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戏讲茶唱门歌江南旧事里的小民风流全集.com》第1/18页
《说戏讲茶唱门歌：江南旧事里的小民风流》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谈正衡
【由网[ 电子书]整理(备用域名： 电子书)，版权归作者或出版社所有，本站仅提供预览，如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本站删除。】
第一章 卖肉的胡屠夫
那时，上河街小高埂有个杀猪的胡屠夫，五短身材，一脸虬髯络腮胡子，厚嘴唇，蒜头鼻，双目圆睁，生得颇为异相。初一照面，常叫人心头一凛。
人家杀猪都是有帮手，摁蹄子的、揪尾巴的、拽耳朵的、掀屁股的，一起把嚎叫的猪架到板凳上，然后白刀子捅进红刀子拔出来……这胡屠夫杀猪却是独一无二，只一人就把猪搞掂。他把猪赶出来，用一个大锤子照头一家伙砸下，那猪就软软地晕倒，不会嚎叫挣扎，而猪血是一样可以放出来。然后就是在猪蹄上豁开个小口子，给猪吹气，抓起因鼓胀而撑起的猪腿把猪拎进装满滚水的木桶里，拿瓢往没有浸没的地方浇开水。氤氲的水汽弥散着，趁热先用手扯下猪脖子和背上的鬃毛，放到篮子里，再用一个铁刮子将猪身上的毛刮掉。当毛刮得差不多了，无论黑猪花猪，都是白白净净的优越胴体。猪的胴体被搬到案板上，用铁刮子别下蹄壳，从腿膝往上剁下四蹄打垛捆在一处。再拿刀在猪头跟脖子交接的地方环切一圈，抓住两耳一拧就将猪头卸下来，顺手抄过一把斧头从下颚处劈开，将鼻腔中的部分去掉，猪头就变成了扁平的一张嘴脸，眯细着眼睛，表情很诡异。
胡屠夫卖肉也卖得怪异，他不像别人那样将剖膛对开的两扇肉放在肉案上，连皮带骨斩给人家。胡屠夫与众不同，卖肉不卖骨头，从不使那斧头一样的刀劈肉爿，而是执一把尺来长的小刀游刃有余地剔肉，是名副其实的小刀手。刮尽了毛的整猪，扒去内脏，囫囵着身子或趴或卧放在肉案上。买肉的来了，按要求在指点处执刀剜肉，肥的，瘦的，槽颈肉，五花肉，腰眉肉，臀尖肉，指哪剔哪。肉扒光了，案上只剩下一副无头的完整猪骨架，就拉回家码放在后院里。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一堵长满苔藓的后院老墙下，层层叠叠堆满白森森的猪骨架，伴着一株森然寂寞的枫杨老树，平添一股肃杀之戾气，据说连啼鸟从这院子上空飞过也仄翅噤声。
谁也搞不懂这胡屠夫为什么要将那幺多猪骨头码在后院里……有人猜测，胡屠夫住的那所屋宅是所谓的孤宅，周围孤立无援，只有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枫杨老树伸展着，遮天蔽日，几乎阻挡了整栋屋子的光线，白天开了窗也嫌暗，阴气重。而且，屋子太老，时间久远，过去必定承受过太多的人，由于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会在房子内部积攒很多的怨气。从前住过几户人家，皆接二连三遭遇不幸，据说一到夏天雷暴雨天，墙上就会渗出鲜血，时常有一些古怪的声音响起……只有胡屠夫不信邪，搬过来住，但他还是做了点手脚，把猪骨头码在后院里，压一压邪气，不是有句话叫“小鬼也怕恶人”吗？
