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史》第26/26页


  阿鲁浑汗保持着传统。他曾命他的臣民之一、聂思脱利教的教士拉班一扫马往见希腊和法兰西的王侯,以重新引起他们进行十字军远征。拉班一扫马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在那不勒斯参加过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的战争。在罗马,他通过教长们企图替聂思脱利教义和天主教义成立一种临时协议。法兰西国王腓力普四世给他以在圣殿行礼的荣誉,英王爱德华一世接见他于波尔多宫中。1289 年他还再来,但他在这些谈判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阿鲁浑汗未能做到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远征,于1291 年死去。就在这一年,圣-让-达克和法兰西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据点受到埃及算端的突击而陷落。
  当合赞汗在位时期,发生了有决定性的转变:合赞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以后,这个王朝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有如常见的情形,这位大汗将内部倾向的转变联系到对外的传统政策。1299 年,他发动过一次新的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夺回叙利亚的尝试。在罗姆地方,他担心因为人事的变动引起一个独立的卡加马尼王朝的成立,于是和拜占廷的皇帝保持亲善关系。完者都于1305 年承继合资,他曾在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名义下受洗礼, 因为这时候阿鲁浑欲取得这个教皇的友谊:但是完者都仍然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君主,当他在位时期,在阿贝尔的基督教会被库尔德人毁灭。完者都即位后,曾写信给法王腓力普四世,在这封信里面,他自称和中国、察合台汗国、印度以及钦察汗国均保持良好关系,并表示他希望和法兰西国王保持与此同等满意的关系。可注意的是,在他列举的和平展望之中,没有提到马木鲁克人,事实上,在不久之后,马木鲁克人又一次进攻蒙古人在西里西亚的基督教藩属。欧洲君主中间,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对小亚细亚所发生的事件感觉不安,直至将自己的女儿许嫁波斯的伊斯兰教君主。
  合赞和完者都曾任用一个人,此人所编写的纪传,将这个汗国的内部组织揭开一些奇异的内幕:这就是历史家拉施特。他于1247 年生于合马丹,或者有犹太血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伊斯兰教理论家著称。然而他主要是以医师得到诸汗的垂青,合赞命他任职宰相,他在职约二十年。合赞和他的承继人认为这个职位可以给拉施特闲暇时间,委托他编写一部蒙古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当是时,还有许多除皇室之外的贵族没有丧失去他们是源流于蒙古种的意识和骄傲:拉施特因此得以掌握许多典故甚至家藏的档案,使他的著作对我们非常宝贵。他是一个很有气度的文艺保护者,尤为难得的是他对于共事的作家们不怀嫉妒之心,在流传至今的他的回忆录中,充满对于该时代的一切学者的热诚赞美。虽然,似乎也有阴暗的一面。拉施特曾致巨富, 以至于达到能够为帖卜利司城增加整整一个住宅区的程度,然而当治理呼罗珊的一个亲王要求他付一笔款以为军事出征费用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国库空虚:两相比较似乎曾引起一桩舞弊事件,证明事实是超过了宽容的限度, 固然东方国家对有权势的人读职的限度是很宽大的。此外,在这个汗国里面有两个宰相,其职务并没有明确规定,结果是彼此嫉妒,互相牵制;拉施特在执政时期杀死了一个同事,而他自己也被第二个同事的阴谋所陷害。此外, 人们可以看到的情形,蒙古权贵们的权力和汗廷卿相们的权力同时并存,有时是与之对抗,而这些权贵,一般他说,都是从军队将领里面选拔出来的。简言之,完者都死后不久,拉施特便被告发,可能是毫无理由他说他曾毒死这位大汗,拉施特被判腰斩,他的一个儿子和他同被处死(1318 年)。
  这个悲剧发生在不赛因汗在位时期,不赛因起先将政权交与似有治国才干的异密出班。出班的儿子帖木儿答失是小亚细亚的长官,他曾使蒙古人的势力于最后一次到达爱琴海的沿岸。此后发生家族的灾难(1326 年)。出班被处死,帖木儿答失逃往埃及。埃及的算端,对于伊儿汗是趋向于和平的, 为欲表明这一点,就将帖木儿答失杀死。这些事变重新引起东伊兰诸侯的扰攘不安,并煽起察合台诸汗和德里算端结成同盟的企图,中国皇帝起而反对这种同盟,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
  出班败亡之后,不赛因的统治似乎从各方面都不顺利,总之,他死时(1335 年)已呈分裂的端倪。宗教的争端也纠缠在内。这些君主虽是正宗的伊斯兰教徒,而人民的多数则是十叶派:所以反复重提拉施特身后罪状之一就是对于阿里家族的一个重要教长的审判和使用酷刑。不赛因死后,这种宗教的反抗表现得更为剧烈,伊兰成为一片废墟,而在这片废墟上面,帖木儿将伸出可怕的巨掌。
  最初几个伊儿汗的统治对于西方各国其结果是怎么样呢?
