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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插写一段鲁思的婚姻状况。她和斯坦利的婚姻持续了16年，相互之间不乏关怀。然而，斯坦利不主张鲁思有职业，更不鼓励她的学术研究，而宁愿她是“本尼迪克特夫人”。她则由于是“本尼迪克特夫人”甚至不能获得研究资助（人们认为她理应得到斯坦利的财政支持）。1931年，鲁思和斯坦利分居。从1923年起，鲁思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和博厄斯的助手，却直到她和斯坦利分居后才获得第一份正式教职任命：博厄斯的助理教授。
1934年，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她对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6）、北美洲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亚洲西南太平洋黑人群岛中的多布人（7）这三种原始文化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并广泛运用其他原始文化的研究成果，提出“文化模式”的理论。其要点似可概括为：一，人是“社会的产物”，习俗（custom）塑造了人。她引用杜威的话说：“习俗在形成个人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个人对习俗所能产生的任何影响”。认为：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社会的“习俗”塑造了人。说：“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她指出：所谓“纯化的种族”，则是欺人之谈。由于重视习俗，此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习俗的科学”。似乎文化的内涵主要就是习俗，文化人类学主要的就是研究各民族社会习俗的科学。二，“文化的整合”：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乃至无穷的选择。“每一种文化则以最大的包容从人们的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8）社会通过评价等各种手段，以最大的包容，协调各种冲突，使个体行为趋于同化，“犹如艺术风格的产生和存留”。这就是“文化的整合”。鲁思说：“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的一贯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又塑造着个体。三，文化相对主义：鲁思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并不排斥个体的差异。文化模式既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习俗无轻重厚薄之分。”对于个体或集体的文化变异，不论地区、种族或发展状况，都应抱以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在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长处和优点的同时，也要承认其他民族在不同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价值，提倡相互交流、融合。（9）
鲁思这种理论被称作“文化人格学派”或“文化人格同型论”。有的评介者归总为两句话：“文化是人格的放大”、“人格是文化的缩微”。有的评介者又加上：“文化的可塑性”、“文化决定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应”等基本特征。（10）这一学派也被归入“心理学派”。
《文化模式》这本书奠定了鲁思的学术地位，至今已有14种文字的译本，成为文化人类学中的经典著作之一。1935年，她的另一田野调查：《祖尼族神话》（Zuni Mythology）（11）出版。1936年，博厄斯退休（时年78岁），鲁思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鲁思在中学时代就发现听觉不好、有点耳背，但这并未妨碍她教学生动活泼，并能出色地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优美的文字，善于运用具体资料，独到的分析，这些优点使鲁思的论著不仅在专业工作者中受到重视，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影响。
1937年。鲁思晋升为副教授。1939年，她参与国民意志委员会，该组织的目的是要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来研究战时国民意志中的一些问题。1941年鲁思参与创建“文化交融研究会”。在此期间，鲁思针对希特勒法西斯鼓吹的人种论，写成《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批判种族主义。出版以后，又改写成通俗易懂的小册子（1943），在市民、学生、军队中广泛传布，印数达到百万册，影响非常之大。
1943年6月28日，鲁思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海外情报局的聘请，担任文化研究基础分析的负责人，研究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性，对美国的战时宣传等心理作战，以及占领政策等，提出建议。鲁思运用“文化人格同型论”，分析各国文化模式，撰写了有关泰国、罗马尼亚、中国、挪威、丹麦等国的专题报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重点迅速转向日本，战时情报局设立了日本科，鲁思也集中精力研究日本。（12）
1944年6月，鲁思接受了研究日本的任务。她除了利用文字图像资料以外，特别注意对被俘日军和美国战时“日本人隔离收容所”中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1945年5月，鲁思开始撰写关于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和关于日本文化的报告。“报告”约于8月间完全，名称是：“Report 25: Japanese Behavior Patterns”，于9月15日提交战时情报局。备忘录提交的时间要早于报告。在关于如何对待天皇这个重大问题上，鲁思明确主张保存并利用天皇（13）。