其实，据那时的老街邻说，胡屠夫这人只是面相恶，人品却不赖。胡屠夫收的生猪都是整齐划一的身架，毛屎在120～150市斤的一龄猪，品相好肉味鲜美，此范围以外的猪，或是过肥过瘦的一律不宰，更不在秤上短斤少两，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无骨净肉，价格比别处高一大截也是理所当然。来买肉的人，也都知晓这屠夫的禀性，只说要哪块肉，要多少，一刀剔下来，往秤上一搭，讲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绝无讨价还价的事。旧社会，镇上的一些大户及官职人家皆专食胡家猪肉。到了新社会，不少机关食堂也多采买胡家猪肉。医院食堂有个姓刘的采购员，每天早上准时到胡屠夫肉摊上拿肉。这姓刘的性颇豪爽，爱结交人，开口闭口就是“格老子”和“啷个搞的”，一口浓重的川音，原是川军“槌子”144师张昌德手下的一名军需官。
大约是到了1957年春夏之交，县里公安局侦破一桩“反共地下救国军”大案，从那姓刘的军需官家中搜出一部据说是能当电台使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接着又搜到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军需官一身戎装，风光得很，背面还有一行小字“1942年5月摄于重庆政训班”……于是连夜审讯。由此入手，把胡屠夫也给抓起来，判了15年，送进白茅岭农场。待到释放回家，正是“文革”年代，又给捉到专政队，游行批斗时，当胸挂一个龇着獠牙的猪头骷髅，还常给兜头泼一身臭烘烘的猪血……闹到最后，竟把个原本十分彪悍的大活人生生给打死了。又过去若干年，那桩子虚乌有的当年“反共地下救国军”涉案人物尽皆平反，其中，就包括那位出事时在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名动海内的平民画家黄叶村。然而，胡屠夫，连同他的那些白森森的猪骨架……都成为不再有的旧事奇闻，供人茶余饭后闲谈追忆了。
又是若干年过去，小高埂那里已全部夷平，做了码头上的堆货场。这年夏天一场暴雨，一个当头炸裂的惊雷响过后，咦，空旷的场地上怎幺突然多了一棵巨大的枫杨老树呢……许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 李家染坊的父子染匠
李家染坊主要以染“毛蓝”、“头蓝”和“月色”为主。两个染匠是一对父子，这父子俩除了双手都是蓝黑的（特别是手指头）外，身形面相却没有一点相似处。老染匠五十来岁，高高大大，眉毛胡子都很浓，唯有光葫芦头上寸毛不生；小染匠瘦瘦小小，尖下巴，声音也是细细的，像个还未长成的孩子，其实他自己的孩子都满地乱跑了。染匠一家是从外地搬来的，他们说话带江浙口音，总是把“染衣”说成“撵衣”，把“吃饭”说成“压饭”。
很少看到父子俩染匠搭手干活，留在家里的，多半是小染匠。小染匠爱追新潮，常见他拿起一个个方扁的铁盒往那口大铁锅的沸水里倒染料，弄好了那些赤橙红绿青蓝紫的配方，然后，戴上黑色长袖橡胶手套，系起同样深黑的橡胶围裙，脚上是高统胶鞋，站在大铁锅前，两手握住一根木棍不断地搅动翻滚衣服或布料。这染衣的过程中，织物泡在染剂水中加热熬煮的味道极其难闻，路人无不掩鼻匆匆而过。
小染匠在家忙碌时，老染匠就去“走街”。老染匠循旧制，挑着一只大铁桶，一只红泥的柴火炉，边走边放开嗓子喊：“撵（染）衣啰撵衣！白撵（染）蓝，蓝撵（染）黑，祖传秘方，永不褪色——！”老染匠只染黑、蓝、灰和土黄的有限几种颜色。有人喊停染匠担子，从家中拿来褪了色的旧衣。老染匠在巷口支起了柴火炉，上面放置铁桶，炉膛里火烧起来，往桶里加水，投染料，搅拌后，用一双长竹筷夹住衣服往里浸。炉火正旺，水汽蒸腾，在这难闻的气味里，衣裳很快染好了。主人拿起刚染过的衣物对着阳光检查，看色泽是不是均匀，色彩是不是鲜艳，色调是不是纯正？婶子婆婆们七嘴八舌，场面煞是热闹。