  在叙利亚这一方面,于十四世纪的初年,形势稳定下来,全部地方直达幼发拉底河以及套鲁斯山脉肯定是属于马木鲁克的伯海里朝诸算端,他们的领土深入北方,介于美索不达米亚与信奉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的西里西亚之间,后者是伊儿汗们的忠诚藩属。自从拜把儿士以来,埃及算端们很讲人道,他们统治时期是埃及的一个辉煌时代。这两个王国中间的文化交流便利了伊儿汗们的加入伊斯兰教社会。
  这种关系甚至更远地向西发展到马格里布。这个地方,自从阿勒摩哈德人败亡、摩尔人几乎完全从西班牙被驱逐出去(除在格勒纳德一地以外)和圣路易的十字军远征(1270 年)之后,形势也臻稳定:突尼斯的君主和圣路易的儿子及兄弟,即大胆的腓力普(Philippe le Hardi)和安茹的查理签定了一些条约。这些国家,特别是摩洛哥王国,在马林朝统治之下是当时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其相对的重要性,可能受益于在亚洲发生的危机:在通布图,甚至已经有个伊斯兰教大学。且不谈麦加的参拜,在马格里布和地中海的东方之间,联系频繁;当拉施特时候,若干天文家和医师从马格里布被召至波斯。至十四世纪,人们将要看到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和伊本-哈勒敦到亚洲去觅求财富。当为恢复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势力作最后一试的马林朝人,被该半岛的基督教王侯们的同盟军击败于里奥萨拉多(1340 年)时,这一事件的影响,远届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沿岸。
  在小亚细亚方面,旭烈兀眼看蒙古人的权力,除去一个名叫特拉布宗的希腊小邦之外,直接行使已达克孜勒伊尔马克。塞尔柱算端的政府设在康耶, 但保有这个名义者面对他们的可怕宗主已放弃一切独立希望:拉施特说,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送给旭烈兀一只靴子,在靴底上画着自己的形像,“为欲使大汗的贵足践踏在他的头上以为光荣!”十三世纪末,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起来的漂亮纪念碑,颂美蒙古的和平的成果。
  通过这个塞尔柱藩属,伊儿汗们的帝国和还是属于希腊皇帝们在尼斯地区的少量属地直接为邻。自从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中被夺去(1261 年)以后,拜占廷帝国的重心又移到欧洲。人们 看到它和诸汗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困难很多。除了被不里阿耳人和塞尔维亚人压迫得很紧以外,它不得不听任那些必然与它为敌的环绕在爱琴海的若干拉丁小邦仍然存在。反对拉丁诸侯的最有野心的反攻计划,它仅仅依靠西西里屠杀事件(1282 年)和安茹的查理之死(1285 年)以自保。之后,安吉文人者和阿拉贡人在那不勒斯的战争把成群的冒险家,主要是加泰隆人,抛到地中海的东方;十四世纪初年,看到阿尔摩如瓦尔人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做令人惊奇的冒险旅行。与此同时,面对着威尼斯人的敌视,帕烈斡罗格人(按:指拜占廷帝室) 求助于威尼斯人的竞争者热那亚人;这两个强盛共和国的互相敌对,在地中海东方也产生反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尝到了热那亚的铁窗风味。于这许多烦恼之外,安德罗尼克二世的长期在位终止之后(1282—1328 年)还发生内部不和,而不久之后,就遇到短期的但是庞大的塞尔维亚人在埃蒂内·杜申领导之下扩充其势力。
  而在这个时候,安那托尼亚的情况实堪优虑。代表十一世纪的塞尔柱大帝国的最后威权的算端政府,于十四世纪的初年肯定是解体了。约在1311 年之际,代之而兴的有一批突厥的异密政府。在半岛的中央,和蒙古人的属地有直接接触的,以卡拉马尼的异密政府为最富生机,它很快就对伊儿汗们采取独立的姿势。由他们分离出来的约十个共它国家。其中处于西北最远处的就是额儿脱古勒之子奥斯曼帝国,他的名字将要留在历史上。在这些纷扰之中,帖木儿塔失(按:即出班之子,见上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以恢复秩序:他死(1326 年)之后,所有这些异密政府,便各行其是了。
  对于拜占廷来说,最危险的当然是奥斯曼:1326 年,不鲁斯(按:不鲁斯是安那托尼亚的要塞)被攻占后,成为其国都。紧接着,斡儿汗开始组织特别护卫军,这使奥斯曼人成为伊斯兰教世界里面最强的国家之一。因此,格鲁塞先生正确他说,奥斯曼人的兴起和随着而来的伊儿汗们权力的衰落是紧密地连系着的。
