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国大盗全集.com》第236/340页


军事上的巨大成功令整个北京城憧憬着未来的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汉军中枢内部发生了极为尖锐的矛盾,其中以李光地为首的文官集团坚决要求停止战争步伐,让领地内百姓修养生息;而与他们对立的则是总参谋部衙门的一批少壮军官,他们的意见和文官集团截然相反,认为此刻朝廷应当挟大胜余威,乘胜追击,即算限于国力不大举兴兵南下,也至少要横扫河南平靖中原。

林风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平心而论,他本人倒是倾向于再接再厉,发动一场战争彻底解决黄河以北的所有的问题,但是,作为大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也明白眼下的大汉帝国虽然威风凛凛,但内地里却已经是无以为继,常年的战争令帝国最低层的百姓怨言重重,昔日大明王朝的例子还不过百年,若是把农民压榨得太过凶狠,因此而触发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当文武两大集团里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收到汉军战果的刺激,当山东战事刚刚宁靖,河南杨起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突然集结起十二万大军,自从信阳、南阳分别南下,大举进攻湖北,连续击败数支伪清汉奸绿营军,先后攻克邓州、新野、老河口、谷城等重要城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横扫豫南、鄂北,当面敌对的伪军和地方乡勇望风披靡,在花费了少许时间绥靖地方之后,大军立即循唐河而下,会师樊城围攻襄阳。

这个消息宛如当头一棒,将总参谋部的主战军官敲得晕头转向,这个时候他们之所以竭力主张战争,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流贼杨起隆所部军纪涣散士无战心,若王师往攻必势如破竹”,而现在的战争形势却并非如此,杨起隆的部队在湖北战争中表现得相当不错,较几年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组织还是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这支农民起义军居然装备了大批战马,拥有至少六千人以上的骑兵,显而易见,这桩事情的背后没有蒙古人的影子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少壮派军官所期望的“一举歼灭杨起隆”显然不大可能,就眼下的情势来看,若要击败这支农民军,彻底夺取河南,恐怕非得进行大规模战争不可。

就在文官集团稍占上风的时候,杨起隆的使者也顺利抵达北京,与以往相比,这次的使者显得非常低调,其实这个外交地位的变化倒也不是一朝一夕,其中最远的一次可以追溯到林风和杨起隆的那一次会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关系属于半结盟性质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彼此平等交往,尔后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和农民军屡屡受挫,这种关系便逐渐起了变化,杨起隆的使者也从“外国使节”的位置逐渐滑落到“小国从臣”,在面对汉帝国朝廷的时候,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软弱,不过虽然如此,但使者基本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每每扯到关系“国体”的时候,还是尽量打出平等的旗号。

这一次这种事实上的扈从关系得到了杨起隆的亲自承认,使者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对林风行臣下之礼,称杨起隆愿意归附大汉朝廷,并且请求汉王殿下赐予封号。这种名义上的臣服立即成为文官集团的口实,不少人认为河南问题并非一定要采取军事手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起隆的臣服就代表着政治诱降成为了可能。这种论调在朝野上下很有市场,而且因为厌恶战争的关系,各个地方的舆论也无条件的偏向文官立场,而军官派在斗争的最后变得孤立无援,气焰大减,除了少数极端派仍然大声呼喊之外,多数人选择了暂时的退却。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汉王林风不得不接受了文官集团的建议,大汉王朝的大多数军事行动被押后,而杨起隆的使者也顺利的完成了外交使命,汉王册封“大明王朝的朱三太子”杨起隆殿下为大汉朝“顺义公”,兼任山南都督,号“平顺将军”,权掌河南、湖北两省文武军政,麾下文武官佐自行任免。

至此,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场军事危机得到和解,对于这次外交活动的结果,双方基本上都表示满意,站在汉军的角度,就政治上来看,杨起隆的投诚标志着林汉帝国基本上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任务,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法理上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林风的“真命天子”地位得到了全国各个阶层的承认,而就经济上来讲,饱受战争折磨的中原地区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虽然人人都知道,日后的战争或许会更为庞大和残酷。

现在李光地政府就准备进行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丈量,同时核准人口,为日后的帝国的各项政策进行前期准备,就中国传统来看,这项活动在每一个新皇朝鼎立之初都不可避免,而且影响也是非常之深远,一旦开国皇帝搞定,那基本上就成为“祖宗之法”,轻易不可变更,影响范围至少有两、三百年之久。