1946年，鲁思把这份报告改写成《菊与刀》，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和美国畅销。这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14）一个从未到过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者，在短短几年之内，搜集了如此生动、具体的资料，并形成了关于日本民族和日本人的许多论点，日本学者为之叹服，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免质疑。总之，影响很大，人们对美国新兴的文化人类学也引起了重视。（参阅附录二：《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在《菊与刀》出版以前，文化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岛屿、山区等地与外界很少接触，甚至少有文字历史的边沿少数民族，研究的方法主要靠直接接触、实地调查。《菊与刀》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文化悠久、名列世界列强、位居东方而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当代大国日本，其研究又只能在美国进行。这显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大突破性的尝试。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民族、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菊与刀》这类尝试显然会更加受到重视。
鲁思的声望随之达到新的高峰。这一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以“全职教授”，并荣获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颁发的该年度成就奖。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鲁思受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个重大项目：当代文化研究，经费高达当时的十万美元，参与者超过120人，计划先用4年时间（1947-1951）研究欧洲七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再进而对欧亚两大洲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鲁思风尘仆仆，亲自访问欧洲，以求直接掌握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比利时等国的第一手资料。可惜，紧张的跋涉和过度的热忱损害了她的健康。1948年，她因冠状动脉血栓病逝，时年61岁。从1923年起鲁思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1948年在工作岗位上逝世，共达26年。
注释
1 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生中鼓励自由创作文学艺术和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社团。1776年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Mary）五位大学生创立，后普及全美。设有学士学位课程，经常交流作品和研究成果，定期评选奖励。
2 文化人类学：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语言、民族三个分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欧陆的民族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3 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聚居在北美洲西北海岸（主要在温哥华岛），渔猎为生。原聚居约15000人，1990年代降至4000人。博厄斯采集的实物多被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4 博厄斯的主要著作有：《儿童的成长》（Growth of Children, 1896-1904）、《原始人的心态》（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 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40）、《普通人类学》（General Anthropology，合著，1938）。
5 《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第19页。按：Patterns：日译本译作“型”，我国曾译作“类型”。兹读日译本“译者后记”，其中特别指出：这里的“型”不是德国文化学者所说的“类型”，并请读者注意原著使用的是复数（Patterns）而非单数。（日译本，1985年版，371页）我们的中译本这次修订也改译作“模式”，不再采用“类型”的译法。
6 普韦布洛（Pueblo）：聚居在新墨西哥西北部和亚利桑那州东北部交界处。祖尼族即其中之一。
7 多布（Dobu）：西南太平洋中黑人聚居的岛屿统被称作“美拉尼西亚”（黑人群岛）。多布岛在新几内亚以南的特尔卡斯群岛中，岛上的居民被称作多布人。
8 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同行和好友，Margaret Mead（1901-1978）评介鲁思语。（维基百科网页）
9 以上参阅《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译者前言和正文第4、18-21、48-50等页。
