超为避嫌疑，送妻子回国。章帝深知班超忠心为国，颁诏切责李邑，命其仍至疏勒受班超节制。班超为了顾全大局，遣李邑归朝。这场人为的风波虽然平息，但联合乌孙的计划也被迫搁置下来。
元和元年(84年)，朝廷又派司马和恭等率八百人增援班超。在朝廷的支持下，班超决定征服莎车，确保南道的安全。班超调集疏勒与于阗兵从东西夹击莎车，然而战事进行极不顺利，莎车以重利引诱疏勒王忠反叛，班超另立疏勒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征发疏勒未反之人攻忠。半年后，康居出精兵救忠。班超遣使以重金贿赂康居王姻亲月氏王，于是月氏王劝康居王罢兵，携忠回国。疏勒叛乱虽然被平定，但莎车却始终没有被攻克。三年之后，忠一面秘密与龟兹商议，企图借龟兹之力恢复王位；一面遣使回国，诈称欲降，以试探班超的态度。班超也将计就计，佯称允许其回国。等忠一回到疏勒，即被班超杀掉。此后，班超便完全控制了疏勒的局势，再无后顾之忧，遂于章和元年(87年)再次发动征服莎车的战役。班超调集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浩浩荡荡杀奔莎车；龟兹也集合北道温宿、姑墨、尉头诸国兵五万多人来救莎车。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于是班超与于阗王商议，故意宣扬汉军将西归疏勒，于阗兵将东归回国。龟兹王果然中计，自率一万多人赴莎车之西，准备拦击汉军；温宿王将八千骑赴莎车之东，准备阻击于阗兵。二军调动之后，班超突然对莎车兵营发动猛攻，莎车军大乱，五千多人被斩首，莎车被迫投降，龟兹诸国见大势已去，各自归国。班超降服莎车，威震西域，从此南道畅通无阻。永元元年(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铭功而还。第二年五月，窦宪遣副校尉阎磐击败北匈奴于伊吾，车师前后国归降汉朝，为班超统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当班超准备趁汉军大败北匈奴之机再次打通北道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和帝永元二年(90年)，一向与汉朝关系和睦的大月氏王以班超曾拒绝其与汉朝通婚的请求为由，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逾葱岭攻班超。班超麾下将士十分惊慌，但班超却非常镇定，晓谕部下说：“月氏兵虽多，但逾越葱岭远道而来，粮食运输必然困难。只要我们储备充足的粮食，坚壁清野，不过十日，月氏大军必然因乏粮而失败。”果然不出班超所料，月氏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受阻于班超阵前，久攻不下，四处掳掠又无所得，派往龟兹求援的使者又被班超遣人截杀，月氏大军陷入粮尽的绝境。副王谢进退维谷，遣使向班超谢罪，请求网开一面，放其生还归国。班超趁机与月氏重修旧好，放月氏大军回国。为此月氏非常感激班超，年年遣使赴汉，与汉朝重新和好。
班超击退大月氏的第二年(永元三年，91年)二月，窦宪遣耿夔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单于兵败，被迫开始西迁，班超最后统一西域的时机完全成熟。十月，北道龟兹、姑墨、温宿见匈奴势力已经退出西域，失去依赖，遂向班超投降。十二月，东汉政府决定恢复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都护，设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其地不详，约位于新疆库车西南)；徐幹为长史，屯居疏勒。至此，西域仅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曾攻杀都护陈睦，害怕班超降罪，不敢归降外，其余诸国都被平定。永元六年(94年)秋，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多人，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最后一战。班超率大军由北道东上，首先逼近尉犁国界。班超遣使告喻三国国王：都护前来是想镇抚三国，只要三国国王改过向善，遣王公大臣前来迎接，都护重赏后一定退兵。焉耆王于是遣左将北鞬支前来迎接班超，试探虚实。北鞬支名义上是北匈奴派往焉耆的侍子，实际上是匈奴的监军。班超一见北鞬支，便厉声斥责说：“你虽是匈奴的侍子，却掌握焉耆实权。焉耆王不肯前来，完全是你在作祟!”有人建议杀之，班超认为此人权重于王，杀之会惊动焉耆王，必然会拼死一搏，增加平定三国的困难，因此赠以重礼遣回。不久，焉耆王亲率王公来见班超，奉献珍宝，但内心并不真想归附，所以派人拆毁开都河上的唯一的一座苇桥，企图阻止班超大军进入焉耆。班超毅然率大军涉水而过，进抵距王城南河城(一作员渠城)二十余里处驻扎。焉耆王大惊，想弃城而逃。这时忽然又接到班超的来信，声称将厚赏诸国国王及大臣。焉耆王等信以为真，与尉犁王沉、北鞬支等三十余人赴宴，相国腹久等人害怕被杀，逃往山谷。众人坐定之后，班超突然变脸，喝令将焉耆王等人绑缚，押至陈睦被害处斩首，传送首级至京师报功，随即发兵攻掠焉耆王城，屠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多人，牲畜三十多万头，更立曾为汉朝侍子的元孟为焉耆王，尉犁、危须也重立新王。至此，班超大功告成，西域五十余国重归汉朝。永元七年(95年)，班超因平定西域，被封为定远侯，后人称其为“班定远”，当年封侯于万里之外的壮志终于如愿以偿。
