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82/175页
德国海军记事册对进攻延期的记载更为简明，并且还提出了原因：战后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墨索里尼这封信件的德文译本中，也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文本中，“德国”一字被勾掉了而在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波兰”的字样，于是念起来就成为“如果波兰进攻……”但是在意大利政府战后公布的意大利文原本上，这段话却是“Ｓｅｌａ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ａｔｔａｃｃａｌａＰｏｌｏｎｉａ”[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收藏在他们政府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纳粹也要加以篡改伪造。8 月25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开始进行的“白色方案”将于20点30分[ 下午8 点30分] 停止。[8月25日中午获悉英波订立互助条约。又获悉意大利领袖通知，他将信守盟约，但要求大量供应原料。] 纽伦堡的主要被告中有3 名被告在诘询下各自对延期进攻作了说明。里宾特洛甫说，当他听到英波条约的消息并且“听说”“正在对波兰采取军事步骤”[ 他仿佛一直不知道有进攻波兰那回[557] 事似的] 以后，他就“立刻”去找元首，力劝他取消对波兰的入侵。“元首立刻就同意了”。这当然完全是鬼话。
凯特尔和戈林的供同至少看来还比较诚实。凯特尔在纽伦堡法庭上追述当时情况说：“我突然被叫到总理府会见希特勒，他对我说：“立刻停止一切行动。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时间进行外交谈判。’”
戈林在纽伦堡一次预审提讯中也证实，直到这时候，希特勒还相信他能够谈判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来。戈林说：就在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经下令停止执行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我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他说，“不是永久的。我必须看一看能不能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
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变卦，对希特勒固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从上述证词中显然可以看出，促使这位德国领袖推迟进攻的因素中，比较有力的因素还是英国和波兰签订互助条约这一行动。然而奇怪的是，当天汉德逊大使曾经再次向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波兰受到攻击，英国将参战，并且英国这时又已经在正式条约中庄严地宣布了这一保证；在这之后，他居然仍旧像他对戈林所说的那样，相信自己能够“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这大概是他根据过去同张伯伦在慕尼黑打交道的经验，以为只要能安排一条出路，这位英国首相就会再次屈膝投降。但是仍然令人不解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原先对外国政治曾表现出很有洞察力，居然不知道张伯伦这个人和英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毕竟全都是希特勒自己一手造成的。要在8 月25日晚上叫德国军队一下子停住，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许多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在东普鲁士，取消进攻的命令直到晚间9 点37分才送达贝茨尔将军的第一军。在几个军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急忙追上先头部队之后，才算止住了部队的前进。南面的冯・克莱施特将军那一军的摩托化纵队，在黄昏时分已经逼近波兰边境。一个参谋军官驾着小型侦察机在国境上快速着陆后才把它们在边界上拦住。更有少数地区在打响了以后才接到命令。但是由于好几天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整个边境沿线挑衅闹事，波兰参谋总部显然没有怀疑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8 月26日那一天，波兰参谋总部倒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报告，“德国匪徒”多股越过国界，以机关枪与手榴弹袭击我碉堡与关卡，“其中一起为德国正规部队所为”。
“密谋分子”的欢欣和混乱