10 Margaret Mead语和其他网页资料，如Susan K. Hochman: RUTH FULTON BENEDICT等。
11 祖尼（Zuni）：原聚居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的19个印第安部族之一，现大多居住在新墨西哥的祖尼市。
12，13 均据此报告的日译本：《日本人の行动パターン》（《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福井七子译，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7）和该书的解说2（Pauline Kent：本尼迪克特的生平和学术）。参阅第134-138、179-180、183-192、196- 200等页。此书由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备先生提供。——译者
14 《菊与刀》原著第13页。中译本第9页。
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菊与刀》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很大。1949年4月，《知性》杂志组织五位学者进行座谈（鹤见和子、川岛武宜、幼方直吉、矶田进、饭塚浩二）。1950年5月，《民族学研究》发表了五位学者的长篇评论（川岛武宜、南博、有贺喜左卫门、和辻哲郎、柳田国男）。1951年5月，《展望》杂志又发表了津田左右吉长达20页的评论。有些学者评价很高（当然也有批评和质疑），以川岛武宜（1）为代表。有些学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商榷，以和辻哲郎（2）、津田左右吉（3）为代表。下面简介这三位学者评论文章的要点。
川岛武宜文章的标题是《评价与批判》（4）。文章一再指出：此书著者从未到过日本，却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实材料，生动地描绘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引导出基本的、总体来看又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各种特征，尽管观察难免有误解，分析难免不充分，总的来说，其学识能力“令人叹服”。他反问：“日本学者对美国写出过这样的书吗？”他认为：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战争期间的日本，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传统等等，像放在显微镜下一样，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本书和一些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书更能刺到“痛处”。“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阅读一下这本书”，“与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并以之为准来判断事物。这就是我们所受过的教育。这本书会使我们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
川岛还指出：鲁思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分不开。当时日本是美国的敌国，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占领、统治日本。即使如此，美国和那些徒知强迫研究人员像小孩子一样、以谩骂敌国为能事的国家不同，对战时的敌国也切实进行科学的、原汁原味的分析。
川岛认为：此书第1章是方法论。第3、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各章分论等级制（Hierarchy）、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第2、第4、第13章不太重要。
在方法论方面，川岛认为：一般地说，英美两国社会科学偏重实证，日本则思辨倾向较重、不太重视实证和资料。然而，鲁思这本书不仅资料丰富，其优点更在于理论分析。社会学论著往往重视各种现象的量的分析，这本书则重视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重视文化的整体及其各种内在联系。川岛认为：“这正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于研究“异质的、充满未知数的文化现象”来说，正如鲁思所强调的，尤其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川岛还认为，日本人研究日本也应当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亦即，与“量的分析”相比，要更加重视“质的研究”。
唯其如此，川岛赞赏此书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按：原著是Hierarchy，通译“等级制”。日译本译作“阶层制”。川岛未采用日译，用的是Hierarchy）。此书细致分析了支撑等级制的一整套烦琐的社会规则，并指明：日本的等级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终规定人们行动和思维方式的则是等级制。对这种分析，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一些误解：一，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农、日工、渔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威严。二，说“邻组”在当时农村已不发挥作用，这与事实不符。邻保组织一直是“日本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三，说日本军队内部废除了“敬语”，以及军队不讲门第、发挥了平等作用等等也与事实不符。