  罗斯汗国
  在者别和速不台的铁骑侵袭(1222 年)之后,成吉思汗曾指定锡尔河和鄂毕河之间的草原为他长子拙赤的应得部分。大举进攻的结果(1237—1241 年),使蒙古人的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海海岸,上述疆域和其向西的延长部分尽归于拙赤之子拨都。在理论上,向西延长应包括欧洲全部。在实际上,仅仅包括罗斯,拙赤的一系人从伏尔加下游的草原,即奇卜察克(钦察)的草原深处,管辖这个地方。
  创业者拔都于1255 年死去,他死之后,依照蒙古的古老传统,嗣位者不是他的儿子们而先传位于他的兄弟贝儿克。这一个事件是重要的,因为贝儿克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似乎具有新入教者的狂热。贝儿克死时(1266 年), 拔都的一个孙子忙哥帖木儿嗣位。历时一个世纪,拔都的直系子孙君临钦察汗国,伊斯兰教成为正式的宗教,此后一直是这样。蒙古的贵族在很长时间以后对于这一项的决定还是抱怨不已,因为它将“阿刺伯人的宗教”代替了成吉思汗的札萨,然而拔都所带来的纯血统的蒙古人只有四千,而突厥-鞑靼群众很容易伊斯兰教化。
  钦察诸汗的国都,通常是在萨莱;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尽情显示野蛮人的奢侈,教皇和拜占廷皇帝的特使们曾对此屡次予以叙述。环绕着中央的斡耳朵,即金帐www奇Qisuu書com网,其四周是家族的其它成员的封地:那海和他的子孙在黑海之滨;昔班和他的一系人在乌拉尔河与鄂毕河之间,再向东南,拔都的长兄鄂尔达创立白帐:这一系宗王的领地在理论上延长至于马可·波罗曾予以叙述的冰海的围猎地方,白帐的南方傍锡尔河。从1262—66 年时起,拙赤系失去花刺子模地方而归于察合台系。相反地,霍渥斯以为他们初时曾分布直至于伽色尼,并产生了突厥的哈劳那赫族。(霍渥斯的推理,见《蒙古史》, II,219—220 页)
  拙赤系人以长子一支的资格,当最初解决帝位继承问题的时候,曾起过重要作用:正是他们,使大汗的位子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但是忽必烈的宣布即位(1260 年)使贝儿克不悦,大汗的名称不复见于贝儿克的继位人忙哥帖木儿的钱币上面。拙赤一系人从1269 年为始,与海都结成一派,因此也和察合台系为一派。
  由于间接的原因,他们和波斯的伊儿汗们不和,而且旭烈兀同情于佛教和基督教,早为他们所反对。在1262 年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钦察汗越过高加索向伊儿汗竞争谷儿只的宗主权和甚至占领阿哲儿拜占:固然没有成功,但是旭烈兀的一支军队毕竟被他们在忒列客上消灭;战衅已开。
  在这里重提这些对于其他蒙古汗国的冲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说明拙赤一系人为什么没有工夫专向西方采取扩张势力的政策。然而对于他们和对于波斯诸汗一样,他们的势力和财富的根据地在那里,他们的注意力首先就应该在那里。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这个地方所遇到的对手是那些人。
  罗斯的诸侯,直到并包括加里西亚在内,都在铁蹄之下。他们到萨莱去表示臣服,其中有二十人左右在那里“牺牲”:公正他说,对于他们的被害, 他们的同胞,甚至是心怀嫉妒的亲戚们的阴谋陷害,与鞑靼人的暴行不相上下。对于人民,贡赋是一种负担,而鞑靼的或犹太的收税吏使它更为可怕。就是处在远方的诺夫哥罗德诸侯也没有地方躲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52—1263 年)通过对诸汗卑躬屈节才得到征伐波罗的海旁边的瑞典人的许可。虽然如此,在准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里面,人们可以找到独立和富庶。参加了新生的条顿汉萨同盟,它们和芬兰的瑞典人以及爱沙尼亚的丹麦人竞争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他们的商人常常与海盗为伍,其分布宜至乌拉尔和冰海。
  紧接这个领域的西面,蒙古诸汗在那里遇到一种特殊民族,这就是立陶宛人,他们和在波罗的海旁边的某些小民族是仅有的还信仰印度-欧罗巴先民的古老偶像教的民族。立陶宛的森林似乎不足引起亚洲人的贪欲。因此立陶宛人的主要敌人就是日耳曼、条顿或佩剑的骑士团,他们正在完成对波罗的海上各民族的征服。一位聪明的王子明德沃克,欲改奉基督教以避免这个危险。但是他在1263 年死去,第一次的蒙古人入侵的恐惧过去后,立陶宛人又回到他们的偶像教和对于邻人基督教徒的对抗中去。
