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85/175页
8 月25日傍晚送到柏林的墨索里尼来函，迎头泼了希特勒一盆冷水。这封信加上英波同盟条约签字的消息，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原定第二天就要发动的进攻；他冷静下来以后，立即给意大利领袖发去一封短信，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于当晚7 点40分用电话传给德国驻罗马大使，在9 点30分就到了那位意大利独裁者手中。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在罗马召集意大利三军首长开了一个[565] 会，拟订了一份作战12个月的最低需要清单。用参加拟制清单的齐亚诺的话来说，这份清单“足能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中包括700 万吨石油、600 万吨煤、200 万吨钢、100 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品，一直到600 吨辉钼矿、400 吨钛和20吨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要150 门高射炮来保护意大利北部距法国空军基地只有几分钟航程的工业区，这是他在当时写的复信中提醒希特勒的。这封信由齐亚诺于8 月26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用电话传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后者马上就交给了希特勒。
这封信开列的不仅仅是一长串所需要的物资。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位泄了气的法西斯领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对第三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元首在读完这第二封信之后，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元首，[ 墨索里尼对他的伙伴写道] 如果当初按照我们以前商定的办法，让我有时间来积累物资和加快自给自足的速度，我现在就不会向您提出这份清单，即使提出，项目也会比这少，数字也会小得多。
我有责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这些物资供应，否则我要求意大利人民作出牺牲……就可能成为徒劳，并可能损害您和我自己的事业。
阿托利科大使本人是反对战争的，尤其反对意大利在战争中参加德国一方，因此他在递交这封函件时自作主张地向希特勒强调说，“所有这些物资都必须在战事开始以前运到意大利”，并且说这个要求是“不可变更的”。”墨索里尼仍然希望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别附上一段说，只要元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政治领域内求得解决”，他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给他的德国同志以充分的支持。尽管他们两人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缔结了钢铁盟约，尽管过去几年中彼此曾经多次大吹大擂地表示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援，但是事实仍是：即使临到这个最后关头，希特勒仍然没有把他要毁灭波兰的真正意图推心置腹地吐露给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伙伴仍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这一天[26 日] 快要完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个隔膜才最后沟通。[566] 在8 月26日当天，希特勒在不到3 小时之内就给墨索里尼的来信回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下午3 点零8 分，又由里宾特洛甫把这封信用电话传给驻在罗马的冯・马肯森大使，这位大使在5 点刚敲过不久的时候连忙把它送给了墨索里尼。希特勒说，意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煤、钢之类，可以如数供给，但许多其他物资则难以办到。阿托利科坚持这些物资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运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希特勒才终于把他立即就要开始实现的真实目的吐露给他的盟友。
由于法国或英国都不可能在西方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而德国由于和俄国达成了协议，在击败波兰之后就可以腾出东方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即使冒在西线发生纠葛的风险，也不会在解决东方的问题上退缩。
领袖，我了解您的处境，我只请您进行积极的宣传，并适当采取您自己已经向我建议的军事姿态，设法为我牵制英、法军队。
这是德国文件中所出现的第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取消进攻波兰24小时以后又恢复了信心，而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即使冒”同西方作战的“风险”也在所不顾。
8 月26日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又作了一点努力再次劝阻希特勒。他又给元首写了一封信，齐亚诺又用电话传给阿托利科，这封信在快到下午七点钟的时候送到了帝国总理府。
元首：我相信阿托利科无意造成的误会已经立即得到了澄清……除高射炮以外，我请求您供给的其他物资可以在今后12个月内陆续运到。不过，纵使误会已经澄清，您显然还是不可能大力帮助我补足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所耗损的大量军备。
因此我将采取您所建议的态度，至少是在冲突的最初阶段，一方面尽最大能力加速军事准备，一方面就像目前己在进行的那样尽可能多地牵制住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这位意大利领袖由于自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扮演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深感苦恼，尽管如此，他还不死心，仍然认为应当试一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我不揣冒昧[ 他接着写道] 再次请您试一试寻求政治解决的机会，这决不是出于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权的利益。我认为现在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567] 一个解决办法一定能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现在已经可以从档案材料看出，当时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努力争取和平是因为他还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很难过。他在8 月26日最后这次信件交换中对希特勒说：“在这行动的时刻，我出于非我力之所及的原因而不能给您真正的支援，此种心情，阁下当可想见。”齐亚诺在这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在日记中写道：“领袖的确很难过。他的好战本能和荣誉感驱使他走向战争。理智现在已经制止了他。然而这使他大为伤心……现在他已经不得不正视严酷的事实了。而对领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番穿梭般的信件往返之后，现在希特勒也只好让墨索里尼临阵脱逃了。8月26 日深夜，他又给他的轴心伙伴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27日零时10分从柏林用电报拍出的，送到墨索里尼手里是那天上午9 点。领袖：我已经收到您表示最后态度的来信。我尊重促使您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和动机。在一定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可能有良好结果的。
