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全集.net》第2/50页

　　萨特少年时曾被一个他喜欢的女孩骂为“丑八怪”，这显然给他很大的打击。尽管后来他知道他的“丑陋”不仅不会影响同女人的关系，似乎还变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还是只愿意同漂亮的女性或者至少具有一定魅力的女性交往。因为对方的美可以使他的丑得到某种平衡，不至于使他们成为太显眼的一对。
　　由于受到母亲和外祖父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萨特从小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对于他的性生活有根大影响。
　　萨特在同女人的性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从而导致一种带有虐待狂的接触。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
　　在了解萨特这一特性后，我们再去看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就不会诧异他为什么会花一整卷的篇幅来探讨身体、性爱、情欲、受虐狂、虐待狂的问题。他的哲学本来就是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萨特的这种感受特性使他成为一个工作狂。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有扶手的安乐椅，也从不躺着看书。他平时走路做事总是快速有力的。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不断处于紧张状态，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例如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整个期间都服用兴奋剂，每天要写十页左右。波伏瓦回忆说，那气势，那速度，使她觉得是在看一场运动会上的绝技表演。萨特写作时简直就是在玩命。当发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欲望时，他有一种十分焦虑甚至羞耻的强烈感受，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生病才给他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
　　萨特这种无视身体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折磨之苦。萨特的病情和他与病魔抗争的情况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萨持最后十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正是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态度。
　　写作是他的生命，偏偏他的眼睛失明使他最终丧失写作能力；他一生最不愿意的事情是依赖于人，现在因病却不得不靠他人的帮助；他特别爱清洁，在涉及自己生理功能时很内向，现在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一次次的疾病打击萨特都经受了。他苦恼过，沮丧过，最后以克制、达观、坚强和安详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新境况。但这种宁静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感受呢？波伏瓦说，不但她回答不出来，就是萨特自己恐怕也无法搞得很清楚。萨特面临的是人生存的边缘状态。
　　萨特晚年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情就是钱的问题。由于从小受外祖父情况的影响（在他看来，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学生吃饭），萨特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的工作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并不认为那些给他的钱是他的工作应得的，例如从国外突然寄来的一大笔版税。他对于金钱有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对待世俗的荣誉一样。他从来不存钱，有了就花掉。而且不仅是自己花，也为别人花。
　　战后他有了大笔的钱，接收入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但他对于金钱的态度丝毫没有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他仍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住公寓，没有小别墅，没有小汽车。按他的收入情况他完全可以享受这些。他的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给了别人，给了那些他认为需要这钱的人。他老是觉得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筹钱。当有人问他是否想用自己的钱炒股票或做生意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萨特确实是完全投身在精神世界中遨游，完全不在意现实的物质享受。
　　在日常生活中，萨特给起小费来也是特别慷慨的，他的同事把这当作笑柄。这也是他同他人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他不喜欢要人帮忙，但又无法拒绝侍者等人的服务，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予以还报，表示不欠对方的什么。虽然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反过来，他从来不丁惯向不太熟悉的人借钱，甚至为这还跟波伏瓦吵过架。正像不愿意向陌生人问路一样，他觉得这样做就会欠别人的情。
　　童年的生活给了萨特两大深切感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一生。
　　一是对偶然性的感受，一是对自由的感受。这两种感受又总是交织在一起。萨特自幼丧父，从来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权威；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没有任何人来强迫命令他，这给了他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在他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种无人管束又给他一种无人作主的不安定感，而且寄人篱下的生活又使他觉得自己“无根”和生存的偶然性。
　　人生存的偶然性和人的自由是他终生思考的主题。人是一个偶然的存在，而人的活动又是对这种偶然性的不断超越。人自身就是一个永不能解决又永远在解决之中的矛盾。在自由的问题上，萨特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和他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萨特在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阐发了这些基本思想。
