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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记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4月29日,按照中革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迅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

在贵阳得知红军刚刚抵近昆明又转向西北,蒋介石就判定红军真正意图在北渡金沙江。他即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派飞机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力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狭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川军刘文辉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

意图已经被蒋发现。若不能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又入险境。

金沙江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

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

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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