8 月25日晚上希特勒取消进攻波兰计划的消息，使得谍报局里的密谋分子欢欣若狂。奥斯特上校把这消息告诉沙赫特和吉斯维乌斯时嚷道，“元首完蛋了”。到第二天早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甚至比他更加想入非非，他宣称：“希特勒绝对经不起这次打击。今后20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他们俩人都以为没有必要再去为推翻这个纳粹独裁者而操心；他已经完蛋了。原来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星期里，那些自以为是在进行密谋的人曾经又忙碌了一阵。至于他们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则很难弄清楚。戈台勒、亚当・冯・特罗特、赫尔莫特・冯・毛奇、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和鲁道夫・贝彻尔都曾先后来到伦敦；他们不仅告诉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并且还告诉丘吉尔以及其他英国领导人说，希特勒打算在8月底进攻波兰。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可以亲眼看到，整个英国，上至那位手里老带着一把雨伞的张伯伦，从慕尼黑的那些日子以来都已经改变了态度。一年前这些德国人自己曾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决心驱逐希特勒，英国和法国就必须宣布将以武力制止纳粹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现在这一条件已经实现了。他们还要求什么呢？从他们所留下的文字材料来看，这一点是不清楚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印象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虽然他们的用意良善，但是他们的思想混乱，达于极点，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瘫痪了他们的手脚。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也就是对陆军、警察、政府和人民的统治――太严密了，不是他们所能够想出的办法可以动摇或推翻的。
8 月15日那一天，哈塞尔到沙赫特博士在柏林的独身新寓所中登门造访。这位被解职的经济部长刚刚从印度和缅甸旅行了6 个月归来。哈塞尔在日记里写道：“沙赫特的看法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留神等待，他认为事态将循着必然的道路发展。”根据哈塞尔自己的日记记载，他在同一天告诉吉斯维乌斯说，他“也赞成把直接行动暂时往后推一推”。
但是当时又有什么“直接行动”要推迟呢？哈尔德将军和希特勒同样热衷于毁灭波兰，这时候根本不想推翻这位独裁者。至于冯・维茨勒本将军，一年前预定在推翻元首的活动中由他负责领导部队的，现在正在西部指挥一个集团军，即使他有心也无法参加柏林的行动。然而他是否真正有心呢？吉斯维乌斯到他的司令部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从伦敦发出的新闻广播，于是马上就看清了这位将军的兴趣只在于弄清楚当前的局势动向。
至于哈尔德将军，他正在一心忙着拟订进攻波兰的最后计划，[559] 根本就不再考虑推翻希特勒的这种造反的念头。在1946年2 月26日战后纽伦堡的审讯中，问到他和另外几个所谓纳粹政权的敌人在8 月的最后几天为什么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推翻那位元首从而使德国免于卷入战争时，他说得非常含糊。他说，“当时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冯・维茨勒本将军被调到西方去了。没有维茨勒本，陆军就不能动手。
那么德国人民呢？美国讯问官山姆・哈里斯上尉提醒哈尔德，指出他说过德国人民反对战争，于是问他：“如果说希特勒已经下了无可挽回的决心要发动战争，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侵略波兰前夕依靠人民的支持呢？”哈尔德回答道：“请您原谅，我听了您的话忍不住好笑。当我听到‘无可挽回’这个字眼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必须说没有什么事是无可挽回的。”这位参谋总长继续解释说，即使迟至8 月22日，当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会议上向他的将领们透露他已经“无可挽回”地下了决心要进攻波兰、并且如果必要也同西方作战时，他本人并不相信元首当真会说到做到。这段话同哈尔德本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对照来看，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但是不仅哈尔德如此，大多数其他密谋分子也如此。
哈尔德的前任陆军参谋总长、公认的密谋分子领袖贝克将军，这时又在哪里呢？据吉斯维乌斯说，贝克给冯・勃劳希契将军写过一封信，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甚至不签个收到信的回条。吉斯维乌斯说，后来贝克同哈尔德作过一次长谈，后者同意，一场大战将意味着德国的毁灭，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绝不会打世界大战的”，因此当时无需设法推翻他。
8 月14日，哈塞尔同贝克单独进餐，在日记上记述了他们的颓丧情绪。贝克[ 是] 极有数养、极有风采、极有见识的人。不幸的是，他非常瞧不起陆军中的领导人。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能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对于第三帝国各种政策的罪恶性质，他是深信不疑的。贝克以及他周围那些人的信念是崇高的，但是当希特勒准备把德国投入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德国人却没有一个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他。这一任务显然是艰巨的，而且在这么晚的时候，也许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们连试都没有试一下。