　　萨特的自由观有一个演变过程。二战前他感受到的自由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由，这个孤独的人似乎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战争使他体验到集体、社会和境况的力量。他认识到个体自由的问题必须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现实的答案。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在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的方式。
　　萨特这种思想的转变使他在后期较多地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各种重大事件中明确表达自己往往是很独特的态度。如在 1959 年他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的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有人高喊“杀死萨特”；法国政府还打算对他提出起诉；还有人往他的住处扔塑料炸弹。但萨特的立场丝毫不为所动。
　　由于萨特晚年有较多的时间花在社会政治活动上，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兴趣。实际上，在萨特看来，这只是他作家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和一个以自己的影响介入政治的老年时代。
　　即使在 1968 年以后，大量投入政治活动之时，他也没有放弃写作。他同时在紧张地写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家庭的白痴》。他的政治朋友要求他放弃这本书的写作，去改写一部关于平民的或反映革命的小说，他坚决拒绝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
　　萨特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但不是一个政客，不是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是想在政治上捞好处。他从未想到过要实际投身政界，更不想当议员什么的。他对于政治毋宁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批判态度。同时他的态度又是大众的、平民的。他把自己当作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并代表他们说话。这也是他死后巴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萨特对于时间的观念也是很独特的。从十岁上学开始，他就有了把时间划分为两部分的习惯：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即使后来脱离学校生活他仍然习惯干这样来划分时间。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从不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他对于时间的关系却不是那样紧张。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度假期，他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闲以待。
　　萨特几乎没有过去的观念。他不喜欢单纯地回忆过去，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他只注重当下现在。他说，当他回忆过去时，有四分之三是编造的。所以他说他的自传《词语》并不比他的小说《自由之路》更能反映真实的他，因为《词语》实际上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他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在他看来，过去的他已成为另一个人。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作品，他从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总是把希望放在正在写的这一部。一旦他感到写的东西已时过境迁，当下还有更现实的活题，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前者放弃掉。这也是他有许多作品未完成的原因。
　　他的这种时间观使他从不感到自己年老。他认为一个人是没有经验的，
　　不会变老。那种认为事件和经验的缓慢积累会逐渐形成一个人的看法，只是 19 世纪后期经验主义的神话。只要他的身体还能起作用，他感觉自己七十岁时还跟三十岁一个样。他显得比同龄人充满青春活力得多。
　　回顾一生，萨特对自己是满意的。他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后悔。
　　他认为自己有过一段好时光，即从三十岁到六十五岁。在这段时间他抓性了自己，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他写作，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的要比他原先想象和要求的多。他原以为自己只有很小的一群读者，一群挑选出来的人，而实际上他现在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
　　萨特谈到死亡。他不惧伯死亡。它虽然同他作为文化的整个生活是对立的，但说到底这是向自然的回归并肯定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人既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又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用萨特更喜欢的话说，人既是一个赢了的输家，又是一个输了的赢家。
　　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这在具有深厚天主教传统的法国，是被视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从小就有，一生未变，并随着他的哲学观念的形成而巩固。萨特把自己的一切都归之于人――他和别的人――活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上帝只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人同自我的关系，是一种不真实的因而应该受到抑制的关系。
　　萨特在自传《词语》结尾处总结自己说，他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选择并没有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一无装备，二无工具，他全心全意投入使之获救的事业。如果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他由所有的人造成，具有他们的所有价值，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跟他相当的。当我们读完摆在面前的这部书，掩卷回顾萨特的一生，应该更能深刻领会他说这些话的意思。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他总结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的话来概括他：他是一个“单个普遍的存在”。
　　（三）
　　波伏瓦在回忆录前言中说，她尽可能地少谈自己，她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使如此，作为同萨特朝夕相处、有着五十余年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的伴侣，她的形象在本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她对萨特的感情和理解上。
