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66/177页


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计划便要毁于一旦。

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11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

苏区首府瑞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

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外部有苏联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内部也有我们自己丰沃的极左土壤。政治上、军事上的关门主义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机会的丧失,有着某种主观客观上的必然性。仅仅指责一个博古,或再归罪一个李德,远不能说就总结出了教训的全部。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

可以引申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

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

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李德。

果真如此吗?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因为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一晚上的屋子,是建设六年之久、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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