夏天的时候，乡下人家家要染葛衣。那时候，农村妇女都喜欢穿麻线或者葛线纺成的葛衣，通透凉爽。老染匠到了一个村口，在一棵大树下支起炉子，开始吆喝，来染衣的人就陆续出现了。起火烧水煮靛蓝，几种植物和一些树枝搅和在一起，有靛蓝草、三叶草，还有一种堤埂上长的石决明的种子，以及柿子树带叶的枝杈。柴火烟袅袅地升起，水开始翻滚，老染匠将那些染料放进去，煮上一小会子，水就变成黑糊糊的，一股刺鼻的气味升腾起来朝四处扑开。树上吱啦吱啦叫着的蝉也给呛哑了声，拉下一泡尿来，就像在空中下了一小片细毛毛雨。老染匠把要染的葛衣放进锅里，随后就用那双长竹筷子左拨右弄，待衣裳吃透染料后，再捞出来，放进一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中漂浸，过了三遍水，衣服就算是染好了。其实，这还只是“半成品”，这些衣裳拿回家后，还要放水浸泡过夜，隔天再一遍遍用大量的清水漂洗，冲净染色污水。葛衣新染，鲜亮不少，那靛蓝在阳光下闪烁着一种古老的光泽。到了冬天，染家纺老布的就多了，这种粗糙而结实的老布，染成后再用米汤浆出来，可以做内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极耐污。
关于这父子俩染匠，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年的大热天里，父子俩在一起染衣，中午时老染匠多吃了几杯酒，酒劲上来了，又困又乏就扯起了呼噜。这时候，来了不速之客，是一只蚊子，一见老染匠无遮无掩的秃头，立马就叮了上去。小染匠看到蚊子在饱吸老染匠的血，就大骂道：“你这该死的蚊子，竟敢吃我父亲的血！”于是挥起手中搅衣的木棍，朝那蚊子打去……结果，蚊子当然被打死了，老染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许多人家总是到快要过年的时候，才翻捡出那些旧衣拿去李家染坊交给小染匠染一染。十天半月后取回来，一件件原本黯然失色的旧衣裳，都变得焕然一新。也有人买来颜料自己在家中染，许多盆桶最后都给弄得黑不拉秋的，染出的衣物还要用大量的清水漂洗，真是兴师动众，得不偿失！另外，因为是自家染，技术不过关，衣服上的油渍污迹处理不好，染出来后颜色不均。
“文化大革命”中，李家染坊很是热火了一阵，不论男女老少都时兴穿黄军装，但哪来那幺多真军装供应？于是就把一些五颜六色的布料拿到染坊里进行“蝶变”，可惜再怎幺变也变不出正宗的草绿色，大都是一种屎黄色，如果是省钱自己买染料染的，还会深一块浅一块像斑秃一样难看。但不管怎幺说，那些日子里李家染坊真是生意兴隆啊。再后来，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李家染坊又迎来了一次兴盛。那时，国家从日本进口了一大批尿素。这小日本存心和咱中国过不去，你知道那包装袋是什么做的？是手感极其柔软的白颜色的化纤尼龙布呀，真是暴殄天物！于是基层的领导干部们眼红了，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供销社每条袋收4角钱。用这种袋做裤子，正好两条袋做一条裤子。因为每条袋子上下两面都印了“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做成裤子后，这些字便前后出现在裤腰部位，很显眼。因此，社会上便流行一首民谣：“干部干部，8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后来，人们就把弄到手的化肥袋子送进李家染坊，将白的染成黑的，“日本”和“尿素”才统统没有了。
第三章 教戏的『王连举』