托马斯将军也许试了一下。他在8 月中旬亲自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之后，紧跟着又在8 月27日星期日那一天拜访了凯特尔；并且据他自己说，当时还“交给他一份附有图表的统计材料……[ 这个材料] 清楚地表明了西[560] 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及我们将遇到的灾难”。凯特尔以往常罕见的勇气把这份材料送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的答复是，他并不像托马斯将军那样“耽心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特别是他现在已经把苏联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
这些“密谋分子”为防止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尝试到此就告终了。只有沙赫侍博士后来还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最后努力，这位精明的理财家在纽伦堡法庭为自己辩护时还把这种努力大大地吹嘘了一番。8 月间他从印度归来以后，给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分别写了几封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所有这些反对派的领袖的行动似乎都仅仅限于写写信和写写备忘录。但是据他后来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些信件竟然毫无回音。后来他决定到柏林东南几英里的佐森去亲自见见冯・勃劳希契将军，陆军总司令部当时在那里设立了波兰战役作战指挥部。他打算对冯・勃劳希契将军说什么呢？沙赫特在纽伦堡证人席上说，他打算去告诉那位陆军总司令，德国不经过国会批准就进行战争是违反宪法的！因此，这位陆军总司令有义务遵守忠于宪法的誓词！
真可惜，沙赫特博士根本没有去见勃劳希契。卡纳里斯警告他，如果他到佐森去的话，陆军总司令“可能马上把我们抓起来”。在这位希特勒旧日的支持者看来，这个下场似乎并不怎么合他的心意。但沙赫待所以没有到佐森去执行他那可笑的使命[ 如果希特勒不嫌麻烦，愿意办一下这个正式手续的话，他要让那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批准他的战争是易如反掌的事] ，其真正原因由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出庭为沙赫特作证时一言道破。沙赫特原打算在8 月25日到佐森去，后来因为那天晚上希特勒取消了第二天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所以他也就没有去了。据吉斯维乌斯的证词，3 天以后，沙赫特又打算到佐森去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卡纳里斯告诉他说为时已经太晚了。所以，并不是“密谋分子们”错过了班车，而是他们根本就没到车站去赶车。正像那一小撮反纳粹的德国人没有能制止希特勒动手一样，这时向希特勒呼吁要他避免战争的各中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白费了一番唇舌。8 月24日，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分别发出急电，敦请他们解决彼此间的分歧而不要诉诸武力。莫斯切斯基总统第二天就在一封措词颇为得体的复电中提醒罗斯福，“提出要求并且要求让步”的并不是波兰，但是尽管如此，波兰还是愿意按照美国总统的建议，通过直接谈判或者中间调停同德国人解决争端。希特勒则根本没有答复[ 罗斯福还提醒希特勒说，他还没有答复总统在4 月间给他的呼吁].第二天，8 月25日，罗斯福[561] 又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把莫斯切斯基的和解态度通知他，恳求他“同意已为波兰政府接受的和平解决的原则”。
这第二封电报也没得到答复；不过在8 月26日晚上，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历山大・寇克，要他转告美国总统，元首已经收到那两份电报，并且已经“交给外交部长，供政府考虑”。
8 月24日，教皇通过电台广播呼吁和平，“凭着基督的血……祈求强者倾听我们的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肆行不义而变成弱者……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力量成为毁灭的原因的话”。8 月31日下午，教皇又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送给德国，波兰、意大利和两个西方大国的政府，“以上帝的名义祈求德意志和波兰两国政府……避免任何不幸事件”，并且要求英、法和意大利三国政府支持这一呼吁，他还说：教皇不愿放弃通过即将举行的谈判取得公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
教皇，也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不知道所谓“即将举行的谈判”只不过是希特勒用来给侵略作借口的一个宣传伎俩。实际上，我们不久就可看到，在那最后一个和平的下午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真诚的谈判。无论是即将举行也好，不即将举行也好。
几天以前，在8 月23日，比利时国王以“奥斯陆”国家[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芬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统治者的名义，也广播了一篇动人的和平呼吁，要求“对事态发展负有责任的人，通过公开的谈判来解决他们的争执和要求”。8 月28日，比利时国王和荷兰女王联名表示“愿为避免战争”进行斡旋。
