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4/24页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不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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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3)
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黄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
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张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道光帝又问起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
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噜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从而缓和下来。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官员的交谈情形和内容就介绍这一些，下面从召见活动中观察道、咸二帝的性格，以及所受清朝皇家家法的影响。
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潭求雨，未能正常办公。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吴振?А堆?吉斋丛录》卷三）。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候，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宫，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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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4)
道光帝是有见识、有责任感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有学者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也有人评价他“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
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
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一）。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
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通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
道光帝对国家的责任感之强烈，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六年(1836)，他在召见中告诫张集馨，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中要求川臬张集馨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道光帝一口一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民人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对咸丰帝的为人，《清史稿》的评论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似是睿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鸣不平，认为若他登基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的皇帝。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20岁(实岁18)登基，应当说多少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咸丰帝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
(2)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
(3)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
(4)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
前面两点的咨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容、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像，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睿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似乎根据并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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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清代帝王的生育
历代皇子皇女多夭亡，而清朝尤其严重。清代后期的同治帝没有遗胤，他的堂弟光绪帝也无后人，真是有点怪。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作出某些解释的。
清代自顺治帝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十个君主，宣统帝在童稚之年退位，可以不考虑他的生育问题，其他九帝的生育状况。
15岁以前夭逝者，共74人，而清代9个皇帝共有子女146个，殇亡数是出生数的一半，其中皇女60人中竟夭37人，夭亡率高达61.7％。应该说龙子龙女在保育方面不会有大问题，何以出现这么高的死亡率?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的头几胎子女多是短命鬼。顺治帝的长子、长女是这类中人，康熙帝的头六个子女都在4岁以前亡故，雍正帝的大女儿和头三个儿子也是殇逝的，乾隆帝的长、次女及次子分别活了2岁、1岁、9岁，嘉庆帝的长子和长、次女均于4岁以前离开他们的父皇，道光帝的头六个子女和康熙帝的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成年，咸丰帝的长子亦是幼殇的。上面提到的就有25人，占殇逝总数的1／3强。死的这些婴幼儿出生时他们的父亲年龄都很小：顺治帝15岁得其长女；康熙帝14岁做了父亲，所夭亡的头六个孩子全是他在18岁以前生养的；雍正帝所殁的长子、长女是他17岁那年出世的；乾隆帝18岁生的长女没能够养活下来。这里说的皇帝生育年龄都是虚龄，按实足年龄计算要减去1岁。生育要10月怀胎，这又要减去1岁；如此算来，康熙帝的第一个儿子是他12岁时的精子，12岁还是少年时代，自身发育还不完全；而夭亡者的生母也是和皇帝一般大小的少女，发育也不成熟，他们结合生育的子女当然先天严重不足，缺陷甚多，再精心护养也不能久留于人世。皇帝成年之后，自身身体是发育成熟了，但妃嫔众多，性生活若没有节制，所生育的子女也仍然多有不健全的，故而死亡率高。总之，先天不健全是清代皇子皇女殇逝的主要原因。
清帝前7人有生育，平均每人生养21人，但是到了咸丰帝时锐减，仅得3人，其后同治帝、光绪帝则全没后嗣。皇帝遗胤的多寡，同他们的享年有一定的关系，如顺治帝死时才24岁，如果他能长寿，可能还会添不少子女。但也不一定，咸丰帝26岁有了载淳后还活了五六年，且正处在生育旺盛的年岁，然而却没有再添子女，这只能说明他失去了生育能力。同治帝死年19岁，年纪虽轻，已结婚两年，后妃5人，若有生育能力，早该有几个子女了，然而却没有。光绪帝享年38岁，始终无出，显然与他年龄无关，真正问题在于他的生殖功能不正常。自咸丰帝起，皇帝享年不永，胤息奇缺，说明他们体弱，是不景气的现象，而这种式微，与国势的衰弱又是完全相一致的。这表明两者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皇帝虚弱，无力励精图治；国力不充，也使皇帝忧虑，心劳力绌，健康恶劣，在此情况下，像咸丰帝、同治帝那样不节制性欲，本身只有早亡，遗下弱嗣，甚至没有血胤。7个皇帝的儿女，由80位后妃所生，平均每人只生1.8胎。康熙帝55个子女的生母是32人，平均每位后妃生育1.7人，其中有21人只分娩过1次。为康熙帝生育最多的是雍正帝母亲德妃(孝恭仁皇后)、诚亲王允祉母亲荣妃，各生6个子女。敬敏皇贵妃生怡亲王允祥三兄妹，是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6年内连续诞育的，密妃王氏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年也给康熙帝生了3个儿子，康熙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襄嫔高氏生产了2人。这些事实说明，康熙帝对某些后妃有所喜爱，或在一段时期宠幸某个妃嫔，故而她们生养子女多于他人。可见，帝王多妻妾，是造成多子女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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