　　1975 年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萨特：“你如何看待你和波伏瓦四十五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从回忆录记述的情况看，波伏瓦的确是他实际上的妻子，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处，而且萨特还有其他的女人。
　　波伏瓦像一个妻子关心丈夫那样关心照顾着萨特的生活起居各个方面。自从萨特第一次疾病大发作、他的动脉和小动脉先天性狭窄被发现，二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他的身体担心。她常常因他的病情而偷偷伤心痛哭。波瓦尔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写了这种也许是女性的软弱之处。
　　这种刻心铭骨的爱情深深打动了我。而且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爱情。
　　萨特最后那几年，围绕他的女人反而多了，他也以同女性交往特别是同年轻女性交往为乐事。波伏瓦不但没有介意这种事，反而还高兴萨特能有这些交往活动，只要它们能激发起他的生之欲望和乐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早已超出通常意义的爱情关系，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之中；从而达到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境界。在波伏瓦身上，温柔体贴和豁达开朗这两种素质融合在一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性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在支持着他。这话应在萨特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萨特一生中有过许多女性，但波伏瓦对他来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她有着他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这样就把其他的女性放到一边去了。虽说她们当中也有人一度同他有着很深的卷入，但从整体来说都无法同波伏瓦与他的关系相提并论。
　　回忆录还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最亲密的人也可能是对自己造成伤害最大的人。我指的是“维克多事件”。
　　萨特同维克多有一个长篇谈话，波伏瓦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读到这个谈话。她异常震惊。她认为这个谈话表现的完全不是萨特的思想；对话者维克多利用萨特年老体衰，不是帮助他去发挥自己的思想，反而对他施加压力使之在厌倦于争论后抛弃自己的思想；这个谈话带有明显的“逼供”性质。因此，波伏瓦坚决反对发表这个谈话，并说萨特的朋友们《现代》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跟她的看法相同。萨特为这种反应深感惊讶。他原以为可能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有想到遭受这样激烈的反对。这反而更加促使他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这事对萨特的刺激很大。他和波伏瓦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她是他唯一看重的评论者，他们一向都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每一本书都要经过对方认可才拿去公之于世。而这一次他却发表了她不同意的作品。萨特十分难受和伤心。
　　此后不久萨特的病急性重度发作，住院后二十多天即去世。显然，他的病情发作和急剧恶化，同他因此事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个事实：萨特住院以后还想着这个事情，他希望能早点出院去旅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是指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它产生的反应。）
　　波伏瓦的本意是要维护萨特的思想不受他人歪曲，实在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死者死矣，而生者那颗淌血的心如何能够平复呢？读书至此，我惟有长长叹息，竟无一语可说！
　　在亲密的关系中人的两难处境显得更加突出。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还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疚，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去想过来，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回忆录中这种情感和思想的两难境况随处可见。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地，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
　　那些希望深入体味人生的人会从这本书中得到许多东西。
　　* * *
　　本书的法文名是 LaCérémoniedesAdieux，应译为“永别的仪式”。这一书名体现了作者波伏瓦对萨特的深切怀念之情。这里面还有个典故：1971 年，萨特同养女和另一个女友万达要在一起呆五个星期，而波伏瓦同她的女友一起去意大利度假，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从此这句话和这一情景就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十年，她拿来做了这本书的题目。
　　从内容上看，本书是一部关于萨特的重要传记，既有波伏瓦对于萨特最后十年生活的详细记录――这是可以作为信史看的，又有萨特对于自己一生作总的回顾的口述自传，这更是难得的第一手传记材料。因此，中译本定名为《萨特传》，我想这应该是恰当的。
　　本书译成己近十年，它的命运也颇为坎坷。本来这部书是应一个大型丛书编委会的约请而译的，由国内一家大出版社出版；译稿已由责任编委审阅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方未能如约出版。个中的曲曲折折就不多说了。总之，这事就搁了下来。以后由于涉及国外版权，该书的出版更为困难。但我还是在作各种努力，希望能让它问世。
　　就在我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却同时得到几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的信息。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由得再次联想到萨特的思想：人的活动既是偶然性又是对偶然性的超越。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李鸿女士对本书的高度重视和出书的决心尤其使我感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大出版家的眼光和魄力。知音难觅。于是我决定把书稿交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也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件心事。适逢今年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逝世十周年，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对她和萨特的纪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人倍感欣慰的事情。