尽管这些中立国家发出的呼吁的方式和用意是高贵的，但是今天重读之下，却给人一种不现实和悲观的感觉。仿佛美国总统、教皇和那些北欧民主小国的统治者同第三帝国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似的，他们对柏林方面的事情就同对火星上的情况一样缺乏了解。他们竟全然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性格和目的，全然不知道德国人，除了极少数例外，愿意置伦理、道德、荣誉或基督教的人道观念于不顾，而准备盲目地跟着希特勒走，不论他走向哪里，采取什么道路。他们这样全然无知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使得罗斯福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各国的君主领导下的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562] 我们这些在最后几天紧张的和平日子里留在柏林企图向外界报道消息的人，对于总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威廉街和军事总部所在地班德勒街发生的事情也知道得很少。我们尽可能地密切注意威廉街上政府各部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每天在一大堆谣言、传闻、谎话，诳骗中间沙里淘金。普通老百姓和我们所认识的政府官员、党的领袖、外交家以及军人的情绪，我们是了解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比如汉德逊大使频繁地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举行会晤，而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其中说些什么我们就没法知道；希特勒与张伯伦之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间、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有书信往返，其中的内容，我们也摸不清；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之间、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之间举行过会谈，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至于那些忙得晕头转向、心慌意乱的外交家与外交部官员之间互相交换的密码电报的内容，以及军方首脑正在策划和采取的各种行动，我们就更莫名其妙了。
当然，有少数一些事情，我们和公众是知道的。比如德国人大吹大擂的德苏条约，大家自然知道，只不过瓜分波兰和东欧其余部分的秘密议定书直到战后才知道。我们都知道，甚至在这一条约还没签字以前，汉德逊就飞到伯希特斯加登郑重地告诉希特勒，这个条约不能阻止英国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8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以后，我们在柏林就感觉到，除非再来一个慕尼黑，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已经是不出几天的事。到8 月25日，最后一批英、法侨民都离了境。原来预定于8月27 日在坦能堡举行大规模的纳粹集会，希特勒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26日，这次集会也宣布取消了。原定于9 月第一个星期在纽伦堡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希特勒曾正式称之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同样也取消了。8 月27日政府宣布，食品、肥皂、鞋、纺织品和煤从第二天开始实行配给制，我记得，主要是这个公告使德国人民意识到了战争的迫近，他们对这一公告的牢骚不满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的。8 月28日，星期一，柏林的居民看到源源不绝的军队穿过市区开往东方。他们被装在所能搜寻到的各种各样的运货的卡车里运走。
这种情况也必然使普通老百姓警觉到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记得那个周末又闷又热，大多数柏林人不顾战争已经就在眼前，还是到首都周围的湖泊和树林中去消暑度假。星期日晚上回到城里以后，他们从无线电里听到国会在总理府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的消息。德意志通讯社的公报说：“元首在会上扼要地阐述[563] 了局势的严重性。”这是德国公众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告诉他们时局已经严重了。会议的详细内容没有披露，除了国会议员和希特勒的亲信以外，没有一个外人知道那位纳粹独裁者那天的心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从哈尔德8 月28日的日记中看到谍报局奥斯特上校告诉他的当天开会情况的记述：午后5 点30分在总理府举行会议。有国会议员和若干党内显要参加……局势非常严重。无论如何决心要解决东部问题。最低要求：归还但泽，解决走廊问题。最高要求“取决于军事形势”。如果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进行战争：野蛮！他将亲临前线。意大利领袖的态度对我们极为有利。战争将非常困难，也许毫无希望。“只要我还活着，就谈不到投降。”苏联条约在党内受到广泛的误解。这是一个为了赶走魔王而与撒旦结盟的条约……“有人按照一定的暗示鼓掌，但是稀疏零落。”
个人对元首的印象是：疲惫、憔悴、嗓音嘎哑、心事重重。“他现在已经完全被他在党卫队里的顾问包围了。”
