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全集.net》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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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赵越胜 读越胜《燃灯者》――代序张志扬：
第一代人辅成先生是将人类知识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二代人宾雁先生是将政治救赎奠基于人道的楷模；第三代人唐克则是来自知识的另一极要求在理性规范中伸张感性权利的人性欲求者。
如此三代人的创伤记忆编织成了一曲“人道颂”的勋伯格式变奏，它演奏着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e的Après un rêve（《梦后》）。
然而，我读三篇文字，与其说读三代人，不如说读越胜兄弟。除了唐克，宾雁先生和辅成先生相继辞世――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人道”，越胜是接纳我“从个人尊严的辩护到思想自由的辩护”的第一人。但在我们之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觉。
从81年到89年越胜去国前，几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胜家小住两天。84年去旅顺参加全国首届电影学会成立大会，回来路过北京就为了看越胜。是时，大女儿蓓蓓才几个月。越胜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摇篮搬到我的房间让蓓蓓睡在旁边。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见你高大的身躯一手抱着刚数月的蓓蓓，一手拿着奶瓶给蓓蓓喂奶。喂完了奶，你两手抱着怀中的婴儿，摇着，轻轻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们父女摇动的身影就这样在我眼前融化到摇篮曲中去了……13年过去，9 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见当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润着童贞般的心田啊――你怎么会老！
去国1 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从海南赶到北京见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点。放下行李，亚平、张雪立即带着我，说是去“救越胜”。原来越胜和哲学班的老朋友喝酒喝过了头，还有原来工厂的一大帮师傅等着哩。救出了越胜就往师傅们聚会地赶，仍然晚到四个小时。一进门，热气腾腾，越胜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腾的锅炉。直到饭桌上，越胜在敬酒之前，对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礼，跪在桌前向师傅们谢罪！
……孔夫子修诗从心所欲不逾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素为绚，无素则糜。人，何尝不是。
2009年1 2月7日于海甸岛 朱正琳：
小说《1984》中那位“思想警察”对那位受审的“思想罪犯”宣称：“不！……我们对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那种公开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思想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全部。我们不仅要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以为，这话确实表达了人类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种意图，绝非作者奥威尔凭空杜撰。曾几何时，那种意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近获得成功，而且至今也还远不能说它已遭挫败。我于是一直在想，在那种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何以也曾得见光亮呢？
越胜写了三个曾经给他带去光亮的人物，并称他们为“燃灯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这一问题。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样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三位“燃灯者”，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在我的心目中，刘宾雁先生是鼓荡天地正气的志士，周辅成先生是守望普世价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弥高的人物。但越胜写出了他们的寂寞，这让我得以和他们亲近。他们的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的文人情怀，直接滋生于一种肝胆照人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暗昧中有别的人也能得见他们所见到的光亮，期盼着那光亮能普照世人。
唐克其人更像是我的弟兄。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并且都曾在同一种窒息中努力挣扎过。只不过在那场抗争中，他比我更为勇敢也更为敏锐一些。是他让我确信，“盗火”的事件并非只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他为越胜手制了一个改善音响效果的音箱，显然是想让越胜更真切地尝到“禁果”的本味。这也就罢了，他还在那个音箱上贴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知晓的日本东芝牌商标！老实说，我真愿意成为他的同谋。我相信思想警察们当年若是看到了这个音箱，一定会觉得那个商标亮得刺眼。如其不然，多年后喇叭裤、蛤蟆镜怎么还会一度成为“精神污染”的标志？
言及此，不由想起1989年8月19日在匈奥边境上的那场“泛欧野餐”。正是那场民间发起的跨国“野餐”活动，引发了东德人取道匈牙利的越境大逃亡。成千上万的人跑啊跑，终于跑垮了柏林墙！二十年过去了，欧洲人每年8月19日都会聚集到当年突破边境的地点，纪念那场盛大的“野餐”。而我今日才恍然大悟，那是“盗火者”们的狂欢节啊！我记住了：人类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那样的时刻，“盗火者”们竟像蚂蚁一样跑得满地都是！
2009年11月23日于贵阳 周国平：
越胜平生最爱有四，曰音乐、书、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实在勉强得很，他不过是作为一个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几声罢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评点时局，疾恶如仇。他真正所爱的是正义，但正义乃一抽象名词，和其余具体名词并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词代替。
其实，音乐和书两样，他也只想在台下。音乐不用说，不管发烧友到什么级别，明摆着今生不会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书这一样有点奇怪，他嗜书如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却总是十二分地抵触出书，写了文章传给朋友一读，就 此了事，从不肯结集出版。
在所爱的四样中，他好像认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样，做音乐的朋友、书的朋友、正义的朋友，在这三样上都无意登台亮相。
所以，现在他愿意出这本书，我甚感惊喜，这个倔头终于让了一步。看内容，三篇文章都是写朋友的，而同时又是通过写朋友写了音乐、书、正义，唐克、周辅成、刘宾雁三位分别是他的音乐、书、正义之爱的“燃灯者”即启蒙人。因此，由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既是他对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长的心路历程。
在所写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辅成先生略有交往。199 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里，同住越胜家里。199 7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随张雪到朗润园拜访先生。2005年，先生出面息讼，我应召去见先生一次。在先生家里，先生拿出我的书，赞誉有加，我当即惭愧万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书，没有多少学问，一直不敢献丑，怎么想得到先生自己买了，还仔细读了。先生对我厚爱，但在息讼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伤悲，我深感歉疚又无奈。先生每次谈话，声如洪钟，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先生的血管里流着的始终是年轻人的热血。
先生是热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赠我一册书，竟是一个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参加先生的追悼会，看到的场景相当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无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会无一个北大官员肯到场，先生真是寂寞极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只爱金钱和权力的时代，爱智慧和正义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这正是先生的光荣。
哲人已逝，现在读到《辅成先生》，方知我对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浅。文中引述的先生许多话，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来是可以有许多亲聆教诲的机会的，却因为疏懒而错失了。
回到越胜的这本书，最后我想说：既然你已经开了一个头，索性就继续下去，从此在出书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无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你不能只给我们这几个老朋友吃偏灶，而对许多你不认识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饥饿无动于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给了我们这些文章不如你却挺乐意出书的人很大压力，使我们觉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么倔，于义于情都说不过去吧。
