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圣人王阳明全集.com》第16/29页
据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记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诛”在古文中表示上级杀下级，有道杀无道，正义杀邪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父亲被冤杀，儿子可以报仇；父亲有罪该死，儿子报仇就会引起接连不断的仇杀，这样报仇就不合道义了。
看到没，柳宗元的观点那是相当的儒家啊。
《春秋》肯定血亲复仇，肯定先礼后法，礼比法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而自从董仲舒遍览儒家典籍，写出《春秋决狱》后，后世的官员都以此为准，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而后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论罪。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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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刀刺乙，甲以杖击丙救父而误杀其父，或曰弑父当枭首，并不因误伤而别论。
但法官怎么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头必备书《春秋决狱》，扶了扶眼镜，琢磨了半晌，道：“甲杀了乙，从表面上看，甲已经构成了弑父罪，而弑父是应该枭首的。但让我们一起来‘原甲弑父之心’就会发现，甲意在救父，误杀其父乃无心之过，行为与心理发生偏差而已。请大家翻到《春秋》第XX页，上面说，父子至亲，父病子进药，父吃药后死。吃药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进药而父卒是子所不愿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论断，甲无罪释放！”
看见没，古人遵循“原心定罪”来判案，其实是很人性化，很以人为本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现代，法理和人情发生冲突时，会出现“许霆恶意取款被判无期”而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这是有悠久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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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回到论心还是论迹上来，原儒毫无疑问是论心的，可到了宋朝，时也，势也，宋儒一面为了抵制佛学虚无思想的侵蚀，一面为了标新立异，开始倾向于论迹，向外界向书本去寻求答案。本着理解万岁的想法，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人家宋儒也不容易，皓首穷经搞研究，没名没利的，看着那个因为会写几首流行歌曲而大红大紫的柳永，宋儒们那叫一个气啊。
气有何用？那时又没“百家讲坛”，不然上去为“康乾盛世”歌功颂德一番也能被封个国学大师不是？于是宋儒们开始著书立说，另辟蹊径。于是，看他们书长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理性思维，却离“原儒”越来越远。
唯一不变的是，古往今来所有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穷极思索，考虑同一个问题。
心与道（理）。
神秘莫测的道。
道，无形无相，无大无小，却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
心性与天道（天理）的关系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但他自己也没解释清楚，所以子贡才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于是这个问题被留给了后世的儒者，一大堆人靠研究这个混饭吃，结果越研究越复杂，越解释越艰深，成了一门门槛很高的“学问”。于是朱熹跳了出来说，你们别乱搞啦，拿着纳税人的钱搞来搞去没个结果，真以为自己是红学家啊？让我来告诉你们，道这个东西和你的心没有任何联系，它存在于自然界中，格尽万物才能领会道的真谛，所以废话少说，都去格物吧！
在朱熹同学高音喇叭的鼓吹下，大家都认认真真地去格物，希望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来总结为理性的知识。
于是，又回到王阳明躺在石棺里苦苦思索的那个问题，论心还是论迹？
这个问题讨论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
谁更接近真理？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科学家无不希冀用文字和公式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准确图谱，于是就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人类中最聪明的那部分人，站在前人搭建好的舞台上，继往开来，传承着这项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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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已被证明是混沌的。物理学走到20世纪就开始“测不准”，越来越飘忽；文学领域更是玩起了现代派、意识流，偏不好好叙事，这正是对扭曲复杂的现实世界做出的无力呐喊。