  对于鞑靼人更有引诱性的香饵是在立陶宛之南的伏尔加、加里西亚以及波兰地区。特别是那海,常常提兵到这里来。最为可怕的一幕是1259 年桑朵米儿的被洗劫,在这个地方,鞑靼人又一次表现得丝毫不守信约,这是他们的一种性格,比较他们魔鬼般的凶残还可厌恶,对波兰的不断入侵一直至于十三世纪之末,匈牙利也于1285 年再一次看到半个世纪以前使他们恐怖的敌人。适宜于组织东方基督徒的抵抗力量的人,可能是日耳曼的皇帝。但是享有偶然,他恰恰在这个时候逝世。弗里德里希二世卒于1250 年,教廷极力反对霍享斯陶芬皇室的最后一些人,德意志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诸侯和备城市从中养成顽固的习惯,只管本身利益(皇位虚悬时期,1250—1273 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足以代替死去的皇帝的地位的人,这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1258 年至1260 年之际,教皇似乎曾想叫他领导反抗鞑靼人的十字军。但是奥托卡正以全力和他的邻人匈牙利人以及奥地利人作斗争。后来他又反对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选举,而这一次选举于1273 年终止了皇位虚悬,因此奥托卡引起新皇对他的敌视:1278 年,他在迪恩克卢特战役之中死去。至于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他坚定不移地要将“己国利益”的发展放在基督教会的共同利益之上,而且他的继承人们,在两个世纪之中,也将保持这个传统。
  在西南方面,诸汗的威权伸张直至多瑙河下游:他们所做的破坏,在摩拉维亚和瓦拉基亚所造成的人口萧条,直到下一个世纪,基督教徒人口从罗马尼亚流徒出去的时候,才补满了这个地方。不里阿尔的势力,不足与他们抗衡:从1282 年至1292 年,不里阿尔沙王甚至置身于汗的直接保护之下。其唯一的重要对手就是从1261 年起重新建立于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希腊帝国(按:指东罗马帝国)。
  最初时候,在萨莱的汗、希腊的皇帝和埃及的算端之间,似乎有成立一种联盟的准备:共同的敌人是伊儿汗。但是这种组合被证实为无效,1265 年, 鞑靼人和拜占廷人已经兵戎相见于色雷斯。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万或一万两千户在安那托尼亚的突厥人被迁移到欧洲,先至多瑙河下游的沿岸,后至克里米亚。人们看到希腊的皇帝(按:本篇所说希腊皇帝都是指拜占廷诸帝)与波斯诸汗维持良好关系有着巨大利益,后者是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宗主。他们后来极力想在这两个蒙古汗国之间维持均势。这是不容易的事,常常要使用希腊人的高超的外交技术。米开勒·帕烈斡罗格,以及后来安德罗尼克二世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将他们的私生女送到波斯和罗斯的蒙占君主以及他们藩属们的寝宫里去:基督教徒很计较左手与右手的区别,对于习惯多妻的东方人来说,这种分别显然是比较不重要。
  复位以后的希腊皇帝们在损害成尼斯人利益情况下对热那亚人进行赞助。热那亚人因此得以从容发展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将黑海变成一个热那亚湖。在这种场合很需要钦察汗的好感,热那亚的商人们知道如何取得这种好感:卡法成为鞑靼人和地中海接触的主要地方。这个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就是奴隶,薛儿客速人(按:即北高加素的切尔克斯人)或其他人。热那亚人替埃及的马木鲁克人获得奴隶以补充其军队:这些情形后来要引起与鞑靼诸汗的冲突。我们将要看到威尼斯人利用这个冲突从中获利。
  上面简述的大概情况,在忙哥帖木儿以及随后几个继位人的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动。这一个时期的突出事件是那海的失败和死亡(1299 年)。这个“汗位辅立者”是前一代享有威望的人:他留下了许多纪念,有一种鞑靼人还带着他的名字(按:这是指那海部)。但是脱脱汗决心要大权独揽。
  然而在境外,起了一种重要变化,这就是立陶宛的勃兴。经过一系列的首领艰苦地和他们的邻人,即日耳曼人、罗斯人或波兰人作斗争之后,格季明于十四世纪初年杀其长而自立:他将维尔那建成为这个国家的蓬勃中心, 从此日益强大。罗斯的西南部,因为受侵掠和受鞑靼人重税的压迫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成了他的野心所选定的掳夺物。这一个异教人,对于这个地方的希腊教派基督教的信仰是注意尊重的。从这时起,一种相当明瞭的分界在鞑靼罗斯和欧洲之间竖立起来:西方几乎忘记,或至少是不再恐惧鞑靼人的入侵了。
