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TXT全集》第30/30页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40%，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正确性达100%时才做决策，因为到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获得的情况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系数达到40%~70%这个范围时，我便凭我的直觉做出决断。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总统就职日上午，我坐在迈尔堡27A我家里的小办公室里，因为我没接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我是行将离去的老班底的一员，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邀请我。电话铃响了，是在霍华德?贝克之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来的。
“我现在过来接你，”肯说，“今天是总统的最后一天，我想我们应当在他办公室里同他在一起。”
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23)
我与肯共事很愉快，以后会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宫工作人员的14个月里，是我在里根任期内看到的白宫人员工作最顺当、相处最协调的时期。我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摊，主管与公众交流的托姆?格里斯科姆负责照管演说、报界和其他信息活动，肯则指导整个活动。我们3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少发生冲突，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个时期，我的手下老逼着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申请一个印记用在我们的信笺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独立于白宫的单独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手下人员到我办公室来送上一只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绒质海豹，脖子上套着一个项圈，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①。从此，我们便不再设法满足我们的自我表现欲了。与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宫工作班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组合证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超脱于自我表现的游戏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没有摩擦，甚至还能合作愉快。这种气氛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归功于肯?杜伯斯坦。
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天，肯驱车来接了我。我俩在上午10点差几分的时候到了白宫。我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职日的前一天，白宫勤务人员已经把西翼打扫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腾空了每一张办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办公室里每一样东西都重新油漆过或者擦洗过了，沙发靠垫也给重新塞得鼓鼓的，进到房间感到自己像是闯进来的外人，哪儿都不敢坐。眼下这个房间是悬在我和我的后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空间。
我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身黑色套装，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无懈可击。陪着他的有杜伯斯坦、马林?菲茨沃特、凯西?奥斯本和总统个人助理吉姆?库恩。办公室里出奇地空荡，所有带有罗纳德?里根个人色彩的东西都已搬走。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总统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政治顾问林恩?诺夫齐格的妻子邦尼的，他们的女儿休?皮兰德已病重垂危，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后，他开始提到黄厅，那是白宫居住区内他最喜欢的房间。有人建议他在办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他笑了起来，说他已经拿走“踢脚板”当纪念品了。“我还在办公桌抽屉里留了一张条子给乔治。”他说。
总统转身对我说道：“哦，科林，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从衣袋里拿出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核认证密码卡。
“带着它吧，先生，”库恩说，“你现在仍旧是总统。宣誓仪式过后我们把它交出去。”
库恩接着说道：“总统先生，时候到了。”他把摄影记者们放进房间最后拍照留影。他们拍了几张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站在他身边的集体照。然后，摄影记者们站到一张沙发后面，把镜头对着通往玫瑰园的房门。“来吧，总统先生。”吉姆说。里根站起身朝房门走去，仍是人们所熟悉的轻快的步伐。当他走到门口时，回头作了最后一次回顾。这就是几架相机抓拍下来并发往世界各地的那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形象。
在总统动身去国会的时候，我驱车回家从电视上看就职仪式。仪式刚结束，我想起需要打个电话给办公室的一个人，便拿起我专用的白宫专线电话，可是电话已经被掐断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仍使我牵肠挂肚，一个是巴拿马的诺列加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是孔特拉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势如危卵。但是，我也参与了本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性转折，那就是发生在苏联的地震似的变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还曾帮助里根制定政策，让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核武器竞赛倒转过来。这是我与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许并不亲自指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有别人为他做。报纸主编兼作家迈克尔?科达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定义。他写道：“伟大的领导人几乎必定是精于简化的人，他们绕过争论、辩论和怀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决办法……”用这句话来形容罗纳德?里根是很恰当的。
