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31/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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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作出了迅速改变。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