一个外国观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报纸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怎样欺骗了天真的德国人民。自从纳粹对所有的日报实行“一体化”，摧毁了新闻出版自由以后，6 年以来德国人民对于外界真相一直是隔绝的。有一个时期，在德国的大报摊上还可以买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德文报纸，那上面还登着一些客观的消息。但是近几年来，德国不是在国内禁止销售这些报纸，就是把数量限制到极为有限的几份。懂英文和法文的德国人，偶然可以弄到几份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不过读到的人却很少。
我在1939年8 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看一看过去和今天的报纸，就会有这种感觉”。当时我是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作短期休假后回到德国来的，两天以前离开我在瑞士的家登上火车时，我买了一束柏林和莱因兰的报纸。它们把我一下子推回到了疯狂的纳粹世界，它和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就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我到达柏林以后，8 月10日又继续写道：全世界都认为和平将受到德国的破坏，是德国在威胁着要进攻波兰……但是在德国，被本国报纸蒙在鼓里，说法恰恰相反……纳粹报纸正在叫嚷的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在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
《柏林日报》以大字标题提出警告：“当心波兰！”并说：“对于肆无忌惮[564]地蹂躏欧洲和平与人权的波兰的答复！”
我在火车上买到的卡尔斯鲁厄《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杨吉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专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你就去和他们淡淡吧。很多人是这么相信的。到希特勒原定进攻波兰的日子8 月26日，星期六，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顶峰。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柏林日报》：“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12点钟报》：“这样的玩火行为太过分了――3 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为一片火海！”
半夜我到“广播大厦”去，路上买了一份8 月27日星期天版的《人民观察家报》。第一版顶端高达一英寸的通栏标题是：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150 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当然，关于德国的动员情况只字未提，虽然我们亲眼看到德国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了。
最后关头的德英关系
罗马和伦敦传来的消息迫使希特勒从战争的悬崖边缘退缩回来以后，哈尔德将军曾在他8 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可是第二天下午，这位参谋总长发现领袖的态度又骤然改变了。“元首非常镇静而开朗”，这是他在那天下午3 点22分随手写下的日记。这种变化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位将军的日记道出了这个原因。“要为‘第七动员日’的早晨做好一切准备。进攻在9 月1 日开始。”希特勒用电话向陆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这个命令。
这就是说，希特勒准备动手打波兰了。这一点既然已确定，他就要尽一切可能使英国置身局外。哈尔德的日记道出了元首及其亲信在8 月26日那个决定命运的一天的想法。
传说英国有意考虑德国的全面建议。汉德逊归来后就可知道洋情。另外有谣言说，英国强调，波兰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是必须由英国来宣布的事。在法国，向政府提出的反战抗议书越来越多……计划：我们要求取得但泽，一条穿过“走廊”的走廊，在和萨尔相同的基础上进行公民投票。英国也许会接受。波兰多半不会。这是分化它们的楔子。
着重字体是哈尔德自己写的，在某种程度内这无疑正确地反映了希特勒当时的想法。他想在波兰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给张伯伦一个借口，让他摆脱对华沙的保证。在命令军队准备于9 月1 日进军以后，希特勒就等着看伦敦方面对他那个“保证”英帝国存在的狂妄自大的建议有什么反应。当时他与英国政府有两次接触，而伦敦的德国大使馆没有参预那最后一刻钟的紧张的谈判活动，因为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森正在休假。一次接触是通过汉德逊大使的官方接触，汉德逊在8 月26日星期六一清早带着元首的建议乘坐一架德国专机飞到了伦敦。另一次接触是非官方、秘密的，而且结果证明是相当外行的接触。这次的中间人是戈林的瑞典朋友，那位喜欢到处奔走的比尔格・达勒鲁斯，早在前一天他就带着这位德国空军司令给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从柏林飞到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