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全集.com》第34/40页
老猛子手臂上搭着几件衣服租毛巾，他以为我们一定淋了雨。我注意到，那些衣服和毛巾，一件件被我这个原来不怎么会做事的哥哥，洗得洁净，晒得松软，叠得整齐。
我们走时，老猛子告诉我们以后不需再来，因为他很快会出去了。
见了老猛子，我们又四处跑着要见爸妈。在和平里的京京家里，这类谁已经见了自己的父母，通过什么渠道，怎么见上的消息这时候最热门儿。我们和许多家的孩子一样写了许多信，给我们所有想得起来的机构和还在台上工作的父母的老同事们送信。这成了我们那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也有非常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知道刘仁叔叔的儿女在努力想见父亲的时候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有一次，朵朵和我拿着一封写好的信去找当时的中联部长耿飙。是老在和平里出入的那个修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一来，他老爸就上《人民日报》的那个小孩儿，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他告诉我们耿部长住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在家。我和朵朵跑到中联部大院，门口传达室的人问我们，你们认识耿部长？我们点头，又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壮着胆子说总参。这时一辆黑色的红旗车从大院里开出来，传达室的人招手让车子停下，对车里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说：“找你们的，带走吧。”我们糊里糊涂地上了车。车子向西开，又进了一个岗哨林立的大院，很像我们1965年冬天住过的新六所。一会儿，耿飙的夫人赵兰香阿姨走了出来，看到我们她微微地吃了一惊。看样子我们今天遇到了两个实在莽撞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弄清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带到一般人不能进来的地方了。我们原来称呼她小赵阿姨，这次也这样称呼她。她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看电影，他们的家确实住在中联部的大院里。她问我们的情况，问爸妈的情况。这让我们放下心，因为我们在类似的场合中有和这个很不一样的经历，许多原来非常熟识的人都给过我们白眼和冷遇，像小赵阿姨这样主动询问我们和爸妈情况的人实在是绝无仅有。我们把信递给她，她说她和耿飙叔叔一定尽快办。让我们回去等消息，还让来时的车仍然送我们回去。坐在车上的时候，那个警卫员模样的人看看我们，说了一句：“好家伙……”我们没理他，心想他今天一定会“挨呲儿”了。在车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先被允许去见妈妈，妈妈被关在秦城监狱。这是50年代为关押战犯修建的专门监狱。后来一些重要的政治犯人，如胡风等人也在这里关过。妈妈一见我们就说了这一段，说这里她很熟悉，修这个监狱的时候她还在公安部，义务劳动到这里来植树。因为有看守在旁边守候，所以妈妈只好从这样的话题开始我们五年分别之后的见面。妈妈的样子虽然苍白和虚弱，但如此平静和机警地开始谈话，我们还是大大地放了心。无论经历了多少磨难，原来那个爽朗倔强，处处要强的妈妈还在。她露在黑色囚衣外面的白色衬衣的领子补着一块补丁，但是它雪白平整，针脚细密。妈妈用着的一块权当手帕的纱布也同样雪白平整，我看见朵朵把自己的花手帕放在妈妈手里，看守看到就站起来想干涉，我们一起回头看着她，她没有再说话。妈妈后来说，朵朵幸亏给了她这块手帕，因为她回到监牢以后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见到了我们，她觉得就像做了个梦，很怕梦醒了会是一场空。她说，这种梦她做过许多次，醒来会加倍地难过。手里拿着朵朵的手帕，她的心才安下来，才敢睡觉。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看手帕还在不在。
我们去看妈妈，已经是1972年的5月间了。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八月有余，但是规定任何人不准谈论这件事。我们见爸爸的要求一直被搁置，虽然答应我们很快能够探望，但探望的时间却一拖再拖。
“九・一三”事件以后，听说毛泽东病得很厉害。1972年1月份，陈毅元帅病逝，我们从纪录片中看到出席追悼会的毛泽东果然骤然衰老了。身患重病的张茜阿姨悲痛地搀扶着老态龙钟的毛泽东，这景象使我心痛如绞。我有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正在衰落和死去。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连的。2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又听说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的批示和邓的信被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解除了监督劳动，恢复组织生活，他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都派到江西去照顾他的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确信见到爸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从1972年8月起，我们可以探望爸爸了，原来不定期，后来可以定期，原来两三个月，后来争取到可以一月一次。这些探望大多数在北京西郊一个摩托化营的驻地进行。一般是我们先到达，然后爸爸进来。与老猛子和妈妈比较起来，爸爸的变化最大。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躯，我还感觉到，积蓄在他身体中的痛苦常常要把我们和他的心同时胀破。
在这些探望中，爸爸有时心情好一些，有时坏一些。对我们对他生活细节的询问一概心不在焉。他会反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吗？他问得最多的是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妈妈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她有什么问题？把妈妈抓起来坐监狱简直太不公平。”还反复说：“在对待林彪和叶群的问题上，妈妈的感觉一直比我对头，妈妈一直比我清醒，妈妈的骨头一直比我硬。”或者他就静静地听我们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这种时候他很少发问和插话，只是很认真地听，有时摇摇头，有时又点点头。这些会见，一开始都有专案组的人在场，先是在屋内，后来在门口，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烦来，丧失了和爸爸见面的机会。
每次见面结束，专案组的人都坚持要爸爸先走，一直要等到载着爸爸的汽车离开很远之后才准许我们离开。每次当我们把架着双拐的爸爸扶上汽车，又目送汽车出了大门，转了弯，看不见了，我们的心里就涌起一阵痛苦。这种生离死别的日子还要过到哪一天？
那间会见的屋子里，玻璃窗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点阳光都射不进来。墙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雨水浸蚀的痕迹，还有几张又破又旧的木头桌椅。我记得墙上似乎还挂着几张毛泽东的像。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对于爸爸特别残酷的审讯都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的，这间屋里曾经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糊满了“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还在墙与墙之间拉了好几道铁丝来增加悬挂标语的数量。这是专案组设计的精神战。这里曾经连续几天几夜灯光如昼，彻夜回响着专案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叫。
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曾和没有到过这里的妈妈重新寻访此地。我们向妈妈指点着当年爸爸和我们见面的地方。这里已经改建成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只有整幢建筑物的外形依稀可辨。房间里摆着一些淡绿色的小桌椅，墙上挂满了出自孩子们小手的图画，舒适的小床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可爱的小被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家去了。整个院子安静又美丽，挂着花窗帘的洁净的玻璃窗上树影婆娑。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和平的、花木扶疏的院落里曾经发生过那些血腥的故事呢。近日，我又从那里走过，院落已经荡然无存,我猜想那地方已经变成拓宽道路的一部分。这回是我问自己，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过吗？如果是，那些故事如今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是谁？