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24)
里根两次当选总统靠的是他知道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他给予我们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对这一点，描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通常并非支持里根阵营的《纽约时报》。该报在总统在任最后一天的社论中写道：“……他一直维持到终了，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宽慰。”这篇社论提到了解开总统的秘密的钥匙，这就是，他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加强国防以及减税”。文章还抓住了里根其人的实质。《纽约时报》指出：“里根总统令人想起类似哈罗德?希尔教授这样的人物。”希尔教授是梅雷迪思?威尔逊1957年引起轰动的大作《音乐人》话剧里的人物，是一位卖梦商人，他来到一个小城，许诺说：“江城一定会有自己的少年乐队，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苹果一样肯定……”《纽约时报》说，哈罗德?希尔令江城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意志、团结和潜力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罗纳德?里根对美国也起了同样的点化作用”。这篇社论的标题叫《音乐人退场》。这出戏剧正巧是我所喜爱的，我认为这番赞扬恰如其分。
现在我即将离去，不再为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离开时，我对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问心无愧，但是我渴望着回到我最初钟情的地方去――军服、部队、陆军。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1)
每当我坐在佐治亚州麦克弗森堡陆军部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时，总面对着一个传奇式的和平主义人物。在我到那里赴任当司令后不久，我就挂起了金夫人送给我的一幅安框的马丁?路德?金的画像，上面题写着金博士的话：“自由从来就是昂贵的”。我要让这幅挂着的画像提醒我和坐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铭记住军队在捍卫自由和促进种族平等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我离开白宫前的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在东厅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一个黑人侍者走到我跟前说：“先生，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的种族隔离部队中当过兵。我从没有想过竟有一天我能看到一位黑人将军在白宫工作。我要告诉您，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骄傲。”
“我感谢你说的这番话，”我说，“但是，你说得不完全对。你们大家不辞艰辛地为我们其他人开辟道路，我为此而自豪。”
我曾在一次给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讲演中援引了金博士的话，以表达自由的代价是昂贵的，必须加以捍卫的思想。我遭到了冷遇并引起了一些报刊社论的抨击。我试图把非暴力的杰出战士与军事职业联系起来，可能是有一点牵强附会。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演讲中用这话了。
我到白宫任职后，在1988年总统选举期间，亚特兰大和其他地方的人时常问我，对利用威利?霍顿的电视小节目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做法有何看法。霍顿是一名服刑的黑人囚犯，他在杜卡基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有一次持周末假期证从该州监狱出来后强奸了一名妇女并刺伤了一名男子。这一事件的这段电视是不是种族主义行为？当然是。这事使我恼火吗？的确令人恼火。共和党的战略家们曾做过一次冷静的政治估计：任凭你花多少钱，下多大工夫都动摇不了民主党对黑人选票的控制，所以干脆不要白费劲儿。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如果玩种族牌可以吸引一些选民，不妨试一试。渲染霍顿之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是一种政治暗算行为。
不过，我试图客观地看待种族问题。我在共和党政府内被委以最高层的重任，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绝不是摆设。这工作既实实在在、要求严格，又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与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共事的两年期间，我没有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察觉到有一丝一毫的种族偏见。然而，他们是领导着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向美国黑人传达的主要信息似乎是：拉紧靴袢①，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靴袢，有的人甚至连靴子都没有。我希望里根和布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敏感性。但一想到他们对我的信任，正说明他们在履行论功晋升的美国理想，就感到自慰。
已故的惠特尼?扬担任全国城市联盟主席时，惯常从他在市郊韦斯切斯特县的家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每当火车靠近哈莱姆的125街车站时，扬总是问自己：要不要下车参加示威游行，还是接着坐车去闹市区？扬赞赏联盟运动中的那些喧闹愤怒的人所起的作用。然而他却仍呆在火车上，认为去闹市区为黑人在美国公司寻找工作就是较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向平等权利的进军需要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正如陆军在需要空降别动队员的同时还需要书记人员和厨师一样。
我担任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时就达到了我国最高军衔――四星上将。我当过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我的经历堪称军内外黑人同胞的典范，向他们显示了美国生活的种种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我常常希望我的出人头地会使抱有偏见的白人对他们的偏见有所怀疑，这有助于从他们身上清除掉种族主义的毒害，从而只是根据功过来评价所出现的下一个合格的非洲裔的美国人。
多年来，我也知道我的经历可能给某些坚持偏见的人一块挡箭牌，利用我为他们自己辩护：“什么，我有偏见？我是同鲍威尔共事的！或是领导过他的，或是在他指挥下供职的!”我曾经忍辱负重地强咽下种族偏见的挑衅，下决心出人头地，取得成功。假如我秉性更加好斗，我会不会早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是一个可提升的黑人？这就难说了。但是，我赞同惠特尼?扬的见解。我既赞扬实施进军、静坐和示威的突击队，也赞扬乘火车过125街专为他人寻找工作的人。我更赞扬那些以自己的生活作出榜样的人们。我敬重千千万万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他们同其他所有种族的美国人一样是美国的脊梁。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2)