　　黄忠晶
　　1996 年 1 月于武昌东湖
　　萨特传
　　向萨特告别
　　●永别的仪式
　　这是我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我说到你，这只是一种假托，一种修辞学的方法。没有这样一个“你” 听我说话。我不是在对“你”说。实际上我是在对萨特的朋友们说话，他们愿意多了解一点萨特最后那些年的情况。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当时的情景，我也谈一点自己，因为作为当事人，也就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尽可能少谈自己。这是因为，首先，这不是本书所要谈的。其次，“这些事是不可言传的；不可能借助文字描述；也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成形。它们只能去体验，仅此而已。”――正如许多朋友们问到我该怎样淡这些事时，我所回答过的那样。这个回忆录主要是根据我在这十年所记的日记和我搜集的许多材料写成的。对于所有那些以其所写所说帮助我记述萨特最后的日子的人，我谨致以谢意。
　　1970 年
　　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 1968 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萨特常常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 1968 年政治动荡之前，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他们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
　　萨特甚至在能够清楚地阐述这一点之前，就试着去追随这一行动路线。
　　1968 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的编辑工作，萨特同盖斯玛见过几次面，1969 年初，盖斯玛有一个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众可以说话的报纸；最好是当斗争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让他们向群众讲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之中来。萨特对此深感兴趣。开始搞了一段时间后，计划便终止了。后来盖斯玛参加“无产阶级左派”，他和毛主义者出版《人民事业报》，这事算是干成了。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左翼积极分子拿到大街上去卖。
　　它的目的是介绍 1970 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的这场斗争。该报对知识分子往往是敌视的，它在谈到罗朗・卡斯特罗的审判时，采取了与萨特本人相对立的态度①。
　　因为《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它的两名主编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盖斯玛和另一些左翼组织分子建议萨特去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对毛主义者有些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气这个事实来决定事情的结局。”毛主义者通过这事看到，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和策略。
　　我曾叙述过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审判的情况。5 月 27 日，该案开庭，
　　萨特被传作证。当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厅曾有过一次集会。盖斯玛在会上号召公民 5 月 27 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并多次被打断。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 1970 年 5 月 1 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份报纸。幸运的是，
　　在当局派人截获前，印刷工人已经印好了大部分报纸并把它们发出去了。当 ① 罗朗・卡斯特罗，是“革命万岁”战斗组织的成员，他同克洛威尔、热内等人一起，占领了 C.N.P.F.（法国雇主组织）的办公室以抗议五名外来移民工人因瓦斯窒息而死。C.R.S.（一个特别的警察部门，负责处理骚乱事件）对待他们十分粗暴，逮捕了他们，后来把他们释放，但留下卡斯特罗没放。因为当时卡斯特罗越出警察的警戒线夺路而跑。警察把他抓住并且控告他攻击他们。他被判罪。审判官不可能在政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唯一能讲点道理的基础上――来对待这一审判。萨特作了有利于卡斯特罗的证词，但《人民事业报》对萨特的证词作了怀有恶意的评论。
　　局又派人追踪卖报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特别法庭，控告他们重新建立已被取缔的组织。但是萨特、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这报纸时没有受到严重阻扰。直到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才得以在报亭出售。由米歇尔・勒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成立这样的团体要向官方申报，然后拿到一个官方认可的文件。开始我们遭到拒绝，我们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诉，最后还是搞成了。
　　1970 年 6 月，萨特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一个为反对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它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个主要是由萨特写的宣言中，说明了它的宗旨：
　　“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这种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教的见证”和一些颇有名气的人。它的主要目标是对抗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由马塞兰发动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被关押。这个组织要做的是，搜集有关这些人情况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去援助他们。“红色援助”有几千人，主要的委员会设立在巴黎和各个省。里昂委员会是地方委员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外籍移民的困难。一般说来，这些委员会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义者最为活跃，这些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他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