2009年1 2月28日于北京 徐友渔：
越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三个年龄不同的人，既是师长，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着他穿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这样的事情决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总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红太阳的名义妄图压倒光明。
一九六六年年中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这当然不是出于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斗争哲学和个人迷信产生的恶果。但人性的强韧无时无处不在，与文革发动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愿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处冒出来，而且，倒行逆施越疯狂，反弹力越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坏、大混乱打破了以前严密的控制，禁书到处流传，不同地位、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相互接触和交流，异端邪说或新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以难于想像的速度传播。
越胜是幸运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师益友，没有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什么代价。事实上，在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格外有运气的是，越胜得到了周辅臣先生这样的名师点化，得以直接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正道行进，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中艰苦挣扎、曲折前进，耗尽了全身力气还是未能挣脱那精神上的紧身衣，为自认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伤痕累累，其实是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越胜是很感性、重情义的人，他首先是喜爱一个人，然后才喜爱那个人信奉的思想。他的运气还在于，招他喜欢的人在情与理两方面是统一的而不是脱离或分裂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谊是同一个过程，暗夜中的灯火带给他足够的温馨。
越胜书中记载的三位师友中，两位长者――周辅臣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已经逝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通过越胜的文字将永驻我们心中，他们的光和热将永远照亮和温暖我们。
2009年1 2月于北京 陈嘉映：
我认识的人里，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这样的回忆文章，我想只有越胜写才好。越胜不止于对人好，与朋友人交，交心；越胜与朋友交，完全没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别人多，却没有任何东西要表现。惟此，友人的情态，友人的天光云影，得以挥洒展现。不说长他几年的唐克，在7路无轨电车站依依不舍分手的周辅成老先生，在一起泡热水澡交换恋爱故事的一代英杰刘宾雁，偏这个没有自我的越胜有这福分！
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时代的高人俊士，没有越胜不认识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尔泰、张志扬、曹天予、周国平，还会有多少故事等着越胜写。“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越胜写唐克：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在越胜笔下，没有丝毫挖苦，倒让局外读者对这个中国“路上派”先锋唐克又添一份爱意。
三位传主都是奇人异人，他们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惟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刘宾雁的坦诚，是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立时感受得到的，坦诚自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只有在那个时代，只有经历了宾雁所经历过的那么多思想者的苦难之后，坦诚才会闪耀那样奇异的辉光，散布那样温暖感人的力量。越胜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惟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这种历史感，并不止是感觉，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断，只举一例：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宾雁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
这三篇文章，实不只是纪念友情，不只是对已逝时代的缅怀，它们始终在吁请我们思考自己，思考我们这个尚未结束的时代。
2010年1月于香港 梁治平：
越胜嗜书，然甚惜墨，有文章，必为佳作。故此，我对越胜的文章总有双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写一点；俟篇成，必欲先睹为快。
过去这一年，接连读到越胜数篇新作，其中就有“忆宾雁”和他记年轻时友人唐克的这篇。八月，越胜携家人回京，朋友聚会时，他说到当时已经写作过半的“辅成先生”，更为没能在辅成先生离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遗憾。十月，稿成，越胜即以之传示友朋。越胜作文，或因朋友之请，或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们的意见。既然不为发表，这些文字便有几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记述的人和事，蕴涵的，却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大喜，几代人的生命经历。这样的文字，是不应当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的。
读毕“辅成先生”，我即函复越胜，略云：
此前读你写唐克的那篇，觉得写得很精彩，写宾雁先生的，则笔调深沉，情感浓郁，此篇似又深一层，描写更细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读毕此文，都会对周先生纯真而高贵的人格肃然起敬，对他身上体现出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出于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价值情怀深怀敬意，而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逐渐淡化，甚至为人所遗忘。但这也正是此文重要处。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这样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读大作时也在想，这样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面流传，甚至也不应该只在海外出版物上刊出，那样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义。
这些文字终能公诸世人，诚为读者之福。
越胜在信里说，他有意将此集题为《燃灯者》，又解释说：
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辅成先生、宾雁不用说，是燃巨烛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灯者。
不消说，越胜也是我辈友朋、读者的燃灯者。犹忆八十年代，越胜与一班朋友问学论道，砥砺思想，终至开创一番事业，引领一时知识风潮。那几年，大约也是越胜“入世”最深的一段。不过，即便是在那时，越胜仍然保持着一份逍遥。他淡泊的心性，温润的友情，对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对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间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厅，总有朋友满聚，煮酒吟诗，纵论古今。还有他筹划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出游：攀古长城，踏夕阳残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间，也是我辈精神滋养之所。
八九年，越胜去国。悠悠近二十载，世事丕变，人事亦然。这期间，我数度往巴黎。再见越胜，他率性依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然眉飞色舞，不改其乐。只是，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不过，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这些文字可以为证。我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样的经验吧。
2009年岁末记于北京西山忘言庐 辅成先生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
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一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
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 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 00块，重伤1 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
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
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