  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期(1312—1340 年),对于金帐汗来说,是处于扩充时代与退守时代之间的一个安宁的伟大时期。乌兹别克笃信伊斯兰教,但在比较上对于其它宗教是宽大的,他延聘伊斯兰教各国的博士和文士来到萨莱。在他执政时期,钦察汗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平,虽然在事实上无甚足称。
  乌兹别克和格季明屡次发生冲突,例如在1323 年。乌兹别克汗在他这一方面,经常采取以他的藩属莫斯科的保护人自居的态度。1340 年,鞑靼人和罗斯人共同企图制服斯摩棱斯克侯,因为他接受格季明的保护。格季明也继续向南发展,但是只是在他死后(1341 年),他的继位者奥利格尔德才伸张势力至于基督教罗斯的最古老都城——基辅。
  然而格季明于鞑靼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是时,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将加里西亚据为己有,他对于百姓中分立派教徒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引起立陶宛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这一方商的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和立陶宛的顽固异端人为敌,他们在这个时侯组织十字军,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理由,并且得到西方的所有失业骑士们的协助:这是从普鲁士的十字军回来时候,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一费比,突然在莫克斯出现在约克人面前(1357—8 年)。乌兹别克汗又看到在更靠近干他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权国家,其将来未可预料。莫斯科的大领主伊凡·加里达策划在他领导之下联合罗斯众多小诸侯国的计划,他们的分裂,曾大大地削弱了罗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外表上对于蒙古汗是绝对忠诚:在特维尔的叛变期间(1327 年),鞑靼居民被屠杀,使他得以执行这个计划。他和他的继位人西梅翁,自处于蒙古诸汗的代理人地位,“以鞑靼人的协助镇压罗斯人,以罗斯人的金钱获得鞑靼人的恩惠。”并以对付日益独立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由此出来的海寇,莫斯科人和鞑靼人是利害一致的。
  在拜占廷帝国这一方面,关系有时不怎么好:蒙古军最后一次出现在色雷斯是在1324 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彼此妥协。乌兹别克的妻室之一就是拜占廷的公主,由于这种情况,使伊本·白图泰得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经过卡法至于萨莱,从那里他陪伴着蒙古汗的特使,旅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生动的纪述。对于热那亚人,当托黑台掌权时期关系恶化,他曾残破卡法(1308 年)。但这个城市不久又复兴,在乌兹别克汗时候, 它竟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热那亚人不得不听任他们的竞争者威尼斯人得到许可,在塔那(在阿速Azow)于1332 年成立一个商馆。必须相信,蒙古汗熟知奴隶出口到埃及的事:和马木鲁克算端的关系,从来没有象在乌兹别克在位时期那样亲密。
  在波斯这一方面,乌兹别克汗对于1327 年所布置的进攻不赛因的计划, 置身事外(参阅上第307 页)。萨莱诸汗决定放手让他们的白帐汗的堂兄弟及其藩属插手伊儿汗们和察合台系人中间的斗争,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黑海至中亚细亚的通商路线尽可能少些受到侵扰。乌兹别克汗和中国的蒙古皇帝保持着接触,在1336 年,曾派遣一个使节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一方面是关于拙赤系在蒙古的旧封地,另一方面是有关于设置萨莱和北京中间的驿站。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所记的是从萨莱赴花刺子模再从花刺子模赴德里(1333 年)。