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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而典思索一阵，正色道：“我劝你的部下放弃这个企图！这个企图如果实现，给我们带来的是咒骂而非拥护！我们要用不使人反对的方法消灭国民党，这一点我代表我的政府，请求你的合作。”
袁世凯闻言只得傻笑，唯唯称是。
……
袁世凯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李想施压。袁世凯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袁世凯的主张，力促李想赴邀。
“好计！袁世凯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李大帅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袁世凯的立场已经明确，摆出了鸿门宴；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袁世凯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李大帅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李大帅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黎元洪前往北京。以慢制快先取缓兵之策。
向重庆发出第二封复电，电文指出：
北京袁大总统勋鉴：
从北方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黎元洪副总统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
在这封复电中他对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
李大帅有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先让黎元洪去北京，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卖什么药，然后再就他本人是否去北京作出决定。
关于中国的和平问题，李大帅预言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东南的地盘，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列强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袁世凯有其合法地位，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东南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此时，李大帅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
李大帅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欧洲爆发，而且这场战争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可能。这，势必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中国现阶段需要一致对外，缓慢的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这样的路。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着欧战爆发，同时也是中国摆脱列强控制的机会出现，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
“当然，袁世凯企图消灭国民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眼下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他还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内战的决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及其军队也需要和平，为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个新的三大口号。”
“目前对北洋政府的批评，今后几个月要逐渐缓和下来。将来采取的原则是‘袁反我亦反，袁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现在需要与袁世凯面对面，举行直接谈判，不能拖了。并要尽快发表和平、民主、团结的宣言和纲领。”
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李大帅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
黎元洪说道：“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大家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袁世凯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李帅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袁世凯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黎元洪的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李想去冒险。因为鄂区的主心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想。他黎元洪只是个打酱油的，去了北京，袁世凯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袁世凯自接连发出两电之后，也在紧张地注视着武汉方面的表态，根据他安插在武汉的密探的密报，袁世凯认为李疯子未必会答应来北京赴这个鸿门宴，李疯子一贯谨慎，眼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李疯子不可能来北京了。
为此，袁世凯十分自信地判定，李疯子根本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走上门来的，除非他真是个“疯子”。
但是，袁世凯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李想，于是他借题发挥，决定穷追不舍，进一步发动和平攻势，将邀请李想赴京的调子再唱高一些。
袁世凯发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三封邀请电，该电指出：武汉李想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黎元洪副总统来京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黎副总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
第六百一十九章 邀请（二）
袁大总统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李大帅，对黎副总统的出马并不应战。
袁大总统在10日之内，给李大帅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袁世凯要和国民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李大帅“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袁大总统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李疯子不会来北京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李疯子真的不来北京，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国民党的头上，袁世凯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李疯子来了北京，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有实力主动对国民党实际的魁首“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李想，不管结果怎样，对北洋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有实力的一厢情愿罢了。
欧战刚刚开始，北京就给武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李想为首的鄂区国民党人的意料。
但是，袁世凯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李想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国民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