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3/177页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留给陈独秀的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的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大体共识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对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相情愿了。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便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同，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