川岛认为：关于“恩”的第5、第6两章最下工夫、写得最好。日本的社会结合，本质上是人身依附或统治服从关系，这已是公认的常识。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靠什么样的规范体系和意识来确立和维持的？对此，以往论述不多。川岛认为是靠两个原理：其一是“恩”的原理，其二是“家”的原理。此书既讲了“家”，更抓住“恩”（第5、第6章）和“义理”（第7章），深入论述。对“这种敏锐的分析”，川岛认为“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
对其他各章（关于“人情”、“道德的困境”、“修养”、“儿童学习”等），川岛也都加以赞许，认为日本人会“很感兴趣”，“足以发人深省”。（例如，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教育，要求终生拳拳服膺，视之为“最高的道德”、“道德的最高理想”的“诚”，在美国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宗教狂对自身教义的狂热”！）同时也都指出某些误解或分析不充分、不确切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全书的方法论上，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指出两个重要缺点：一，缺乏历史的分析。日本是变化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封建性的和市民社会性的、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往往叠现在一张照片上，相互影响、相互放射。此书著者好几处提到日本人行为、思考方式或“模式”的“矛盾”，感到难以索解。其实，如果能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二，著者这本书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这是必要的。但不可忽视，日本人中有阶层、职业、地区、知识水平等各种具体差异。美国人研究日本，先把日本人看做一个整体，从研究顺序来说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这里。应当进一步深入分析。从当前日本来说，尤其应当重视研究日本内部各种“力”，特别是保守的“力”和要求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力”的“力学关系”。川岛说，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亲身前来日本，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和重建日本进行研究，但令人遗憾，她已离开人间。
和辻哲郎的评论采取写信商榷的方式。信是写给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5）的。发表时的标题是：《对科学价值的疑问》。信中说：他年事已高（按：时年60岁），本无意阅读此书。石田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细节虽有谬误，总的来说颇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见”。但他读后，感觉此书不像一本学术性著作，希望石田先生告诉他：此书学术价值何在？
他说：他这种感觉不仅在于此书所用资料有不少谬误或误解（这虽然也是问题，但对外国人研究日本理应宽容），而是认为：书中所据资料难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著者应该考虑到：别人可以举出同样多的资料做出相反的结论。他说：如果把考察、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为“日本军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俘虏的思考方式”，也许还有些学术价值。但著者却说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文化的模式”，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体，根据局部事实做出总体结论。
例如，此书开篇写道：“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作为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或信念的资料。和辻认为：这里的所谓“日本人”，都应改为“部分日本军人”。此书所论只是“日本军人的模式”、“日本国粹军人的模式”，不能说是“日本文化的模式”。他还说：日本军人中违犯战争惯例者也是少数暴虐不法分子，这类行为也被视为暴虐不法行为。对于这类行为，不论是南京大屠杀或虐待俘虏，军部都极力隐瞒，不让国民知道真相。这就证明：大多数日本人，乃至军部自身，是把这类行为看做违犯战争惯例，怕引起国民非难，否则何必隐瞒？至于日本人不敢批判军部，这是另外的重大问题。不能因此就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是容许暴虐行为，是共犯者。日俄战争中日军统帅乃木希典对投降的俄军统帅待之以礼，这件事成为美谈，被编入教科书。和辻本人当时是中学生，曾与同学自发地慰问俄军俘虏。这说明，虐待俘虏是不符合当时日本人的道德观念的。
又如，不投降主义，他指出：日本历史上并没有这种传统观念。明治时期军歌中，士兵们赞美有“智勇兼备之风”的熊谷直实，就是一名降将（先参加讨伐、后投降源赖朝）。投降不是好事，日本人这样看，西洋人也如此。这里的问题是：一部分军人狂热鼓吹“不投降主义”、强令部下不准投降，这能否说成“日本人的人生观”或“日本人的信念”？战场上宁死不降的亢奋心理是有的，但不能把这类心理夸张地说成“人生观”或“关乎道义的信念”。武士当中，“即使有把这种心理当做人生观的武士，也被鄙视为‘猪武士’（鲁莽蛮勇的武士）。十几年来（指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这类猪武士把持了（当时的历史）舞台，即便如此，由此就说这是‘日本文化的模式’，这种独断恐怕和猪武士的独断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再如，“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这类标语口号，能把这类标语口号看做日本人的特性吗？查查“满洲事变”（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几年前的日本报刊，这类标语是看不到的，反而是“唯物史观”几乎占主导地位。这类标语口号是军部势力支持青年军官夺取支配权之后出现的，是“军部的思考模式”。军部专制时代，到处流行这类强制性标语口号。武器弹药不足，就鼓吹精神战胜物质。粮食、燃料不足，就动员民众做体操以忍耐饥寒。如果据此就说“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认为体操可以代替暖房和粮食，这种说法只能令人愕然。