一般情况下,象丈量土地和盘查人口这种措施都会受到广大地主阶级的抵制,之所以会遭到反对,道理倒非常简单,因为就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法律来看,这个阶层在税收上享有特权,而且因为地位高超势力强大的原因,这些豪门富户在漫长的时间里当然也会大肆收购农田雇用佃工,许多农民为了逃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在这些豪门的名下,所以若是国家重新丈量入地清点人口,那就无疑是从这个阶层虎口夺食,因而理所应当的受到巨大的阻力,最后不得不胎死腹中。

不过这种情况倒不包括汉帝国,从历史上的先鉴来讲,若是一个陈年老迈的帝国干这种事情,那多半是必死无疑,而若是一个新兴帝国来干就容易许多,因为改朝换代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大洗牌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战争和动乱,原来的那些豪门富户基本上都死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来清点土地,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要少很多。

林汉帝国鼎立的过程和以往王朝开国没有任何不同,现在帝国领域从东至西,包括奴尔干、宁锦、直隶、察哈尔、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其中大多数省份因为常年战争的原因,广大农村满目疮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地方衙门记录的册户根本就是有名无实,仅以辽东、直隶为例,就在汉军鼎立之初,林风就借着某些豪门私通图海的名义大肆打击了一番,此外随着伪清政府的垮台,各地为八旗圈占的土地也都分给了流民,而辽东地区的土地革命则更为彻底,原来的“辽东四大家族”被康熙砍了个干净,之后又打了几场大战,征服者林风为了安抚、遣散马英和曹家兄弟的部队,早已将那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因此原来就势力薄弱的地主此刻更加没有说话余地。

经过大几个月的忙碌之后,人口核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七十二万余口,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意外,本来在林风的认识之中,这个时期的中国因为百年战争的关系,人口损失非常之大,在得到山东之前,帝国的官方数据是三千六百万人左右,再加上山东的一千一百多万,总数顶多也不会超过五千万,现在平白多出千多万人来确实是非常之令人吃惊。不过李光地的报告也给出一些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按照这位帝国首相的说法就是,中国人口在战争之中的损失确实是非常惨重,按照居住地的比例来看,其中伤亡最为惨烈是城市居民;其次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再次就是远离城市的农村,而人口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往往大多是偏远山区。在战争进行过程之中,人类发扬了趋利避害这一生物本能,大多数人纷纷逃进山区结寨自保,耕种山坡地聊以裹腹,同时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不断的朝相对安全的地区流动,在这个过程之中,死亡自然是非常频繁,但其中大多数是妇孺小孩,若是年轻力壮,生存的几率倒也不是很小。

这个报告倒是很有科学性,起码就道理上还是讲得通,老实说对于这个数字林风一开始倒是相当怀疑,因为政府机关在这个信用上的名声确实不是很好,但在这个时候林风也倒也不好来个吹毛求疵,所谓经过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这个后来人没什么资格对此说三道四,况且就行政角度来讲政府只要查清人口就行了,至于其他理论之类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家的事情。

针对十七世纪中国的内政建设,林风大体上出于一个一知半解的程度,这个自我感触来自于以前很多次的“拍脑袋”决策,其中出自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脑袋里的创意,在实践过程中大部被证明是错误,而且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所以他现在在经济活动中很少对具体某个事情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君王来说,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他现在的办公模式大体上都比较简单。

就职业上讲,皇帝这个东西在许多人心目中显得陌生,虽然林风来自后世,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当皇帝,虽然二十一世纪是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但关于对皇帝这个职业进行指导辅助的东西却很少,到底这个行业谈不上什么普及性,书店里可以出《技工入门》或者《工程师必读》,但肯定没有《皇帝培训指南》,由此可见这个工种颇为罕见,至少不是能够在街上随便一抓一大把。

林风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在六――八小时之间,事情很多,但也不是很难对付,这几年的职业熏陶倒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君主这个行业的工作弹性很大,若是很负责任的话,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都没问题,而进一步讲若是某王有自虐倾向的话,要活活累死也绝无问题;然而若是想干得很轻松也可以,甚至什么也不干也行。

就中国传统的法理上讲,君王的权力是无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整个大汉帝国之内从夫妻吵架到两国交战,发生的任何事情林风都有权力过问,作为君主来说,如果要面面俱到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能进行选择性劳动,虽然按照制度来说整个朝廷的各个部门每天都得给林风送去一大堆奏章,数量非常庞大,大部分的东西都只是形式上的“呈准”――意思就是已经报告了,所以面对这种奏折林风一般都只要表个态,通常的批复是“知道了”,心情好就写“孤甚欣慰”,心情不好就写“尔自善处”,表面上一举一动都显得漫不经心,但内地里却是沿袭原来的传统,一板一眼都有规矩,历代皇帝都跳不出这个圈。