作为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我统率着25万现役部队和25万后备役部队，我还统管着近50万国民警卫队官兵的训练工作。我常年在外奔波，视察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的所有部队。我对每一个师的师长了如指掌。我所发现的情况远远超过了我们对里根―温伯格加强国防的最乐观的期望。我们已拥有一支做好高度战斗准备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但是，打谁？在哪儿打？在冷战迅速消融的新时期，我发现我们的指挥官们仍抱着美苏大战的观念不放。我曾有幸亲眼观察到苏联这块磐石上的第一道裂纹。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加弗纳斯岛时我曾坐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对面，听他亲口承认苏联在冷战中失败了。我曾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地把苏联兵力裁减50万人。我还看到我们的宿敌与我们合作，使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问题和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取得了和平解决。
我的一些同僚预见到需要改变方针。我的导师约翰?威克姆将军建立了轻型快速机动师，以便进行与苏联威胁无关的作战行动。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预见到军队面临着困难的转变，即从以往庞大的军费预算转向未来必不可免的军费缩减。还有一些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军事机构来说，好像我们的主要敌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打道回府了，而我们却还准备与之进行一场迎头的冲撞。我决定利用陆军部队司令部的这个讲台来发表一番具有现实感的演说。真是天赐良机，我的老上司――利文沃思堡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杰克?梅里特将军邀请我在美国陆军协会主持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话。该协会就是陆军的工会，由杰克主管。我欣然同意了，但我事先向杰克打招呼说，我要讲的话对参加这种盛大社交聚会的陆军领导人或国防承包商来说，可能不大中听。
5月16日，在陆军军事学院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一家宾馆里，我面对着堪称群星云集的三星和四星将领以及众多的其财力足以武装半个世界的巨头们。我（向约吉?贝拉一鞠躬后）发表了题为《未来世界决不像过去那样》的演说。我指出，尽管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有那么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家，他试图骗我们放弃戒备。不，我说。对他行为的真实解释是“苏联内外交困，虚弱无力。苏维埃制度已经破产，戈尔巴乔夫就是破产财产的保护人”。我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政府在哪些领域帮助促成了和平，并说：“在公众和军事人员看来，北极熊现已戴上斯莫基熊帽①，并扛上铁锹去扑灭山林之火。我们的北极熊现在温顺多了。”我有意要将这次演说当成唤醒人们的号召。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打瞌睡，我也感到了室内听众聚精会神的认真气氛。
在我预先准备的演讲稿中还有两点看法，我删去了又恢复，后来又删去了。那天没有一个记者到场，难道我在当时不能直言不讳地向同事们说吗？这是我可以说的时候。于是我就说了。早在1989年，我曾预测：“如果明天早上我们打开北约组织的大门接纳新成员，那么在一周之内，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还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还可能有乌克兰的申请书。事实上，上一周苏联格鲁吉亚的反对党成员们，就他们地区的未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的人主张不结盟，有的人主张参加北约组织。”我的这番言论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好像我似乎在预测我们将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一样令人惊奇。我接着说：“苏联的军事机器仍然像以往一样庞大、有害和可怕。实际情况还没有改变。但我相信它将改变。”这对美国军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人民仍要支持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们曾有过的那种军费增长已是过去的事情了。这点你们能料想到。”至于未来，“我们必须要明智地花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们必须要在别人向我们提出难题之前首先问问自己：“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项目？”当答案是否定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承认我们应当缩减部队，又要看到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顶呱呱的军队”。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3)
我无法立即判断听众的反应如何。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往往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听到他们应该听的东西。后来，杰克说：“科林，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陆军》杂志的需要。”于是这篇演说刊登在该杂志上。它受到退休少将亨利?莫尔的猛烈攻击。莫尔是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传统特写”的一名专栏作家。他寄给我一封彬彬有礼但又不以为然的信，信中说：“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在数周前我所参加的一个有关‘90年代国家战略’的计划性会议，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您的结论迥然不同。主要与会者（包括一名中央情报局代表的个人见解）的最终估计是，苏联通过它正在进行的‘改组和现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将以一个在军事上比目前更强大的国家出现。”