在这以外,还有若干基督教徒的纪述,足以证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时候的联系是便利和相对活跃的。十四世纪初年,让·蒙泰科维诺由罗马被派往北京为总主教,他认为从卡法经由萨莱与准噶尔的阿力麻里这条通路,以达汗八里(北京)“当不太受战争的侵扰时”是最适宜的。一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约在1330 年,估计从卡法至中国的必要时间是六至八个月。还有在1339 年,乌兹别克汗于萨莱接见教皇的使者让·玛里奥拉,这位使者给他带来一匹教皇所赠带鞍的骏马,并且能够安全地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中国。
  札你别的在位(1340—1357 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乌兹别克统治的延长。虽然如此,当与热那亚人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时,汗竟无力压服卡法(1344— 1345 年)。他的想从伊儿汗们的懦弱嗣君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1355 年), 这个最后尝试,结果也不如意。而黑疫,人们说是先在中国流行,死者一千三百万人,在钦察汗国也蔓延起来。当卡法被热那亚诸藩侯围攻时候,又将黑疫传到欧洲。
  更为不幸的是在札你别死后,内部发生分裂,致使拔都的直系子孙一败涂地。一个新的“汗位辅立者”马迈运用机谋,使情况复杂化:结果导致了可怕的库利库沃之役(1380 年),马迈没有等候立陶宛人来到,就发起进攻, 结果被莫斯科的季米特里所击败。
  在这场溃败之中,金帐汗从白帐汗那里找到一些补充力量。在这一方面, 鄂尔达的最后一个直系子孙兀鲁思汗(1361—1377 年)利用察合台系的内部不和以扩充他的领土。这时另一系的宗王脱脱迷失(拔都的另一个兄弟的后人)乘机而起,希图重振钦察汗国的威权。然而就在脱脱迷失的后面,帖木儿兰即将登场。
  上面所做关于乌兹别克的统治的简述,使人可以预见钦察汗国的衰落将无益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商业、宗教以及文化的连系。约在1360 年,萨莱的主教科马斯,被教皇指派往北京教会任职,就不敢前往。十四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条引人注目的通道至是阻塞,甚至比“蒙古天子”的败亡(1368),导致中国的返求诸己,为时更早。
  欧 洲
  重提欧洲的某些事件并非多余,这些事件发生在蒙古诸汗国的分裂和衰落这个时期(1280—1340 年)。
  起初,在十三世纪欧洲还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惧怕的领袖:教皇。但是当鞑靼人大举推进的时候,教廷正和日耳曼帝国进行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幸的殊死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不幸,首先由于它的起因完全是属于政治性质,因为德意志和西西里合并于一人之手实在是与“神权无关”。更为不幸的是, 寻仇泄愤不但对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而且是对于被幽默地称为“蛇蝎家族”的霍亨斯陶芬整个王朝,这个长期的决斗使所有掌握世俗政权的人都警惕起来并且表示反抗:圣路易的信札中,不承认帝位的被削夺为有效,提名腓力普四世。当是时,罗马当然不至于对于十字军在亚洲方面的背叛熟视无睹。但是对外政策和对于基督教会根本利益的关心,显然受到对内政策的障碍。自1271 年以后,格列高利十世以及他的继位者至于卜尼法斯八世(1294 —1303 年)表现得比较注意到捍卫基督教。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举,恢复了德意志最低限度的秩序。西西里的屠杀事件(1282 年),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在两西西里的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与法兰西王室的关系仍然良好; 圣路易就要被封圣。罗马教廷在这个时候认真关心起广阔的基督教前线,这条前线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巴勒斯坦和博斯普鲁海峡直到波罗的海之滨。