自从帝国全面转向为经济发展之后,林风的生活显得更加舒适,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战,现在帝国周边的军事威胁基本上大部消除,不论东西南北,几十万汉军全部呈进攻态势,甚至连边境上的游牧民族都饱受汉军的铁骑骚扰,三边铁骑从东到西:马英、赵广元、王进宝等部队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抢掠自肥常常打家劫舍,残酷的虐待邻国人民,在草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在很多地方几乎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虽然科尔沁王布尔亚格玛一再表示这种事情完全属于“意外事件”,他一点也不介意,但这并不妨碍朝廷里的言官义愤填膺的上表弹劾,然而甚为遗憾的是,汉王本人倒是对这种事情不是很在意。

因为比较清闲的关系,林风这几个月和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他的这个儿子样子很漂亮,白白胖胖一点也不怕生,而且和林风很亲近,不论谁抱着都是格格直笑,因此很受欢迎,他的正式的名字叫林璁――这个“璁”字据说是美玉的意思,也意味着光明纯洁,帝国上下对这个小东西非常重视,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家伙日后就是中国的主人,所以尽管目前的财政不是很宽裕,李光地却依然慷慨的拿出一大笔钱来给这小子大修府第,除此之外,为了争夺林璁身边的“伴读”或者侍卫的名额,大汉帝国够资格的大佬们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以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其中情形简直令人目瞪口呆,比如远在奴尔干的破虏将军马英,他的儿子今年不过八个月,却已经给林风写了无数封信件,表示奴尔干这个地方气候不好,所以为帝国的未来考虑,他希望把儿子送到北京来妥善照料,当然,如果朝廷需要的话,他的儿子一样也可以为主公效“犬马之劳”。

所谓虎父无犬子,从血统角度来说,马将军的公子当然不可能是庸才,不过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朝廷上下暂时还没办法找出马公子能够胜任的职务,而林风也实在是无法想象,八个月大的婴儿将如何“犬马之劳”?

护送马公子进京的侍卫很低调,但是官衔却有点令人瞠目,领头的军官名叫慕容鹉,现在正式的职位是大汉骑兵第六军第二旅旅长,领上校军衔,秩从四品,就旁人看来,这个奴尔干的马将军的架子实在是太大了一点,居然让如此高官干保镖的刚当,令朝廷命官形同仆役,这种议论给马将军的名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却没有给林风造成困扰,因为慕容鹉上校暗地里还有另外一个职务:秦皇岛镇守使、大汉西征军团长。

第七章 燃烧的远征

第一节

公元一六八七年冬,大汉骑兵第六军第二旅旅长慕容鹉上校奉命进京述职。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微小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就在当时,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包括慕容鹉上校本人在内,都没有意识到他目前的工作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随同慕容鹉进京的队伍有数百人,这是一支随意混编的队伍,最核心的位置是破虏将军马英的公子,其次就是负责两旁卫护的一百二十名骑兵,慕容鹉这个时候就是这支小部队的指挥官,本来他们从奴尔干出发的时候,这支队伍的连同马公子的仆役奶妈在内,全数都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如果按照正规行军的方式,这支小队伍完全可以比现在提前一个多月抵达北京,无奈的是他们的主人马公子年纪实在太小,根本不可能采取热河迅捷的行军方式,所以只能一路慢慢拖了过来。

就在当时,这样威风凛凛的一支队伍在官道上是相当的引人注目,于是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本来按照慕容鹉的军人性格,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允许的,但可惜当队伍经过沈阳的时候,奴尔干巡抚张书玉不容分说就把几十名上京赶考的举人托付给了他――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简直没有任何推托的余地,因为一个省能出多少进士对本省至关重要,除了关系到地方利益问题外,更多的是属于地方的荣誉感,这种感觉类似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能在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直接关系到奴尔干行省的面子问题,而非常不幸的是,慕容鹉本人祖籍长春宽城,所以这里面的举人全部都是他的“家乡学子”,所以张书玉大人只提了句“家乡父老就仰仗大人看顾了”他就再也不能吐出半个不字。

慕容鹉本人对这个活计有点反感,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出于一种非常激动同时又非常伤感的状态中,他这次进京的目的除了帝国高层有数的几个人明白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一无所知,他的满腔激情没有半分倾泄的地方。远征万里,统帅数千大汉子弟屠城灭国,为含冤屈死的子民报仇雪恨,如斯壮举,数千年来除了班定远、霍票姚等寥寥几人外,还有谁做过么?!想一想都是壮怀激烈不能自己。

