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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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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
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
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自序》的结尾，欣悦地说：“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但黎先生立愿结撰的说史系列，终因他的去世而未成全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有心将黎先生未及完成的几部说史配齐，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贡献给读书界，蒙她的厚意，约我作《细说宋朝》。
我自上一世纪80年代师从程应谬先生治宋史，已有二十余年，也在这一领域写过两三本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对宋代历史的相关问题，多年以来，略有些自己的想法，恰想借此机缘略述己见，也算是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接受了稿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严复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格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函应致力者。”他们对宋朝历史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在西方和日本学者中，主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时代的，颇有人在。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另作别论，却也说明了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总之，宋朝是值得细细评说的。
众所周知，先与北宋几成鼎峙之势的有辽朝和西夏，其后金朝取代了辽朝，继续与南宋、西夏维持三分天下的格局，故而也有个别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后三国，不过这一叫法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于书名《细说宋朝》，并不意味只说宋史，而无视辽金西夏的历史，也决无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只是尊重黎先生原先的命名，保持书名的简明醒目。不过，真要以四十余万字篇幅，对宋辽夏金史，面面俱到地细说，也是不无困难的。故而只能以宋为主，兼顾其他，有所取舍，详其当详。
黎东方先生的说史系列，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正是续作者应该追求的境界。然而，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眼光的。所谓可读性，就是行文表述应该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著。以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细说，’清除那些有悖史实的“戏说”，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学者宣传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实际上，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著述的形式。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而那部著作完全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业师程应谬先生对这种撰述风格推崇备至，他的《南北朝史话》也有这种流风余韵。你能说这些著作不具学术性？目前史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征引文献、规范注释的才是学术专著。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治史者来讲，为白己的论著注上些引文出处，并非难事。而颇有些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衰的所谓专著，其实倒是并无学术性可言的。话扯远了，有诸先贤的珠玉在前，我敢不努力从事吗？由于丛书的体例，对不得不节引的旧史原文和不得不吸收的前人成果，也不能一一出注，这是必须在此致歉的。
细说宋朝1：先说个大势
与汉、唐、元、明、清相比，宋朝能否视为大一统的王朝，是大有疑问的。让我们先从这一时期的大势说起，然后再下判断。
比起北宋来，契丹族创建的辽朝在立国先后上应该排位老大。唐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选举成为契丹族的部落联盟长，而朱温推翻唐朝、建立后梁也恰在这年。十年以后，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部落联盟制，正式称帝，国号契丹。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7年），辽朝第二代皇帝辽太宗从后晋高祖石敬瑭那里夺取了燕云十六州。其后，辽朝骑兵就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挥之不去的军事威胁。自宋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代周以后，宋辽关系就长期笼罩在这一阴影下，直到澶渊之盟以后，才进入较稳定正常的相处阶段。辽朝的疆域东临今天的日本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北至今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一线，西接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在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陕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接壤，迤西过河套与西夏交界，领土面积比北宋还大。
自党项族领袖李继迁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叛宋以后，宋夏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并不比宋辽之间有所逊色。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的疆域最大时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北达大漠，南迄萧关（金甘肃环县北）。西夏建国以后，在11世纪40年代，先是屡败宋军，继而重创辽师，终于造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今天中国境内，以北宋时期的政治版图而言，还有与宋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国，今西藏、青海和川西一带的吐蕃诸部，今新疆和中亚的回纥诸汗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只有大理国与宋关系尚称密切，其他政权与宋往来无多，就此带过，不拟细说。