  在马格里布这一方面,自从纳瓦斯一德托洛萨战役之后,基督教的安全得到保障:运气不佳的突尼斯十字军(1270 年)没有引起反应。可悲的是在叙利亚,圣·让·达克以及法兰克人的最后建置,在埃及的马木鲁克人压迫之下难以支持;终于在1291 年发生了不幸事件。在重建的希腊帝国这一方面,教廷很明智地制止了安茹查理的侵略企图,但是和解两个教会的尝试还是没有结果。
  在欧洲的东方,在这一个世纪的初年,重大事件是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攻击波罗的海的异端邻人。在他们的背后,就是教会别派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相同,于鞑靼人入侵的感受之下,曾开始了某些和解的尝试,至少在加里西亚有过,但也没有得到结果。蒙古人的罗斯汗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使教廷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种危险,我们曾看见它试行协调基督教诸君主的努力:至少它阻止了匈牙利国王和鞑靼人签定已经起草的政治盟约。至于和那些非伊斯兰教徒因而似乎有可能容纳基督教宣传的蒙古诸汗国,从这一个世纪的中叶以来,已经搭上关系:在1274 年的里昂会议上,有两个蒙古主教列席。之后,我们看到教皇鼓励伊儿汗们和西方诸君主举行谈判。关于“约翰长老”的希望,发现是纯属幻想,但是在半个世纪之中,教廷仍然保持和远方基督教徒的接触。
  对我们来说,回溯一下历史,就可以肯定1270 年是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告终,但是当时的人不能有这样远见。尤其是教廷,不肯这么快就承认失败。要迫使它在铁的事实面前屈服,必须有标志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两件大事,即阿纳尼的侮辱事件(1303 年)和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
  1294 年,教皇的大冕归于一个年将八十的老翁,即卜尼法斯八世,他长成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生活干安茹查理的时代,头脑中充满了神权政治思想。在和法王胖力普四世发生冲突的当中,他发觉到由已经兴起的国家意识为之支持的世俗政权中所隐藏的危机。在阿纳尼发生的侮辱事件(1303 年)是对于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答复。稍后一些时候,圣殿骑士团的案件, 一样是有伤体面。通过这个案件,人们看到一个保卫东方基督教会而在大众中著称的团体,因为国家政策上的财政需要认为过时与无用而被牺牲。最后, 从1309 年为始,教皇居于阿维尼翁,而保护他的君主就是最先对于神权做出公然的和成功的反抗榜样的人:即法兰西国王。
  值得研究的是,这个法兰西国王能够吸引苏格兰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到他的宫廷,有那不勒斯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是他的亲戚,而永久不能做到皇帝。就逻辑言,就中世纪对于帝位的尊崇而论,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很当然的事, 有选举权人的投票,如果他们是有欧洲精神,应该选举基督教君主里面最有权力的人。然而,首先是他们完全缺乏欧洲精神。此外,没有爱国思想,只顾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所需要的国家精神只在于除了接受一个德意志君主之外不接受其他的人为皇帝,简言之,法兰西国王只好满足于推广他的领土至于洛塔兰日和王国的阿尔勒地区,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有以启其吞并这些领土的野心。
  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最终证明了十字军时代已成过去。由于一次奇特的偶然事件,爱德华一世这个参加十字军的真正最后一人,替英国配备了国家民兵,而试用之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到了英国重新找到另外一个军事领袖的君主,即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又将这个军队用之于大陆。当爱德华出发从事于夺取法国王冕的战争时(1337 年),他简单地白命为女系继承权的捍卫者,反对“男系继承法”的人选。然而,如果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斗争是属于封建性质,它很快就转变为民族战争,这样就使它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数的和一般是小型的冲突绝不相同。百年战争是两个信仰基督教的大民族发生决斗的最初榜样,这个决斗,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将被认为是亵读神圣的行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则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