若是事隔百年之后,有些事情想起来或者会很有趣,其实按照严格的血统论来说,慕容鹉并非是汉族人,按照祖上传下来的家谱,他是不折不扣的鲜卑后裔,如果要追究的话,恐怕还能和昔日五胡乱中华里的“大燕”皇族拉上关系,据家乡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当年灭国之后,某个王子逃到了长春宽城一带,于是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姓,不过这桩事情到了十七世纪基本上就属于扯淡一类,包括慕容鹉在内他们那块的人没有谁知道当年的那个“大燕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茶前饭后自我吹嘘的“皇族”到底干过些什么事情,所以不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来看,现在慕容家族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汉人。这种事情在中国并不罕见,基本上整个黄河以北每个省都有诸如此类相似的传说,其实信誓旦旦确信不疑的人们绝对没有改变自己汉族人身份的意思,喜欢传颂这类故事的原因大体上属于“老子祖上也阔过”的意思,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慕容鹉上校原来是马英将军的铁杆部下,出身并不光彩,现在混到如此高官确实不能不说是祖上积德,当日他得意洋洋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的时候,父老乡亲无不惊愕非常,因为他在家乡的名声实在是坏透了,乡里坊间到处有人说他的坏话,而且令他愤怒的是,随着他的步步升迁,这些令人恼火的小故事居然传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北京城,成为大汉帝国总参谋部和吏部各级官员的笑谈。

据说比较流行的段子有两个,其中一个是说他少年时的事情,当时慕容鹉大人的家庭条件尚可,老爸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在他的努力下,家里除了有六十多亩好地之外,还有一个草场和一个烧酒作坊,在当地属于小康之家,一般这类小地主的身份比较尴尬,说上不上说下不下,他老爸因此非常忙碌,所以慕容鹉大人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很难谈得上一个好字,于是这种恶劣成长的生存环境理所当然的造就了一个著名马贼,其实慕容鹉小时候也读过书,不过可惜的是,刚刚念完《百家姓》和《千字文》就自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状元郎”的水准,自高自大陶醉不已,而负责教育工作的老先生态度相当认真,于是对他进行板子教育,结果“官逼民反”,惨遭反镇压,被慕容鹉大人统帅全班同学殴打一顿逐出学堂。

之后他老爸相当生气,收到消息之后当即手执大棒企图进行镇压,结果爆发了第一次父子战争,两人的关系下降到冰点,不得不两地分居。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慕容鹉大人叛出家门,走上了马贼道路。他父亲因为家庭企业经营良好,得到了地方上另外一位小地主的崇拜,双方引为知交,之后那位好友实在是仰慕不过,决定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父亲做小妾,这个消息被慕容鹉大人知道后,当即勃然大怒,连夜从牧场骑马回家,怒斥父亲薄幸忘义,亏待了自己的母亲,双方大打出手,慕容鹉大人一怒之下,操刀而上,当场将自己的姨娘――也就是父亲的小妾砍为两截。

这是第一个故事,而第二个故事则就是说他的马贼生涯。当他犯下命案之后,理所应当的遭到了地方官府的通缉,于是流落江湖,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遇到一场打劫,当时马英将军正在率领一众弟兄讨生活,被抢者是一位年老的参客――这种事情在东北很常见,其实马英当时的行为也算不上什么穷凶极恶,因为当时参客和马贼属于半保护半抢劫的关系,马英当时的行为与其说是抢劫,倒不如说是“收保护费”,不过年轻气盛的慕容鹉大人倒不知道这个著名的绿林规矩,当即挺身而出,怒斥马英将军的胡作非为,其实这个抢劫的场面并不紧张,甚至还算得上融洽,当时被抢的参客心甘情愿的准备掏出一笔银子缴纳安全费,忽然看到慕容鹉大人义薄云天的跳出来吓了一跳,立即哀求他不要闹事,以免惹怒了马英将军牵连到自己。

满腔热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慕容鹉大人恼羞成怒,认为这个参客实在是不给自己面子,于是马上抽出刀来比着参客的脑袋,声称如果拒绝自己的好意就马上砍了他,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客肯定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日后的大汉帝国骑兵上校和陆军中将大打出手,最后到底还是马英将军技高一筹,折服了桀骜不驯的慕容鹉。

公允的讲,慕容鹉的这种脾气实在是很不适合在场面上混,这次林风在汉军内部编组的远征军团并不为人所看好,一众军官人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远征军团”其实就是另类的敢死队,生还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吉,而慕容鹉上校却是极少数的志愿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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