1973年11月，对爸爸的监禁终于解除了。那时候爸爸住在解放军301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原来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日夜看守。那天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再出来时，屏风和战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301医院14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热泪盈眶。我看到护士长似乎也热泪盈眶。这证明，“文革”真是一个真情激荡的时代，我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别人都在“文革”时期流下了最多的热泪。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琐碎情感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经历的生死飞跃和敌我转换才称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悦和大悲哀。
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左权任参谋长，爸爸正从抗日军政大学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曾打电话给爸爸。在电话中左权很兴奋，他对爸爸说，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作战部队已经突破100个团。他要爸爸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在一起作战。爸爸不仅十分有效地布置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垴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史、党史都对此次战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擅自决定的。不过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爸爸当然不知情。
1941年到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认为这是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爸爸起草一份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爸爸自然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电文，并很快拍发给了部队。没想到，这种看法和分析与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有出入。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之后，马上拍了个电报给彭老总和爸爸，批评他们未经请示就作出举动，也批评了他们在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爸爸见到毛泽东的来电之后感到很紧张，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他马上以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把给部队的电报收回并通知作废。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另发一电，除向毛主席作检讨外，并说明这个电报是由他起草的，这部分责任应由他负。
事情本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爸爸没有十分放在心上，因为这类事情是工作中经常发生的。观点看法上有不同，举动行为上自然有出入。发电报也好，百团大战也好，都是为了抗战胜利。何况百园大战从军事上说是胜仗，它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就检讨，该收回的收回，从个人情感上说也没有造成多大的隔阂。爸爸说自己在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不仅因为他当时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负责人，也因为毛主席和中央是信任和重用彭老总的。
但是，这件事情在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尤其是华北座谈会以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3年12月爸爸回延安参加整风并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前线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接到通知回延安参加整风。当时的延安因为一下子聚集了许多人，消息也特别活跃。这时，爸爸听到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皖南事变”后，他和彭老总发给部队的电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向毛泽东做了检讨之后，彭老总曾直接电告毛泽东，说他自己疏于检查，所以才会有拍发电报给部队的错误。这个说法在爸爸心里引起很大的波澜，一向耿直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爸爸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爸爸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情，他的本意是想通过毛泽东的某种影响解开这个堵在心里的大疙瘩。彭总说：“我看你当时看到中央和主席的来电很紧张……”彭还未说完，毛插话说：“犯了错误，受批评，应当紧张，难道还应该轻快？”这样一来，场面僵住了，爸爸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谈话也进行不下去了。疙瘩不仅没解开，反而越结越大了。
再后就是华北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彭老总受到了中央的批评，爸爸再一次吃惊地得知，百团大战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既未请示中央，也未请示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表示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
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电报，都使爸爸一时对彭德怀很不满意，并在这次会议上对彭老总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这样的话自然很伤感情。
彭老总更是个性坚强的人，对于爸爸的两次顶撞自然不满意。尤其是爸爸当着毛泽东和他的那场谈话，两种方式都是他不能谅解和接受的。他曾经说：“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告。”这些话反映出成见已经很深了。
除了这些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建国以后，又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从此尽人皆知，包括“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它的要害是“罢官”，显然是跟彭德怀没完的意思。而爸爸从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把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自然很有些伤感。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彭老总的那间病房很注意，有时在走廊里走走，会看到卫兵端饭进去又出来。我们能看到他吃得很少，有时还会从那间病房里传来吵闹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准看吗？”我猜度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没有机会了，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11月因直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一代名将彭德怀在这里孤独地离开人间，他病重期间一再要求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去世后，遗体被秘密火化并化名送至四川。
劫后余生的团聚，因那么多人没能够团聚而显得黯淡。庆幸之余，一种痛定思痛的气氛在我们家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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