12世纪初叶，女真族在契丹族的后院崛起。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辽朝，辽将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行，在今新疆和中亚一带，建立西辽，其领土最盛时北至巴尔喀什湖，西抵咸海，南控昆仑山脉，东在今甘肃西境与西夏为邻。而北宋则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被金朝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继位为帝，这就是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但南宋疆域的北境已经退缩至淮水、秦岭一线与金朝对峙。在金灭辽、宋的威慑下，西夏以藩属礼事金朝，换取了继续立国的生存空间，国势以大不如前。这样，金朝取代了辽朝的地位，在东北与西北继承辽朝的旧境，南方与南宋接界，西部在陕西与西夏毗邻，与南宋、西夏构成新一轮的鼎足之势。大理国以及与南宋以岷山为界的吐蕃诸部，依然维持其民族政权，和南宋长期共存。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铁骑的西征南攻，很快改绘了这一政治地图的板块色彩。1218年，蒙古攻灭西辽。1227年，西夏也在蒙古骑兵的凌厉攻势下不复存在。1234年，金朝作为蒙古和南宋的共同对手，终于在蒙、宋联军的夹攻下彻底灭亡。1247年，吐蕃地区正式宣布接受蒙古国的管辖。1253年，大理国被蒙古国征服。到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在当时的政治地图上只剩下元和宋两种底色。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朝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恭帝奉表出降，被俘北上，南宋中央政权实际上已告结束。南宋流亡政权苦苦撑持到祥兴二年（1279年），随着崖山之战的失败而最终覆灭。
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笔者对其他朝代不敢妄论，辽宋夏金元时期倒确实如此，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限于从军事上去把握，其内容丰富广泛的多。
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反观以上大势，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分之势，辽、金的实控版图也比宋为大，在与他们的军事角逐中，宋朝也从来没有占过上风。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宋朝确实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两宋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理由的。然而，传统观点却无不认为：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
但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性。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所谓中原王朝（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仍可借用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来指称它）的意义上，消灭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来说，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就此而言，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然而，无可置疑，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影响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以后，封建王朝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宋代朝政也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因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宋朝在制度和思想上馈赠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遗产，其影响更是难以低估的。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宋朝的历史地位。
细说宋朝2：辽太祖
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汉名叫亿。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它在迭剌部世里家族诞生时，契丹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关节点上。“契丹”的含义是指镔铁或刀剑，对游牧部落而言，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于两者的西传，导致俄罗斯以此发音来称呼中国。迭剌部在契丹八部中最为强大，而世里家族在部落联盟中的声望和权位仅次于可汗所在的遥辇家族，这些都是阿保机日后赖以统一建国的先天有利条件。
阿保机本人则“雄健勇武，有胆略”，部落莫不畏服。唐天复元年（901年），他被迭剌部选为酋长，专任对外征讨，战绩骄人。天复三年，他被授予仅次于可汗的于越尊号，并总知军国事。其后，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阵前约为兄弟，约定联手攻梁；同时却与准备灭唐的朱温也暗中通好，以便左右逢源，为契丹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唐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正逢契丹三年一轮的选汗之年。《辽史·太祖纪》说“痕德廑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似乎是自然选代。但据《五代会要·契丹》说，梁开平二年（908年），辽太祖遣使向后梁贡物的同时，“前国王钦德并其大臣皆有贡献”，钦德就是痕德廑的另一译音。可见根本不存在阿保机奉遗命得立的可能，事实真相应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说，“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而罢免了遥辇氏痕德廑可汗。
选举当然只是个形势，除实力和才略外，阿保机是否还有幕后的动作也不得而知，但倘要追寻更深层的原因，耶律曷鲁的劝进词倒说得较明白：“我国削弱，齮齕于临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痕德廑可汗主动让贤还是被迫辞位，已并不重要。契丹贵族迫切需要有一个杰出人物来领导本民族从衰弱走向强盛，满足他们对奴隶、牲畜、草原和财富的渴求，确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在他们看来，阿保机是这样的“圣人”，也可说是：历史选择了阿保机。