关于“八紘一宇”、“各得其所”，和辻指出：日本的战争领导者用这种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这是事实。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懂得这类古语，有的校长甚至因为读错了“紘”字而受到批评。人们大都把这类标语口号当做军部的压力来对待。说这类标语口号是“日本文化模式”的核心、日本“阶层制”的体现，这种说法是非常独断的。“八紘一宇”，我这样的人最初也不懂，查了《日本书纪》的注，原意是指日本国内一家，“四海同胞”，与国外毫无关系。“各得其所”，大概出自《论语》中的“雅颂各得其所”，原意无非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价值。军部用这些话作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但不能说“四海同胞”就是侵略主义。这里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类标语口号能够如此猖狂流行？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抑制这些右翼暴乱者？这些右翼暴乱者为什么会使议会软弱无力，并占领了报道机构？这样研究才是重要的。
关于“阶层制”（指Hierarchy），和辻认为：现代日本保存了很多古代的东西，这就是“日本文化的重层性”。把这些东西作为“封建时代的遗习”来研究，还有些学术价值。但此书反复强调“日本人”“对阶层制的信赖”，说日本人“在阶层制中安于自己的适当位置”。和辻认为：这种观念已是遥远的过去。一百年前出生的他祖父那一代人，确实抱有这种观念。他父辈一代就很少有人这样了。他本人这一代，从青少年就矢志追求成功、追求更高的地位。
关于日本的“家”，和辻认为，此书所描绘的那种日本“旧式家庭”，在他接触以外的各处可能不少，但这类家庭早在明治时代已经被打上“旧式”的烙印。把这种旧式家庭当做“现代日本的家庭”，让他这个在日本生活了六十年的人只能目瞪口呆。他所接触到的是，青年们大都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职业和婚姻，如果出现矛盾，多半是父母让步。
关于“义理”、“人情”，石田先生曾希望他给予评论。和辻则认为：这个问题和以上各点密不可分，难以置评。
津田左右吉文章的标题是：《菊与刀之国——关于外国人的日本研究》。他首先对著者的意图和方法论表示理解。概括地说，此书认为：“日本人在什么场合会如何行动、性格如何表现、心理状况如何以及成为这些之基础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等等，都可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来了解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看法或观察生活焦点时的聚焦方式，各个民族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对日本人，要研究其特性。“同属某个民族的各个人、各种行动之间具有某些体系性的关系，由此形成某些‘模式’。”津田说：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此书作为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和“根本的假定”。
津田首先提出的是资料问题。他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虽可“一言概之”，实则“包含各种异质的东西”。全体而言，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几经变化，明治以后变化之巨更是前所未有。具体而言，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因地位、职业、教育、知识水平等等，诸多差异，不容忽视。就思想而言，或儒，或佛，或近代西洋各种思想。如此复杂，如何考察？其难度恐难以克服。津田认为：“文化人类学总要求对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用之于历史不长，例如太平洋诸岛未开化民族尚可，用之于研究历史悠久、高度文明、文化复杂的现代日本，就出现了困难。
津田对此书著者在美国研究日本表示尊重，认为著者的心地是诚实的，对日本这个敌国国民的观察是力求公平的。书中颇有一些确切的观察，例如，说日本人不指盼革命、认为所谓“革命”不过是权力更替；说日本的“百姓一揆”（日本农民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要求变革制度；说日本的天皇虽然被当做“神”，但实际这种意义不大等等。然而，由于时间短促（集中研究时间不过两年）、有特殊目的（要完成任务）、有关日本的知识相当缺乏等等，结果做出相当性急的判断。又由于著者身在彼岸，所用资料局限于英文论著或英译的日本著作、小说、传说故事、战时宣传的电影。即使直接接触在美国的日本人，也应当考虑这些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知识的性质、思想倾向、记载的真实程度。总之，津田认为：学术著作对于所收集的资料，不能没有审查和批判。
津田针对此书所论阐述了许多自己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天皇和日本的“阶层制”（Hierarchy）问题。认为此书：“把天皇置于阶层的顶端，这种看法不妥。”“阶层制”并不能确切说明江户时代的身份制，更难以概括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各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诸如天皇、华族、官僚、军队、议会、企业、民众、知识阶层，以及其中的上下级、官阶、地位、主仆、师徒、特殊社会的头领和弟兄等等。认为：“日本的天皇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存在”，“从来就不是权力把持者，而是作为国家、国民的、精神的统一象征保持其地位、发挥其作用的”，“‘象征’这个词，过去虽然没有，却最能表达天皇地位的本质”等等。