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经营西域已经二十多年，岁月的流逝，鞍马的劳顿，这位当年的壮汉，如今已是鬓发皆白，疾病缠身，思乡情切，因此上书朝廷，以“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恳切语言，请求和帝早日准其还乡。不料奏章虽上，三年杳无音信。妹妹班昭不得不再次上书，历陈其兄功绩及老病缠身之状，终于感动了和帝，下诏征班超回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中土，一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
“竟断匈奴臂，穹碑勒此间。星弧弯夜月，铁马驻天山。斩馘诛呼衍，全师入汉关。至今扪古碣，血渍土花斑。”这是清代诗人李銮宣至新疆巴里坤城时，寻见东汉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于此地大败北匈奴残部，诛杀呼衍王后刻石纪功的石碑，有感而作。虽然事过境迁，当年金戈喧嚣的疆场早已寂寞多时，唯有不语的石碑，默默地铭记着两汉将士们浴血天山南北，奋断匈奴右臂的业绩，长久地保留在人间。
第六章、暂费而久逸，一劳而永宁
一、王莽扰乱匈奴
自从呼韩邪单于在宣、元年间归附汉朝之后，汉匈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呼韩邪死后，每位新单于继位，都要遣名王入朝贡献或遣子入侍，甚至亲自入朝。汉朝对匈奴入朝者也甚为优待，每次都指派专使至边塞迎接，护送至长安，依照旧例厚加赏赐。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正月，乌珠留单于率随从五百多人，与乌孙大昆弥伊秩靡同至长安朝贺正月。匈奴与乌孙的首领同时入朝，这在西汉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朝廷也引以为荣。然而，华宴易散，美景难再，随着哀帝的去世，元帝王皇后(即元后)临朝称制，其侄子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搅朝纲，因议立平帝，晋封为安汉公，刘汉天下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王莽为了取代汉室，对汉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动，史称“托古改制”，汉匈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早在宣、元时期，汉曾与匈奴有三条约定：在中国境内，汉匈在各自居住的区域内自守；如有侵犯边塞之事，匈奴应及时向汉朝报告；若有投降者不得接受。这三条约定是汉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原则，基本上都得到了遵守。河平元年(前28年)，成帝拒绝接纳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的归降；建平元年(前6年)，乌珠留单于遣使上告汉使夏侯藩强索匈奴土地，哀帝则向单于表示歉意。这二起事件，汉匈都是按照三条约定妥善加以处理，所以得到了较为完满的解决。但到了元始二年(2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因开通新道之事与汉戊己校尉徐普发生冲突，被徐普无理囚禁；来去胡王唐兜因屡受羌人袭击，求救于西域都护但钦，被但钦拒绝。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众投降匈奴。乌珠留单于受降后，遣使至长安报告。王莽马上派遣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以西域内属为由，责备单于不应受降。单于不愿意因此而影响与汉朝的关系，于是向使者谢罪，执二王交付使者，并请求朝廷赦免二人罪过。然而，王莽为了立威于西域及匈奴，拒绝了单于的请求，将二王缚至西域，召集西域诸国国王，当众斩首，借此恐吓诸国。二王叛降匈奴，起因完全是由于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处置失误，王莽又杀人立威，更是激起诸国的强烈不满。随后，王莽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遣使赴匈奴，重造四条约定：中原人逃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汉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同时废除故约，强迫匈奴遵守新约，为日后汉匈关系的发展投下了一道阴影。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经过多年经营之后终于代汉，建立新朝。为了树立新朝的威信，彻底消除汉朝在四周少数民族之间的深远影响，王莽派出大批五威将为使者，周游四边，宣扬新朝奉天代汉的符命，收缴汉朝颁行的印绶，更以新室的印绶，一律贬原“王”为“侯”。出使匈奴的五威将王骏等携印文为“新匈奴单于章”的新印至单于庭后，命乌珠留单于缴上汉朝故印，颁授新印。单于不知印文已改，准备交上故印。此时左姑夕侯苏在单于身旁，提醒单于察看新印后再交故印，单于却认为新朝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印文，坦然将故印上交，接受新印后没有察看印文，便命置酒款待使者。夜阑酒罢之后，王骏等人虽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故印，但心情却不平静，生怕单于察看新印后再出事端，为断绝祸根，一名随从将故印椎破。天明之后，单于果然遣人责问改动印文，将位于诸侯王之上的“匈奴单于玺”贬为与诸侯平行的“新匈奴单于章”一事，请求归还故印。王骏捧出已经破碎的故印，诡称天意如此，故印自碎。单于无可奈何，只好遣弟弟右贤王舆奉牛马随使者入朝，上书求另赐印绶，却被王莽一口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