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1/177页
警卫拔枪反击之际，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他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支遗失的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地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即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唯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背景的，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加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当时，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面对记者提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