但是我认为，先决条件是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领袖，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
不过，领袖，最重要的一点是：事情万一和我所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一次大战，东线的局势就必须在西方两大强国能操胜算之前予以解决。然后今年冬天，最迟也不过明年春天，我将以至少和法、英数量相等的兵力在西线发动进攻……
领袖，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您鼎力协助。在这一场艰巨的斗争中，您和您的人民所能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派来意大利劳工，从事工农业劳动……希望您慷慨应允，对您过去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领袖当天下午作了一个温顺的答复，表示外界绝不会“在战争爆发以前知道意大利的态度”，他一定严守秘密，并答应[568] 设法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法陆海军力量，他还将向希特勒派出所要求的意大利劳工。据冯・马肯森大使对柏林提出的报告来看，墨索里尼那一天在回这封信之前，曾经“郑重其词地”再次向这位德国大使表示，“他仍然相信，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而不诉诸战争还是可能的”，并且说，他将在给元首的信里再一次提出这一点。但是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及。看来他当时已经心灰意懒，连提也不想再提了。
战争一旦突然爆发，法国虽然能几乎全部提供盟国方面在德国的西方国境线上所需的军队，而且在最初几个星期内，盟军在数量上也会远远地超过那里的德国驻军，但是在8 月将尽的那几天里，希特勒对于法国的动向似乎满不在乎。8 月26日，达拉第总理写给他一封慷慨陈词、颇为动听的信，提醒他法国会采取的行动，并声明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就一定出兵作战。那封信中写道：除非您认为法国人民的国家荣誉感不如我本人认为德国人民所具有的国家荣誉感，否则就不应当怀疑法国将恰守自己对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所作的庄严保证……达拉第在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同波兰的争端之后，补充说：如果像25年以前一样，法兰西和德意志在一场时间更长和杀人更多的战争中再次流血，两国人民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心进行决战，但是最有把握的胜利者将是毁灭和野蛮的力量。考仑德雷大使在递交总理的这封信时，还加上了他个人热情的口头呼吁，恳求希特勒“看在人道的份上，为了他自己良心的安宁，不要放过这个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但是这位大使却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向巴黎报告，达拉第的来信未能打动这位元首――“他无动于衷”。
希特勒第二天给法国总理的复信，巧妙地利用了法国人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心理，不过他没这么讲，这话留给法国的姑息妥协派说去了。希特勒宣称，自从归还了萨尔之后，德国就对法国放弃了一切领土要求；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一定要兵戎相见。如果竟然发生了战争，责任决不在他，而且他会感到“非常痛心”。
在最后那个和平的星期中，德、法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仅此而已。自从8 月26日那次会见以后，考仑德雷一直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为止，没有再去见过希特勒。在这个紧要关头对[569] 这位德国总理关系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正如8 月25日晚上希特勒推迟了入侵波兰的行动以后对戈林所说的，他要看一看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涉”。
最后一天的和平日子
英法政府自以为已使德国人和波兰人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后，尽管它们对希特勒深为怀疑，但还是集中力量为实现这一谈判而努力。在这项活动中，英国走在头里，法国则在柏林，特别是在华沙从外交上予以支持。虽然英国人没有劝波兰人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在8 月30日派一个全权特使到柏林去[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要求，正如哈利法克斯在给汉德逊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却敦促贝克上校宣布准备“毫不迟延地”同柏林举行谈判。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在8 月30日深夜拍给驻华沙大使的那封电报的大意。根据这份电报，肯纳德须把汉德逊准备提交给里宾特洛甫的英国照会的内容告诉贝克，向他保证英国将忠于对波兰的义务，但是强调波兰必须同意立刻和德国举行直接谈判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的电报说：从德国内部形势和国际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只要德国政府表示准备谈判，就不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把引起冲突的罪责推在波兰身上。
肯纳德于半夜访晤了贝克，这位波兰外长答应在请示他的政府以后在8 月31日中午再给他一个“慎重的答复”。英国外交部于上午8 时收到了肯纳德叙述这次会见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中午时分――这已经是8 月的最末一天了――他又打电报给肯纳德，叫他“偕同”驻在华沙的法国同事[ 法国驻波兰大使利昂・诺尔] 一起去提醒波兰政府，他们现在应该告诉德国政府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给德国政府的最后答复；而且还应当证实，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这话最好是由他们自己直接告知，否则就通过我们告知。法国政府耽心德国政府会利用波兰政府方面的沉默。
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他的波兰盟友仍然感到不放心，过了不到两小时，也就是午后1 点45分的时候，他又给肯纳德拍去一份电报：[587] 请立刻转告波兰政府并劝告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便应当立即指示波兰驻柏林大使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有什么建议，他随时准备转致本国政府，以便他们能立即考虑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便及早讨论。