要改组一支习惯于40年冷战的军队绝非一个司令官发出一次唤醒人们的号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国各地的走访和谈话还达到了一个后来获益匪浅的目的。我能够从近距离仔细地判断一些人的才干，像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中央总部任司令官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还有陆军部队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团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他过去是国家军事学院垒球队的队员，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应急作战计划。我注意到坚忍刚毅的卡尔?斯蒂纳中将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军训练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战斗力的部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经历背景颇为奇特的第九步兵师师长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少将在华沙出生和长大。他母亲是一个沙皇将军的女儿，父亲离开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后在波兰军队中供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军队中供职（即在纳粹党卫队工作，这是后来发现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本人一无所知）。沙利卡什维利16岁时来美国，他作为一名应征者加入陆军。我记得以前我曾说过，这个军官的发展潜力很大。由于我们已摆脱了冷战，我对从事热战的同僚们的评价绝非凭想象，而是认真仔细的。
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一个师或一个营只要领导有方，它的指挥官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像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从早忙到晚的单位来说，要轻松愉快得多。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我有一帮得力的助手和部属。我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司令部工作原则。我再一次过着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点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军老司机奥蒂斯?皮尔逊（我把他调到了亚特兰大）玩短网拍墙球。在10号有一幢雅致的维多利亚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们住在那里，阿尔玛和我有时间享受刚当祖父母的天伦之乐。在我们迁往亚特兰大前不久，简和迈克一家添丁，生下了杰弗里?迈克尔?鲍威尔。
我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曾享受过该职务的很多特权，但在我的新岗位上，国会没有授权我拥有从家到办公地点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儿尽管指挥着上百万人，却要驾着一辆破旧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莱斯勒”牌旅行车去上班。这辆车在造价达4000万美元的崭新的陆军部队司令部大楼前总要留下一摊油污。但是，一旦我到了办公室，奥蒂斯就会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政府发的“信使”牌轿车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执行公务的地点。
“克莱斯勒”旅行车是我日常用的重负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驮着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们上学。但是，那时候我旧情未断，深深地眷恋着我的老“富豪”轿车。那是一辆1967年产的122型车，有一台不大听使唤的发动机。每当发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时，我就躲进官邸的书房里翻阅手册。我会坐在那里，摊开油料和电气系统的图表，通过穷尽法进行调查，找出问题之所在。当我排除了各种其他原因而找到唯一的症结时，我会跑回车库说，没问题了，你这个小混蛋我已制伏了你。照着书本来分析和排除车辆故障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对我来说，这好似打高尔夫球一杆子打进一个洞，或者对其他朋友来说恰似玩保龄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4)
我理想的休闲时光是：拆卸发动机的每一条电线，每一个管子和软管、每一根电缆和每一颗螺丝钉；使主动轴和传动系统脱开，用链条绕住发动机，再把链条挂在椽子上，然后摇绞车把发动机吊出引擎盖，我站在那儿，双手沾满油污而得意洋洋。我最高兴一个人干活儿。我不喜欢有人过来乱出主意。在亚特兰大，我就是这样来度过我大部分的闲暇时光的。我不认为，我的特殊爱好给人的感觉比打高尔夫球、网球、棒球等运动逊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新任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要见我。他是在约翰?托尔提名未通过后上任的。过去，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同国会议员切尼的工作关系密切。他当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负责替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党选票。切尼没有来过陆军部队司令部。他打算在访问中央总部和特种部队司令部之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到部队司令部稍作停留，听取汇报。我去亚特兰大的查利?布朗机场迎接他。在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就我所统率的全国战略地面后备部队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然后，我们同去10号官邸进午餐。
他还是那个我首次在第五军见过的，后来在国会山共事的切尼：看问题敏锐，办事精明，不尚闲谈，从不轻易露声色，并且为人刚毅。这个人没有穿过一天军服，在越南战争期间先是因上大学而延期服役，后又因双亲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现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楼来了。他的国会朋友们明明白白地告诫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国防部砍出三斧头，那么陆海空军的将领们就会把他生吞活剥了。在他任职的第一周内，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严厉批评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因为韦尔奇与国会谈论了MX导弹的部署方案。这次公开的严厉谴责以一句不祥之言――“这么做对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每个人是有权利犯错误的”――而告结束。我知道韦尔奇是做错了。但他与国会谈论是经切尼当时的副手威尔?塔夫脱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同意的。对这种事我经历多了，当然明白此举的个中底细。切尼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是要说，我不怕三军将领。在现任岗位上，是我领导他们。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韦尔奇也表现出他的气质。一大批退休的有影响的空军军官要伺机对切尼进行报复，韦尔奇则劝他们不要这么做，这位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说：“同行弟兄们看重鄙人了……让我们接着干我们的正经事情吧!”
