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29/177页


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起初与会者没有觉察到。

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大家都以为他在说林彪。

临近中午还没有吃饭,彭德怀发言。会理城几攻不克,心中正在着急,便说起军事行动问题。刚说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是个很大的胜利,发言就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是什么政治委员。

话说得很重,而且突如其来,与会者无不震惊。

彭德怀也毫无思想准备。他进入会场才看到用复写纸复写的林彪的信。看完信后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反过来,红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完全未想到这里面有多少奥妙。

至于林彪,见到自己的信被作为了会议材料,便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赶紧申辩几句,说给中央写信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还没说完,毛泽东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就把他打断了。

也把他解脱了。

毛泽东还有一些话在会上没有讲出来。他之所以把林彪的信看得很重,因为怀疑林彪的背后有彭德怀,彭德怀的背后有张闻天。

其实彭德怀对林彪写信之事毫不知晓。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旧事重提,被紧急召上庐山批彭的林彪出来说明:会理会议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

至于刘、杨那封电报,刘少奇写好后,彭德怀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便没有签字,以刘、杨的名义发了。毫不知晓的信说是出于他的鼓动,知晓的电报觉得不合适没有签字,又成为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彭德怀后来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

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不但未申辩,彭德怀在发言中批评了林彪,更批评了自己。

他说,由于在平桥、鲁班场战斗中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团结一致,坚决地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一口一个“新领导”,对粗犷的彭德怀来说,也实在不易。别人对毛泽东早改称“主席”了,他还一口一个“老毛”、“老毛”的,用很大劲才改正过来;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称“新领导”,他真是费劲不小了。

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28年春天,南昌起义部队刚刚到井冈山,一次毛泽东路过,正逢一个年轻指挥员给部队讲话:“不管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一下怔住了,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告之: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毛泽东自此记住了这个浓眉大眼的指挥员。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语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就是那些信。林彪写信以大胆著称。很多时候因火药味太浓、政治委员不敢签名而且劝林彪不要这样写,他照样不管不顾,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个人名义送上去。这种时候人们会发现,“行事桩桩少对人言”对林彪来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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