王连举早先是被喊做小汪的，姓名加一起是汪连喜。小汪是江北人，因为会教戏，当做人才收留了下来。小汪脸形饱满，说话和紧抿嘴巴时，能现出两个浅浅酒窝来，眼睛特别明亮。“文革”中，有人看了详细材料，才知道他是省艺校65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山区某县剧团唱了一年戏，拐带了人家一个大姑娘出逃，后来那姑娘被父母找回，小汪就流落社会上了。我们那地头上江北移民多，有一句调侃语“江北人没出息，出门就唱倒倒戏”，小汪最初教的就是“倒倒戏”。“倒倒戏”即庐剧，起源于合肥、庐江、巢湖一带，底层手艺人和小商贩等引车卖浆者流最喜欢看。因其唱词后一句常是七个字，俗呼“倒七戏”，喊讹了便成“倒倒戏”。小汪应邀教一些诸如《老先生讨学钱》、《秦雪梅观画》、《蔡鸣凤辞店》等小戏。演员们行头简单，生角穿大褂，旦角（男扮）穿裙袄，头扎两片船形帽。所谓“江北腔、江北调，重唱不重做”，演员上场表演，也不过是转转身、抬抬手、扭几扭而已。形式简单，轻松活泼，唱词诙谐，通俗易懂，最为小镇及周边的乡民所喜爱。
不知为什么，那些年戏台不是在镇上，而是搭在四五里路外的保大圩。晚上我们赶去，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从圩堤的大路上望去，远处的戏台已是一片灯火通明，连同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像是浮在半空里。走下圩堤后，路两边暖亮的马灯光影里，都是卖小吃的，下馄饨、下汤圆、炸腰子饼的，卖麻饼、卖杠子糖、卖麻花馓子的，也有卖荸荠的，卖甘蔗的，卖那种黑糊糊用细绳串着的柿砣的。走到戏台的近处，台上有几个人正做着开戏前的准备。时间一到，锣鼓喧天，这时，必是束发武生装扮的小汪一串空心筋斗翻出场。他的跟头翻得又高又快，在空中翻转一圈才落地，众人一片喝彩……翻到台口，站定，双手抱拳向台下作揖，说上几句话，再纵身一串后仰翻进了后台。紧接着，锣鼓声里出来一群拿着刀枪的人，在台上绕行一圈，先是刀枪对峙，接着互抛刀枪，打白手……之后，大幕落下，再拉起时，正戏就开唱了。这期间，台前台后地跑来跑去、又是喊叫又是打手势指挥调度的那个人，就是小汪。因为小汪戏路好，在教戏中创造性地增添了一些武术花样，使得我们那一方地面上的庐剧变得好看多了。
后来“文革”来了，宣传封资修的小汪被批斗了几回，差一点遣送回原籍。再以后，大唱样板戏，小汪又吃香起来。不仅教戏，自己更担纲演主角。小汪演郭建光，嗒嗒嗒——嗒，跨步出场，亮相，郭建光左臂平端，右手按于腰间匣子枪上，颈脖朝一侧猛一拧，下巴微抬，剑眉之下，两只星目炯炯扫向全场……一句起腔“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豪情无限，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看得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如醉如痴！
可惜好风光不能长留，小汪在《红灯记》上栽了。那天真是不顺，先是小汪演的李玉和接北满来的同志打信号灯时，那个硬壳纸糊的信号灯的把柄突然断了，信号灯骨碌碌从前台一路滚落下去，引得哄然大笑。接着，是叛徒王连举朝自己胳膊开枪，小汪在幕后砸火药配合，但那天火药不知被谁洒了水，连砸了5下都没响，害得王连举把头偏向一边，痛苦万分地朝自己胳膊打了5次哑枪，最后开第六枪时，小汪抄起脚边两块石头猛然一击，算是响了……但戏台底下早笑翻了天。