但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不久，贝克为了回答半夜那个ｄｅｍａｒｃｈｅ，已经用书面照会通知英国大使，波兰政府“证实准备……同德国政府直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他还曾口头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定将指示利普斯基去会见里宾特洛甫，告诉他“波兰已经接受英国的建议”。肯纳德间贝克，利普斯基如果接到里宾特洛甫交来的德国建议时将怎么应付。这位外交部长的回答是，他不打算授权给他的柏林大使接受这种建议，因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种建议很可能附有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贝克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接触，“然后再就谈判的地点、人选以及谈判的基础等细节进行讨论”。根据这位一度亲德的波兰外长所提到的“过去的经验”来讲，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据肯纳德在电报中向伦敦报告，贝克还说：“如果德国邀请他去柏林，他当然不去，因为他不想去受哈查总统所受的那种接待。”实际上，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并没有让利普斯基去对德国人说，波兰“接受”了英国建议，而是要他说波兰“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的建议，并且“最迟不出数小时”即将作出正式答复。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还不止于此，这一点德国人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波兰人的密码。
由于一个我们不久就会明白的简单而充分的原因，德国人并不急子接见那位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当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午后1 点，也就是收到华沙发来的电报指示几分钟以后，利普斯基就去求见里宾特洛甫，说要传达波兰政府的一个照会。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他才接到威兹萨克的电话，后者代表德国外交部长问他，是作为全权使节还是“以某种其他身份”前来会晤。“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后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说，“我以大使的身份请求会见，递交我国政府的一项声明。”
接着又等了很久。午后5 点，阿托利科来访里宾特洛甫，说“领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见利普斯基，“至少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为避免最后的决裂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接触”。德国外交部长答应把意大利领袖的这番心意“转达”给元首。[588] 在这8 月的最末一天，为了设法挽救和平，这位意大利大使到威廉街来奔走，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9 点，阿托利科向罗马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除非“出现某种新变化，否则几小时后战争就要爆发”。于是墨索里尼就在罗马和齐亚诺凑在一起商议，企图寻找“某种新变化”。他们商量的第一个结果是，齐亚诺打电话告诉哈利法克斯说，除非能给希特勒送去一个“相当大的好处：但泽”，否则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调停。可是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没有上钩。他告诉齐亚诺，目前最要紧的是先通过利普斯基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建立直接接触。
于是，午前11点30分阿托利科到德国外交部去见威兹萨克，告诉他，墨索里尼正在同伦敦方面进行接触，建议以归还但泽为解决德波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领袖需要一定的“时间宽限”来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计划。在此期间，德国政府能不能接见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见之后足足等了5 个多钟头，在午后6 点15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才接见了他。会见的时间并不长。这位大使虽然疲惫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举止不亢不卑。他向纳粹外交部长宣读了一份书面照会。昨夜波兰政府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英国政府曾与德国政府就波、德两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波兰政府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并将于未来数小时内对此作出正式答复。“我还声明，”利普斯基后来说，“我从午后1 点起就一直在等着要递送这份照会。”里宾特洛甫问他是不是受权前来谈判的代表，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传递方才宣读的照会，说毕就把那份照会交给了这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还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全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当这位大使再一次声明这并不是他的任务以后，里宾特洛甫就站起来送客了。他说，他将报告元首。
“当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利普斯基后来说，“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我的电话线切断了。”
威兹萨克和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询问这位大使的谈判代表身份，纯粹是一个形式，无疑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载入记录；因为事实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华沙拍来的那份照会时，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以全权代表身份前来的。他们当时立刻就译出了那份密码电报，并将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给达勒鲁斯看，并要他火速送给汉德逊，以便让英国政府[589] “尽快地知道波兰的态度有多么顽固”。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读了当时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据这份指示，这位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而必须坚持他“并未受有全权”，他仅仅受命递交本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位陆军元帅在供词中在这一点上大作其文章，妄图说服纽伦堡的法官们，是波兰“破坏”了希特勒为和平而提出的最后建议；而且照他自己说，他戈林本人并不希望打仗，而且为了避免战争曾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话的可靠性，比里宾特洛甫强不了多少；例证之一是，他竟进一步在法庭上说，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于8 月31日6 点15分来过威廉街之后才决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实际上1939年8 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因为8 月31日中午12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绝密1939年8 月31日于柏林第一号作战指令1.用和平方式处理东部国境上为德国所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政治可能条件既已告罄，我已决定以武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