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全集.net》第2/35页
1993～1998年，作者利用工作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体之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定向调查，从中归纳出几个关键概念：关系、人情、死党、面子、混。这五个关键词勾勒了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代表了“书本学不到”、“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规则的内涵。调查显示，这些概念与社会陋规有关，也与一些隐形习俗有关。
2000年，作者做了一个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涵盖公开出版和互联网登载的大部分古代电子文库，主要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历代重要文学作品。将这以上关键词放进文献库检索，结果发现：第一，这些关键词的起源时间相对集中，基本处于明中叶后至清代（相对于五千年文明史）；第二，这些关键词的话语主体是移民和游民，俗称“闯荡江湖的”。
明中叶以后的游民迁徙与上述隐形体制有何关联？
明代是中国文化古典性的终结，是近代性的开始。社会变迁千头万绪，究竟哪些历史变化与上述隐形制度有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
原来“江湖”是祸首
明中叶以后，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关系承载力而言，人口规模在总量上接近饱和，而在局部地区基本达到饱和，人满为患以晋、徽、闽三地为最。在这些人口饱和地区，过剩人口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神州大地迁徙人流泛滥，产生一个稳定的移民无产阶级――游民。游民晃来晃去不消逝，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事。我们熟悉的古代经典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定居农耕模式。定耕和定居，既是儒教既定国策，也是实施儒教统治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儒教是基于定居组织的文化，定居是这文化的前提。一旦游民四起，政府在家族制度内无法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移民群体在古典农耕制度中不能被整合，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游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行为不可避免流氓成性。游民，即所谓流氓无产者。此光景在明下半叶愈演愈烈，终未见好转，明末战乱演成一个小高潮，生成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
清初，康雍乾三世历经百年，史称盛世，民生康宁，人口繁衍，骤增三倍。忽然间“康乾盛世”急转直下，世道直接毁于人口膨胀。盛极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严峻，灾难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长，全国人口饱和的临界点终于全面来临，神州各处人满为患，食不果腹的饥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逃难。一个经典时代终于崩溃了。
清代游民在远离家乡的逃难生涯中，二百年饿殍死鬼不计其数，不幸成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绪二年“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饿死数百万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惨烈悲剧。
大难后有少数幸存者艰难存活，形成一个漂泊群体――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后得逞燎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社会“江湖”。这个怪物，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中国社会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领地：一个秘密社会，一个关系网络。上世纪初，江湖势力进入政坛，黑白两道渐行融会，秘密会党和关系网两种江湖从流民“道上”扩散至主流社会――商界、官场和文化圈，从而产生无以数计奸商、军阀、政棍、文痞和混混，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了，成了江湖地盘。
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读上述五个困惑的钥匙。江湖观点是思考的钥匙。离开江湖，仅以“儒教吃人论”便无从考量真实的近代中国。
近五百年来中国“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形成“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制度悖论的原因，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若将这个新观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合并，那就是：礼教崩溃和社会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二重旋律。单旋律、单思路解释近代中国的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简单地认为礼教制度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势，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书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内部的一个深层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表现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产关系承载力已经突破人口极限，古典性开始终结，现代性诉求已经发端。江湖化，只不过是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歧路，走错了方向。
那么，什么是“江湖化”，什么是江湖中国？
本书所说“江湖化”不限于狭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同化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可被观察但不可回避的事实。若回避，便是讳疾忌医。
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这是人类社会史的奇迹，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江湖化之所以是奇迹，因为它在数学上创造了一个悖论：
体制内=体制外；
或者：正的=反的。
理解这个悖论是一种思想挑战，也是一个民族勇敢面对命运、自我反省的挑战。
中国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
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政府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