“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小汪，第二天就受到批斗。小汪不能演李玉和了，那就改演叛徒王连举，并被勒令正式姓名也改作王连举，但暗里导演还得让他兼着。换上来的李玉和是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花狗，嗓子倒也说得过去，但不识字，全赖小汪一句一句地死教。饶是如此，有一次同姐夫喝酒时，花狗还是忍不住告了密，说小汪这狗日的王连举弄不好是日本鬼子留在中国的种。吓了主任一大跳，问此话怎讲？花狗就讲王连举老是教他唱“鸠山四爷和我交朋友”，嗤，竟敢喊鸠山是“四爷”，你说，这王连举还是中国人吗？“啊哈哈，啊哈哈……”主任笑得把嘴里正嚼着的几粒花生米连渣子全喷了出来，说那是“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接着把筷子一划，设宴嘛就是摆桌子喝酒，喏，就像你、我这般……搞懂了哦？再后来，王连举干的一件轰动事，是把演铁梅的全镇最漂亮姑娘张红霞弄到手做了老婆，并替他畅快淋漓地一连生下4个眉眼神气一模一样的小王连举。
改革开放后，文艺复兴，王连举早不再被人喊了，都喊汪老师。汪老师重出江湖，因找不到唱本，凭记忆教了一出黄梅戏《雪地仇》，至于《闹花灯》、《打猪草》那是小菜一碟了。一次被人窜撺，又自导自演了一回《沙家浜》。只是那郭建光呵，容颜沧桑，身形委顿，嗓子也漏了气一般……当年的风采竟是一点也不复再现了。
第四章 说大鼓书的徐三瞎子
早先中山公园北边是个不小的荷花塘，正对面有几棵弯腰弓背的老柳树，树下有一段未坍塌的围墙，围墙边搭了一排披厦屋，里面放着一张书桌，十几条长凳，这就是徐三瞎子的书场。
那个年代里说大鼓书的多是盲人，因此，至多算是弱视的徐三瞎子以歪就歪不瞎也瞎了。徐三瞎子书到底说得怎幺样？没法定论。但听人说，他师祖杨鑫楼倒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杨鑫楼学艺金陵，驰名皖江，人称江东书王。杨鑫楼代师收李小林为徒，专授《大红袍》、《小红袍》说唱技艺，李氏得益匪浅，遂使原有的“二袍”书艺焕然一新，从而以《大红袍》书目说唱于南京、上海、芜湖、合肥各地，达十数年之久而不衰。李小林后来收的关门弟子就是徐三瞎子。“不是吹牛，我平时说书的时候，要是不卖个关子，休息休息喝口水，听的人全都要把尿泡憋炸了！我师祖是第一把鼓条子，我师傅是第二把鼓条子，我就是第三把鼓条子！”常听徐三瞎子这样对别人说，“说书要用情节套住人，这叫‘小绳子’，书末还要抖包袱，叫‘帽头’……我们老话讲得好，叫先下通天柱，后定八根桩，还要摆起八卦龙门阵，绕上九连环，把人都拴住，这才叫功夫……”
徐三瞎子腰背挺直，穿一件深蓝中山装，头上却叩一顶软塌塌的旧呢子帽，有时戴一副那时候颇为流行的圆片墨镜。一只扁扁的鼓，只有一般鼓的一半厚，跟最小号的洗脸盆差不多。鼓架子是用三根小棍叉起来的，像个叉马，可以收起来随手拎走。鼓条子黑红发亮，是竹根兜子做的，笃悠笃悠的，敲在鼓上，声音特别响。另外还有一块惊堂木也是黑红的，一只计时用的马蹄钟，还有一只紫砂壶，壶嘴被茶叶水浸得发黑。他还有一只竹板，有时候不敲鼓了，把鼓条子放下，就打它，打起来咔咔地响。说大鼓书的人，声音都沙哑，好像天生的一副老公鸭嗓子。其实徐三瞎子平常说话并不是那样，只有说书时才憋着嗓子轧出那幺沙哑的声音。但说到了关键的时候，惊堂木“啪”地一拍，嗓子立即亮了起来，我们有时听得正投入，被他吓得一跳。
