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61/177页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入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真理报》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蒋光鼐、蔡廷锴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更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廷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锴、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
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明年）夏季到达肃州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