他也认为，把“万邦各得其所”说成在全世界建立以日本为最高统治的“阶层制”秩序，这是军部势力在战时的夸大宣传。把这种说法看做“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是滑稽的。他也否认“日本人眼中没有战时惯例”的说法。
他认为，此书把“恩”比做债务是奇怪的。他承认日本人的道德观确实有缺点，但认为此书说日本人道德的根本只是出自“耻感”和迫于外力、日本人没有与“恶”作斗争的观念等等，恐怕是出自基督教立场。用“荒魂”、“和魂”的古代思想来证明日本人没有“恶”的观念，认为现代日本人也具有“四十七士物语”中的思想，都是不妥的。他还认为：此书是在战时所写，容易把战时日本“军部的行动或宣传看做是日本人的要求或日本人的思想”，把日本人说成好战民族。
此书把日本俚谚和日常用语作为资料，津田表示首肯，但也指出其解释未必都确切。关于“菊与刀”这个书名，津田说：明治以后，“刀”也被作为一种艺术品，此书则仍看做“好战的象征”；至于“菊”之美，远不止于此书所描述的栽培技术，尤在于日本人对自然、秋色、菊姿、菊香的深度美感，这也是著者未能体会的。
津田所论，篇幅既长，也比较复杂，仅略示头绪如上。
近年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研究和评论，已知目录有：C. 道格拉斯·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著、加地永都子译：《内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内なる外国 菊と刀再考》），时事通信社，1992年第8版（1981年第1版）；南博《日本人论—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岩波书店，1994年初版、1997年第7版；森贞彦：《〈菊与刀〉再发见》，东京图书出版会，2002年初版等。（6）
综观各种评论，大体可以说：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评论者对此书评价很高，从哲学、历史学角度评论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困惑。撇开具体问题不说，就根本性质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人类学这个新兴学科的看法问题。实际情况表明：随着全球代的进展，民族、文化问题日益突出，文化人类学日益发展。《菊与刀》这本书也一直畅销。在日本，有统计说：这本书的日译本自1948年出版后至1996年，四十八年间重印超过100次，印数超过230万册（7），如按日本人口平均，四十多人就拥有一册。在美国，《领袖周刊》有文章把这本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读读《菊与刀》，了解一下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日本，乃至提高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应该有好处吧。
注释
1 川岛武宜（1909-1992）：日本法学者，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学奠基人。著有《日本社会的家族性构成》、《日本人的法意识》、《现代化与法》、《法律社会学讲座》等。有《著作集》11卷。
2 和辻哲郎（1889-1962）：日本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京都帝大、东京帝大教授。著有《日本古代文化》、《日本精神史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作为人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日本伦理思想史》、《风土》等。有《全集》20卷。
3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多年师事白鸟库吉并在其主持的满铁“满鲜史地调查部”研究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地理。1939年后在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日本神代史等。1940—1942年以“冒犯皇室尊严”被起诉并判处有罪，1944年被免诉。著有《朝鲜历史地理》（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古代满鲜关系研究》、《中国道家思想研究》、《儒教的研究》、《古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即出）、《神代史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研究》、《日本国民思想研究》、《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等。有《全集》33卷。
4 此文1949年5月发表于《民族学研究》，1972年稍加修改附录于《菊与刀》日译本修订版。
5 石田英一郎（1903-1968）：东京大学教授，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家。华族家庭出身，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参加日共（1927）并曾被判刑（1928）。著有《民族学基本问题》、《日本文化论》、《河童驹引考》、《桃太郎之母》、《文化人类学笔记》、《文化人类学序说》等。有全集8卷。
6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备先生提供。
7 前引福井七子译：《日本人の行动パターン》解说2，见该书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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