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31/175页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7 月14日,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 年以下的徒刑,或6 个月到3 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4 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202] 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1933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10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5 月2 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3 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过――犹太人不是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们(在他上台后头几个月里,只有少数人――那是说,少数几干人――被剥夺了财产,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杀害),但是他颁布命令,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大学里教书,从事自由职业。

1933年4 月1 日,他下令全国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在纳粹党解散讨厌的工会时一度过早感到高兴的企业家们,现在发现纳粹党中左翼分子当真相信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企图控制雇主协会,解散大百货商店,把工业收归国有。成千上万的粗暴的纳粹党官员到过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业登门拜访,有的扬言要没收这些企业,有的要求在企业中担任薪金优厚的职位。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现在坚持要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204]息奴役制”。好像这还不足以吓坏企业家似的,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答应农民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本金勾销一大笔并且把未勾销部分的利息降低到2 %,这使银行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为什么不这样?希特勒到1933年仲夏时已是全德国的主人。他现在完全可以实行他的纲领。巴本尽管狡诈,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他原来以为他和休根堡以及旧秩序的其他保卫者在内阁中对纳粹党保有8 对3 的优势,能够控制希特勒,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后来悻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中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3 月13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

像戈培尔一样,被认为是个“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

在德国经济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国家银行总裁保守分子汉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职,卷起铺盖到华盛顿去当大使了。认识到纳粹主义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总裁。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气扬地在1933年3 月17日继任了这个职位。在建设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军备方面,整个德国没有别人比沙赫特对希特勒的功劳更大了。他后来还兼任了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开始反对他所崇拜的偶像,终于辞去了或者说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甚至参加了那些密谋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伙。他悔不该长期输诚效忠,以自己的声望为之助威,把自己的过人才能供其驱策。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在纳粹党领袖面前独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不许有第二次革命!”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但是当193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的问题至少有5 个: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解决冲锋队与陆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为600 万失业者寻找工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为德国取得平等的扩军权利和加速德国在共和国末期开始的秘密重整军备工作;最后是决定由谁在年老多病的兴登堡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205] 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1933年4 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帐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200 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的罗姆在6 月间发出警告: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 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是,希特勒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

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

他在7 月1 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7 月6 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206] 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

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没有比这段话更有权威他说明纳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经济性的革命了。为了证明他言之非虚,希特勒撤换了一些企图夺取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激进分子”。他恢复了克虏伯・冯・波伦和弗里茨・蒂森在这些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货商店捣蛋的中产阶级商人战斗联盟,任命卡尔・施密特继任休根堡为经济部长。施密特是企业家中最正统的一个,原任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总经理,他毫不迟疑地制止了那些把党纲天真地信以为真的国家社会党员们的打算。

在普通纳粹党员中间,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群众运动核心力量冲锋队员中间,失望情绪是很强烈的。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失业和不满的大军,由于本身经历,生来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他们在街头斗殴,对革命作了贡献,革命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报酬,不管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中,应该得到优厚差使。他们在春天时由于采取了一阵过火的行动而陶醉了一个时候,如今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原来的人,不管是否党员,仍将保有原来的职位,并且保有任免大权。不过,这还不是冲锋队员中间骚动不安的唯一原因。

希特勒和罗姆过去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的问题上的争吵,如今又爆发了。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207] 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

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会很久的将来,当86岁的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重大的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1933年夏天开始到次年6 月30日,这两个又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气的“您”

相称呼的唯一的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姆在1933年11月5 日在柏林体育馆对15000 名冲锋队长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冲锋队员们中间的深深失望的情绪。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说,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态度很坚决。他于8月19 日在戈德斯堡浴场曾经警告说:“冲锋队同陆军的关系必须是同政治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关系。”9 月23日,他在纽伦堡讲话时说得还要清楚: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国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的这一精神。

在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军队作了保证,因此争取到许多高级军官倒向他的一边。在1933年2 月2 日,即他就职后两天,他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但因将军的家中向陆海军高级将领讲了两小时的话。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讯时透露了纳粹总理同军官团第一次会谈的大意。他说,希特勒消除了高级将领们原来以为可能要军队从事内战的担心,他还保证,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新德国的这项主要任务。雷德尔海军上将承认,他对于建立一支新海军的前景是极为高兴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后来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说,元首打[208] 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勃洛姆堡于1933年1 月30日匆忙就任国防部长一职,也就消除了陆军方面要想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的任何打算。

为了要进一步鼓起军方领袖们的热情,希特勒在4 月4 日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新计划。3 个月以后,在7 月20日那天,总理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开始从另外一个比较赞成的角度来看待纳粹革命了。

为了要给罗姆吃些甜头作为安慰,希特勒在12月1 日任命他――与副党魁鲁道夫・赫斯一起――为内阁阁员,在1934年元旦又写了一封友好热情的信给这个冲锋队头子。他一方面重申“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境外敌人”,同时又承认“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且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

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 月2 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于暂时缓和冲锋队中存在的不满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气氛中,冲锋队和陆军的斗争,激进的纳粹党分子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嚣暂时平息下去了。

纳粹外交政策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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