徐三瞎子只在每天下午说书，进了书场，坐到小桌前，就开始清嗓子、喝水，先敲一通乱鼓，待客入场。每次说书正式开场前，徐三瞎子都会打起竹板说上一段顺口溜，七扯八拉临场发挥，常常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女人想老公，想得人发疯。东家小叔子好，西家大伯凶。秃儿哭又号，叼到奶头不放松。急着往外跑，撒尿浇到脚后跟……忽闻胡琴响，小鼓声咚咚。鼓书现开始，开头说一通——”顺口溜说完了还要来一些黄段子，什么《十八摸》、《小寡妇上坟》，这以后才开始入正题。“适才听得座间有个大哥问：今晚说什么？我徐三瞎子这就报上来——”跟着“咚咚咚”三声鼓响，徐三瞎子呷了一口茶水，右手一扬，左手操起鼓条子再“咚咚！咚咚！咚咚——咚！”敲出一气急促的鼓点：“各位乡亲，各位老少爷们，大人小孩，听鼓说书，意在其中！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今天我要说穆桂英挂帅……”
场内一片肃静，昏暗的光线里，徐三瞎子又“咚咚咚”敲了几通鼓，说到天波杨府穆桂英挂帅出征，哒哒哒一阵马蹄声，哗啦啦一阵厮杀声……徐三瞎子早已改说为唱，尾音轧长，唱到最后拖腔，手、脚、嘴、脸配合共用。那节奏那动作，说一阵唱一阵，说到带劲处，他不是击鼓就是打板子，台下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众人随穆桂英一同在疆场纵横厮杀，心都悬了起来，突突地在那里跳……“要知后事如何？等我喝口茶水再分解——”每到节骨眼上，徐三瞎子肯定是要停下来的，捧起那个黑糊糊的茶壶，呷几口茶水，把你的胃口吊得足足的。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层讲究，徐三瞎子说书时间大约每十分钟为一关，到了关点，就加重语气，暗示别人帮他收钱。往往说到最为精彩处，便戛然而止，小歇上一会，这时，便会有人手中端个小瓷盆，到座中挨个挨个地收钱。坐在板凳上的听众分为两个档次，听全关（一下午）收一毛五，听段关者，每关收五分钱，小孩子则不收钱。我们那时已是半大小伙子了，在可收可不收之间。
“文化大革命”来了，《岳飞传》、《洪武传》、《黑虎岗》、《封神榜》、《王虎平西》、《罗通扫北》、《樊梨花征西》等封、资、修和帝王将相的内容统统不给说了。徐三瞎子就改说《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不是《林海雪原》这棵大树上长的枝丫吗？有时也将鸠山、王连举、胡传魁、刁德一、胡汉三等人拎出来一锅搅了，胡编乱造添油加醋瞎说一气，说是配合宣传革命样板戏。只是开场白也改了：“说书不说书，先说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段《毛主席语录》说完，这时，只见徐三瞎子定了定神，左手握着竹板不紧不慢地打着，右手拿起鼓条子一阵猛敲，“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开了腔：“闲言碎语先不讲，今天我来表一表‘杨子荣活捉小炉匠’还有‘少剑波军中定情小白茹’……”
一时间，全场寂然，只有他那抑扬顿挫的语音在书场上空盘旋、回荡，听众的情绪也随着故事里的情节起伏跌宕。你不得不承认垄，徐三瞎子满嘴俚词俗语，但刻画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他时而用扇子做枪当炮，讲到激动处，好似自己就是少剑波就是郭建光。有一次，我们来了十多个同学，大家没别的玩，就一齐涌到中山公园蹭书听。那一回，徐三瞎子说的是“杨子荣孤胆独闯奶头山”。危难之际，英雄自会转危为安，说到紧要处，众人随徐三瞎子一起沉浸到了英雄的世界里。徐三瞎子时说时唱，时唱时说，合辙押韵，辅之以动作，绘声绘色，使人听着如身临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