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89/177页


允许自己的两面,不允许别人的两面?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陈济棠、白崇禧和何键三人身上。粤、桂、湘军阀为维护割据地位,在红军不深入其腹地的前提下,故意为红军让开西进通道,以免中央军渗透其势力范围。

陈济棠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粤,事前就与红军有秘密协议;

白崇禧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桂,在红军主力逼近时突然闪身让出通道;

何键之湘系虽与中央军通力合作,追剿奔走最力、部队行动最积极,但军事部署也一直是前轻后重。愈入桂境兵力愈薄,愈入湘境兵力愈厚,随时准备将锋头缩回来,防止红军进入湘境。他防范的重点一直是湖南段湘江,而非广西段湘江。他大军云集湘境,只是垒金字塔一般向桂北全州探出一个塔尖。

何键也是一心想尽快送红军出湘。

陈、白、何三人同床异梦,却又异曲同工。

即使担任追击的中央军的薛岳部,也在用一种不远不近、不紧不慢的方式和红军保持两天路程,耐心等待红军尽可能多地与粤军、桂军、湘军相拼,以收渔翁之效。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们把这称作“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即追堵部队中谁也不愿意猛追强堵。

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军人所能够理解的战争运作了。

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湘江追堵计划这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真正的败因却正在蒋介石。他那种图以湘、粤、桂地方势力消耗歼灭红军主力,而中央军作壁上观的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精心算计,最终害及其身。就是派去长追的中央军薛岳部也并非蒋介石真正的嫡系,不过是嫡系中的杂牌而已。真正起家的本钱,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动用了。1934年10月被追出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如同1927年4月12日被追出了城市的共产党人一样,他认为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所以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追剿计划那样周密完备。但也很少有作战计划像这个计划那样,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

他又一次犯了一个与1927年一模一样的错误:轻视了他的掘墓人。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败,白崇禧由鄂西去长沙。途中所乘汽车故障,下车在路边等待。恰逢周恩来也过此地,两人不期而遇。

周恩来与白崇禧早就相识。1927年他们两人一个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一个是“四一二”政变中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向示威人群开枪的上海戒严司令;1934年一个是指挥强渡湘江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央红军总政委;一个是指挥防堵湘江的桂军总指挥,早就是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邀请白崇禧上他的车。日军先头部队离此已经不远。

白犹豫再三,方才上车。

两人一路上谈了很多,包括湘江之战。

白说:“你们未到广西,我很感激!”

周答:“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进去。”

湘江,不管是为它浴血奋战也好,还是以它谈笑风生也好,即使浴血奋战的人和谈笑风生的人都不在了,它也仍然在汩汩流淌。

五、军人与政治

与白崇禧对待中央军的蛮横态度相比,何键带领刘建绪、李觉等湘军悍将便配合得多了。即使如此,湘军在蒋介石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南昌行营的智囊亲信们对湘军战报不屑一顾,认为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现在不过是逃避湘江失守之责。

对何、刘来说,不冤也冤,冤也不冤。

何键先对红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把主力集中在黄沙河;后又不愿前出全州过远,填补桂军空隙,也起到了给红军保留通道的作用。李觉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也有一定道理。

何键在抗战期间被解除兵权,闲住重庆。有人看他寂寞,推荐一本《延安一月》。他看过后沉默良久,最后说:“共产党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他忘记了当年在宁远清乡时说过的话:“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也忘记了当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

从1929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起,到1930年组织“平浏绥靖处”、公布“十大杀令”进攻苏区,1932年纠集三省部队组织“湘粤赣会剿”,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任西路军总司令,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任“追剿军”总司令,1935年初出任湘鄂川黔边区“剿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一生不知出任了多少个“剿共”职务,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红军长征,他任追剿军总司令内,还分电各军“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五万元。”

他把未能付出去的赏钱,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

在重庆闲居无事,何键居然穿着上将军装、坐小轿车去了一趟七里岗新华书店,买回二十多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泽东的书,想仔细研读一番。

戴笠得知,一个电话打来。何键心慌意乱,急忙把书塞进了火炉。

何键当年在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学习期间,一次考几何,他勉强做完试题后,在试卷空白处大加发挥,写上“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的几何老师当着众学员的面问:“何键在《几何学》考卷上写了几多‘几何’?”从此成为学员中常常谈起的笑料。

他终生信命,晚年终于想问自己一句:反共到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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