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以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其后，汉人谋士力劝他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君权，于是，阿保机决心向三年选汗以次相代的契丹旧制发起挑战，这就招致其迭剌部亲族中诸弟的反对，因为按照旧制，他们将是被轮选为可汗的最直接的替补人选。以阿保机的亲弟剌葛为首，联合了迭剌、寅底石、安端等诸弟，自阿保机认可汗的第五年起，先后发动三次叛乱。
第一次是911年，谋叛败露，阿保机采取妥协的策略，赦免了他们。第二次是912年，因逢选汗之年，剌葛等以维护旧制为由，起兵阻击阿保机，阿保机不与交锋，引兵在当日率先举行了选汗仪式“燔柴礼”，堵住了叛乱者的嘴，他们只得各自遣人谢罪。
第三次是913年，这次叛乱径以谋杀阿保机、武力夺取汗位为目的，叛军分三路行动。当阿保机出行时，迭剌和安端率千余骑兵伪称入觐，准备实施谋杀计划，被阿保机察觉拘捕。寅底石率一支叛军攻打阿保机行宫，阿保机妻述律后据显阻守，保住了可汗仪仗，击退了叛军。剌葛自备可汗旗鼓，打算自立为可汗。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剌葛等叛军首领也都被俘就擒。平叛的代价是惨重的，《辽史·太祖纪》说：“孽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但迭剌部的守旧势力已被彻底击溃，难以阻挡阿保机称帝建国的步伐了。
除迭剌部外，契丹尚有七部，这七部的反对派贵族还想利用选汗旧制，迫使阿保机让位。阿保机即汗位第九个年头，照例又是选汗之年。七部酋长在其出征室韦归来之际，拦道劫持，共同谴责围攻他。阿保机不得以交出可汗旗鼓，同时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一汉城，自为一部。得到许可后，他效仿幽州的城郭、市里，在滦河上造起了汉城。这里有盐铁之利，又易植五谷，阿保机率契丹人和汉人安顿下来，连汉人都不再思归。阿保机料知民心可用，便采纳述律后的计策，派人遍高诸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届时，诸部以牛酒犒于盐池，酒酣耳热，阿保机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最终扫清了建国道路上的障碍。
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大同元年改称辽；984年，辽圣宗统和二年，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咸雍二年，又改称辽），建元神册，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即辽太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在太祖建国过程中，有三个汉人谋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韩延徽、韩知古和康默记。
韩延徽是奉刘守光之命出使契丹时，被阿宝机强留下来，在建国以前的征战中被倚为谋主，建造汉城也出自他的建议。他一度不告而别，南奔李克用。后因不惬意而重回契丹，阿保机喜出望外，信用如故，赐名“复来”，中外事悉令参决。建国之初，百事草创，营都城，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有序，史称皆延徽之力。太祖与延徽那种君臣间的信任和配合，在中原王朝也是并不多见的。
韩知古原来只是述律后从嫁的奴隶，阿保机听说他善谋有识，就起用了他。建国伊始，礼仪疏阔，他援据旧典，参酌契丹风俗，结合汉族仪制，使契丹人“易知而行”，加快了契丹族汉化进程。康默记原是蓟州衙校，阿保机将其俘获，以爱其才而径隶麾下，当时诸部新附，法律未备，他推敲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
建国之初，辽太祖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神册三年（918年），由韩延徽和康默记主持，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经辽太宗数次扩建，改称上京。上京的营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空前创举，也表明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上契丹民族的积极态度。
其二，神册五年，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其后，太祖之弟迭剌又以回纥文字创契丹小字），结束了契丹族“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
其三，神册六年，命耶律突吕不制定契丹第一部基本法典《决狱法》。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机就任可汗后，把原先契丹八部分入北南两个宰相府，北府以迭剌部为核心，包括品部、乌隗部、涅剌部、突吕不部共五部，南府以乙室部为核心，连同楮特部、突举部共三部，可汗从迭剌和乙室两大特权部落的贵族中分别任命北南两府宰相，这一举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长选举产生和平等议事的原则，是向朝廷决定宰相的过渡。910年，确立了后族任北府宰相的定制，神册六年，规定自此以后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这样，两府宰相就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后族和皇族担任，部落酋长议事制的残余完全清除，家天下的世袭皇权空前巩固。从此，辽朝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雄踞北方。
契丹建国以后，辽太祖积极向外发展，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掠夺战争：一是继续征服西边的少数民族，一是伺机攻击南境的汉族地区。
关于前者，辽太祖进展顺利，自神册元年起大体到天赞三年（924年），已把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族破的破，灭的灭，将西北边地纳入版图。在西征过程中，他把征服和俘虏的各族男女，改编为契丹新八部，分隶于原契丹八部管理。而契丹原八部早已规定了固定的地区，由氏族部落转变成地域居民了。这样重新编制部族，推动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地域基础上的民族融合。
关于后者，辽太祖却不那么趁手。就在他出任可汗那年，后梁代唐，他遣使赴梁请求册封。梁太祖许诺他为梁翦灭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后再行册封。他当然不愿为梁火中取栗，但仍多次向梁贡物。李氏父子却不能容忍他的背信弃义，双方因此交恶。神册建元以后，李克用已死，辽太祖就连年攻掠李存勖控制的河东、河北的北部和辽西一带。契丹骑兵出入掠夺总有所获，但军事上却未能占尽便宜。
神册六年（922年），辽太祖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在望都（今河北定县东北）与李存勖展开大战。辽军以绝对优势围击李存勖的千骑亲军，但骁勇善战的李存勖突围而出，会合大军奋勇反击，逐北百余里。时正连旬大雪，契丹人马没有吃的，死者相望于道。尽管如此，辽太祖退兵之际，依旧法度井然，令李存勖赞叹其御兵有法，“中国所不及也”。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由辽朝发动的这种边境掠夺占几乎每年都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