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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历史在民间》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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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媒体推荐
★这是二零一四年“两会”期间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对习李新政的试底。
――港媒《南华早报》报道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的同时又针砭当下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部耗费作者毕生心血之作，书中更是首次曝光梁晓声若干“颇经坎坷”、“不易见到”的名篇！
★上篇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故事也折射了当今的中国现实；下篇从海外视角获得启发，对美国、德国、日本进行了评论。
★此书是作家梁晓声第一本以民间视角解读国家历史的著作！重新挖掘出那些曾在历史中呼风唤雨的“官二代”故事！再改革又成热门词，哪些改革的“硬骨头”要碰？二零一五新时局如何？又逢两会，政协委员梁晓声自然要说。
★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到底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新中国成立这些年，我们为何过的如此沉重？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吗？对颇受国人关注的梁晓声来说，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
重磅观点
◆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时，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利益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
◆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决无信任感可言的。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槽”一通：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吐槽”自己生活的那座城，那个省，进而整个中国。……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陷于狼狈之境。
编者说明
我们习惯于存敬畏之心，听人正儿八经地说史。
评书好听，那是野史。更鲜活的历史，在庙堂，也在民间、在国内外。
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
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大都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微末节组成的历史。
前三章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被隐藏的一段苦痛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并且值得去反思。
后四章则延伸海外视角，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尽管很多历史事过境迁，但其影响深远，今天读，意义仍然非凡。
对故人、故事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民间的“真历史”中。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一、羡慕、嫉妒，但少见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二十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所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们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这一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地萎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