  反响很快发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克雷西和普瓦捷兵戎相见的时候,拜占廷的内部争端和奥斯曼军事组织的进步都产生了效果:土耳其人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56—1357)。因为十字军的运动而暂停的二百五十年的发展现在要重新进行,而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欧洲的两极端,即西班牙或罗斯,乃是对多瑙河流域这个大横线,在六个世纪以前,最初的伊斯兰教征服者已经有此梦想,他们的继承者可能由此到达基督教大陆的中心。一种可怕的分界在欧洲和遥远的东方国家之间树立起来,而在这些东方国家,我们曾看到,西方旅行家们和教士们于十四世纪上半叶曾往来无阻。
  不止一次的奇异事情证明这些地方是不容置之度外的。1355 年出现一本用法文写成的著作,作者据说是约翰·曼德维尔。这是一篇假想的旅行记, 但是它所根据的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的真实记载。这本书曾得到很大的和长期的成功:它在这个新兴的印刷业里面和“模仿耶稣基督”的著作相抗衡。其中几行文字在今天还值得提到的是它提出的假设,即远东世界可以由西方抵达。用这种假设,这位儒勒·凡尔纳的先驱者表明这个时期是处于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大规模入侵欧陆和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更大规模的从事海上冒险事业之间的过渡时期。
  
成吉思汗系人物的肖像和服装

( 成古思汗像 )
  在爱丁堡收藏的拉施特书手抄本里面有一套波斯水粉画,画着成古思汗和他的最初几个继承人。另外有一套同样的画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拉施特书里面,伯劳舍曾摹拓了一部分出版(吉伯纪念丛刊)。
  此外,莫斯达神父在《Asia Major》杂志(Vol.IV,分册I,1927, 页147—156)里面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北京一家蒙古印书馆印行了一套元朝帝后的画像:“它们看来是完全真实可信。”窝阔台皇帝的画像以其现实主义的表情尤其引人注意。这的确是一副为一个酗酒成性的醉汉所应有的难看相貌,耶律楚材对这个醉汉常常警戒而无效。(参阅《元朝秘史注》所引《辍耕录》里面的一段轶事,1896 年版,十五卷,页8)。关于这个问题,莫斯达神父提到:“1908 年版的《元朝秘史》本,附件II,页56,记载窝阔台的一种当众怦悔, 在这里面, 他自承贪酒(“bordarasunailaghdaghuminuburn'ubolba:我错误地让自己被葡萄酒所‘制服'”)。——这位博学的神父继续说:“这些画像在许多地方证实十三世纪欧洲旅行家们所说的话,这些旅行家曾看见在家中的本来面目的蒙古人。皇后和公主们,确实是带着这种有名的头饰(孛黑塔黑),柏朗嘉宾以及鲁不鲁克对此都曾详细地予以描述,而从好几个皇帝的画像中我们看到, 头发用细绳紧系耳后而有一小束垂至眉端,这是蒙古人的真正梳头样式,符合旅行家们所做的证明。柏朗嘉宾记述蒙古人梳发样式如下:“在头顶,他们有一个圆盖,他们剃平前额全有三指之宽,在圆盖和剃去部分的中间的头发,让他生长直至眉毛上面;前额几处头发剪去一半,其余让他生长,其长有如妇女,他们将它结成两条辫子,把辫子连接起来并打结在耳后”(柏朗嘉宾,art.2)。
  在上面说到的这篇论文里面,莫斯达神父提到在旁边的细绳见于《秘史》,在蒙古语中,叫做chibulger,这个字,诃额仑夫人用以指她的第一个丈夫赤列都的发辫,当赤列都被也速该所惊,放弃一切而逃,只带着妻子的内衣或衬衫为纪念,这就是他的妻子于最后一刻脱下来交给他并叮嘱他“不要忘记闻它的香味”。
  最后,莫斯达神父提到,当塔塔儿人合儿吉勒失刺谋杀幼年拖雷的时候, 妇人阿勒塔泥冲向凶手抓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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