我有相当把握地确信，切尼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有关陆军部队司令部训练情况汇报而在亚特兰大停留的。但在我们交谈中，这位守口如瓶的人对他为何来临的原因没有露一点口风。我给他的信息是我对亚特兰大的岗位是心满意足的。
那年6月，我接到为《检阅》杂志写文章的作者戴维?沃利津斯基的电话。《检阅》杂志是每星期天几乎送给每个美国家庭的《华盛顿邮报》增刊。他在电话中说：“将军，你是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贫穷的少数民族的孩子，现在登上了白宫的高级职位，获得了四星将军军衔，您的生平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故事。”《检阅》杂志要给我写传记，可能刊登在7月4日那一周的刊物上。我的生平要成为封面故事，登出我的头像和全身照片。我同意了。沃利津斯基还带着摄影师普利策奖获得者埃迪?亚当斯来了。亚当斯在越南战争中曾拍过一张令人难忘的南越警察局长在春节攻势中当街枪决一名越共军官的照片。
《检阅》杂志完成了这篇故事，但7月4日并未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迪克?切尼顺道来访之事开始成了热点新闻。海军上将比尔?克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第二届任期到9月份行将结束。出人意料，克劳拒绝了再干一任（两年）的提名。他有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来接替他，即一个极佳的意中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罗伯特?赫雷斯。当时，报界流传着其他6个接班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继任者的竞争在进行着，但没有一个人（包括切尼在内）就此项任职事向我吐过一个字。而我也没有孜孜以求。在我看来，赫雷斯是稳操胜券的。我的想法是，我干完陆军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的任期时，卡尔?沃诺将退休，这时我有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的候选人。另外，可以想象到当赫雷斯退休时，我可能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或者，我可能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完毕后直接退休。我在军内已经干了30多年，军外还有不少有吸引力的民间差事等着我呢。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5)
8月6日，星期天，我飞往巴尔的摩参加卡尔?沃诺召集的陆军高级将领司令官年会。这是一次衣着随意、不拘礼节的社交集会。这一年的年会是在市区外的一个庄园改成的会议中心――贝尔蒙特宫举行。我期待着以后3天的活动。我将与我的同行兄弟们在一起，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沃诺、我的友好对手、现任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布奇?圣、中央总部司令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几位与我在军队中同时成长起来的将领。我们将就陆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进行自由讨论。这是我特别喜爱研究的课题。
那天早上登机后，我看到《纽约时报》一则题为《争夺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记者搜肠刮肚地胡诌说，我通过“频繁的书信”一直与切尼部长保持联系。完全错了。我是按照对所有司令官的规定要求，向切尼每个季度作一次报告。
我们进入会议的最后一天，大约下午2点钟，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切尼部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试图避开众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间，打电话给切尼，可他已经离开办公室了。15分钟后会议结束时，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去五角大楼。沃诺向我会意地眨了眨眼说：“我给您安排一架直升机。”
我带着阿尔玛乘直升机而去。在五角大楼停机坪上，一位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当我们到达五角大楼的滨河大门口处时，我要阿尔玛等着，我身着夹克上装和丝光黄斜纹裤、内穿马球衬衫，进去见切尼部长。切尼面带微笑欢迎我。不论对我穿便服还是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样一种人。他开门见山说，“你知道，我们正在物色一个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继任人选。”他随后凭他的判断力快速报出了我的合格条件。我在五角大楼和白宫里是轻车熟路。我具有所需的军事指挥信誉。我懂军备控制问题，那是在布什的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项目。而且他认为他和我能够和睦共事。他问我对这个职务有何看法。
我说：“当然，我深感荣幸，如果您和总统都要我干，我从命，并尽力干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亚特兰大是愉快的，目前并不想挪动。”我没有明说我真正的担心所在。这是一项严峻的重任。在15个按法律够条件当主席的四星上将中，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我肩上戴的第四颗星刚满4个月，而几个资历较深的候选人则早已是四星上将了。
布什总统显然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态度，因为切尼接下来说，“总统想知道，你的任命会不会使你同其他资格更老的三军将领的关系难处。”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诺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军种的主官有着良好的关系。我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提心吊胆。
“好极了，”切尼回答说，“我要推荐你。但是，你知道，这事是由总统作决定的。”
直到我们坐上回亚特兰大的利尔喷气机后我才告诉阿尔玛。“我们又要搬家了。”她说。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来电话说，总统已批准了他的推荐。我将接替比尔?克劳。总统要我次日返回，参加玫瑰园的任职宣布会。当晚我飞往华盛顿，阿尔玛决定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园只有迈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总统首先表彰了比尔?克劳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做出的杰出功绩，然后宣布他要提名我为第12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由于有待参议院确认，我有6周的时间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交接工作和准备上任。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军种主官和每个主要的四星将领都前来表示祝贺与支持，这种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显然，总统的担心也消除了。
我还碰上一个难关。在任命我当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前来祝贺的朋友时，一名手戴橡胶手套的年轻少尉出现在门口。原来陆军对滥用麻醉品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并通过随机的尿样测试来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随机决定检验人员时我的军号被选上了。我向朋友们表示歉意后去参加测试。我顺利通过了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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