企图用文字和公式来构建一个完美精准的世界模型已不可能。
但我仍然承认“论迹”是有效且长期有用的，通过外界的书籍和事例来汲取知识总结经验，仍是绝大多数人提高思维能力的方式，人类前进的手段。但当到达一定层面之后，这种方法便会显得作用有限。
法律是论迹的，道德是论心的。在尚未实现天下大同、路不拾遗的理想社会之前，统治者靠严刑峻法维护社会风气成本低廉、一劳永逸。
违法必究，不问动机，这看起来是对古代“原心推罪”的断案方式的一种倒退，仔细想想却发现其实是一种进步。
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诸子百家一上来就把每种思想都说尽说透了，搞得后人只能做些注疏索引的工作。“原心推罪”本身没有错，我相信随着人类的发展，最后断案的方法还是会依托技术的革新、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回到“原心推罪”的路子上来，毕竟这是最精确最人性的定罪方式。
但在古代乃至当下，凭什么来“原”？
是人就有立场好恶，假设我是法官，让我来“原”上一把，必然就几家欢乐几家愁了：
周正龙死缓。说明：本人最恨骗子，正龙死不足惜，之所以“斩监候”，是打算先留个活口，深挖一下涉及此案的人民公仆。
三鹿老总死刑。说明：无需赘言，草菅人命，戕害无辜，死不足惜。
而且，本人还可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来论证两份判决的合理性，驳你个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现在明白暂时不能普及“原心推罪”的原因了吧？因为其极有可能成为以权谋私、以暴制暴的温床。
但是注意，这里讲的是“治道”而非“人道”，经济学还分个宏观和微观呢，那对个体而言，心还是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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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是理（1）
五百年前的那些日日夜夜里，阳明的大脑飞速运转，不眠不休，殚精竭虑地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深远的隧道即将走到尽头，微弱的光线艰难地将黑幕撕开一道裂缝。
卑微者最先醒来。
王阳明此刻是卑微的，也是痛苦的。
“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时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红字》）
如果说贬官本身并没有给阳明带来太大的痛苦，那么，在龙场反思的那些岁月里，他将细细咀嚼另一种思想上的痛苦，那是一种极致的痛，痛彻心扉。
那一夜，狂风肆虐，大雨倾盆，阳明一动不动地躺在石棺之中，任由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拍打着脸庞，他在想什么？
长久以来，我试图通过文字来感知五百年前的阳明，却总觉得纸张横亘在两颗心之间，难以触摸。
于是，我合上了书本，离开房间，一个人漫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深秋的阳光洒下一些暖意，却敌不过寒冷的空气，也许，萧条的经济更让人不寒而栗。
后海的水尚未结冰，酒吧少了往日的喧哗。南锣鼓巷古意盎然，却不似以往游人如织。
路人的脸上挂着不同的表情，如果你愿意猜，可以解读出隐藏在背后的故事，然而此刻，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危机。
人就是那么固执，只有在撞过南墙之后才懂得逆向思维。曲则全，枉则直，少则得，多则惑――我分明已经看见失业在家的人们远离尘嚣，重返书斋，一个个手捧《老子》，围炉品读。
不用看奥利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你也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还不清楚媒体之于普通人强大而扭曲的控制力，我建议你去《搏击俱乐部》聆听一下泰勒同学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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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看到了最强大最聪明的人，你们的潜力都被浪费了，只做些替人加油，或是上菜，或是打领带上班的工作。广告诱惑我们买名车、买锦衣，于是你拼命工作只为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大的战争。我们的战争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有一天会成为富翁、明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那是我们渐渐面对的现实。所以我们非常愤怒。
泰勒同学宛若救世主一般煽动着各行各业的普通员工，让他们放弃对这该死的现实的一切幻想，释放自己的灵魂，加入到伟大的“搏击俱乐部”来，一起“飞越疯人院”。
然而，谁又敢指着大卫・芬奇（该片导演）的鼻子说，这不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
孟买的恐怖分子愈发嚣张，索马里的海盗无比猖狂，食品中的三聚氰胺遍地开花，全球性的危机人心惶惶。
张开报纸，打开网页，天文地理，时事政经，只要不是目不识丁，人人都能晓畅天下，汇通古今。
马上，立场来了，观点来了，牢骚来了，谩骂来了。
是集权还是民主？要《国富论》还是要《道德情操论》？
于是，左愤和右愤撕咬不放，精英同五毛扭作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