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逃跑呢？”我思考后问道。
“难道你认为除了逃跑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江瀚冷冷地说。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像他这样连自己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断定的人，警方毫无疑问会将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这样有前科的人，也会被宣判死刑。
“这几起案子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号凌晨两点，你人在哪儿？”
“自从我出现精神混乱以来，我就很早睡觉了，可是……”江瀚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什么？”我接着问。
“可是，我经常想不起自己做过些什么，明明记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却穿着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没有血迹？”我接着问。
“没有。”他说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仅仅从没有血迹这点还不足以断定他有没有杀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杀人，我是不是要被枪决？”他突然问道。
“怎么说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并转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这让我想起电影《禁闭岛》中的情节。
他沉思许久。车子继续飞驰在环城高速上。对于陈龙案发时的时间段，江瀚并没有不在场证据，但也不能确定他当时身在何方。过大的精神压力以及难以承受的惊恐让他短暂地失去了记忆。眼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他，尽管我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及部分所谓的证据，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凶手“正常”的人格基础上。这里的“正常”并非指平时所说的“正常”，杀人已经是极度缺乏同情心的变态心理行为，无所谓“正常”；而刚才所说的“正常”是指凶手的人格并无崩坏，也没有出现过因其复杂人格体系导致的杀人事件。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所争议的话题。到底我们应该遵循道德的底线还是遵循法律的规定呢？
江瀚这次的停顿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或许他正在思考。而我仍旧被牢牢地绑在副驾驶上，唯一让我安心的是，他现在并不想要我的命，但是“他”也只能代表一个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的其中某个人格罢了。
我尝试再跟江瀚说些什么，但是在这种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法保障的状态下，我很难打破这沉重的寂静。尽管刚才的谈话都还算顺利，不过从江瀚现在的脸色来看，情况比我想的糟糕多了，或许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死罪难逃了。因为他一手策划了这次绑架，他对自己感到怀疑才会跟我进行这样的交流。
我刚开始思考事情的时候，该死的头痛让我难受极了。
“能不能开点窗，让我透透气？”我打破僵局，对他说。
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似乎还沉浸在思考中。
“你应该知道这是罗琳的车子吧？”江瀚终于说话了。
我看了看方向盘上的车标，说道：“刚知道。可能是你下手太重，以至于我已经忘了很多事情。”我略带调侃，以缓和这凝重的气氛。
“抱歉让你受苦了，现在我要你打电话给你的头儿，告诉他你没事。”
“什么意思？”我反问。
“我的意思是，在你昏迷的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无数次。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过去告诉所有人你还安好。”
“这怎么可能？警察很可能已经出动了。”我脱口而出。
“那是你的问题，你解决不了，我只能将你解决了。”江瀚再一次冷冷地说，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行，我会想办法，但我被绑成这样怎么打电话？”
“我帮你一个个地回拨电话。”江瀚说完，将我的手机放在车载上，好让他也能听到对方和我说的一字一句。“我先帮你拨这个号码，他是谁？”他指着老李的号码问我。
“他是局长。”我并不打算骗江瀚，要是一会通话露出马脚刺激到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来你们局长很关心你嘛。”看样子，江瀚并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一直跟局长保持联系，直到我被他打晕。
“昨晚我还在跟他通话，直到被你敲晕。”说完，我故作挣扎了一下。
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直接拨通了电话。我刚想对他说给点时间我思考怎么说，但是电话那头已经传来了老李的声音。
“元明，你搞什么啊？要把人担心死了！”老李一接电话就着急地说道。
“没什么，昨天遇到点事情，耽误了。”
“什么事情让你一晚上不接电话啊？”老李继续追问。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追问，我停顿了一两秒，然后迅速作答：“后来发现没什么，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出了点急事就忘了回你电话了。”这个借口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别扭，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这什么跟什么啊！我一晚上可是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显然老李不吃我这套。
“家里老人不舒服，手机落在车上，刚才才看到你打过电话。”我装作不好意思地说。
“哦，家里人现在好吗？”
“没什么，就是老年人常犯的毛病。”
“好吧，那我先忙了，拜。”想必他还在警察局处理江瀚的案件。
电话挂了之后，我对江瀚说：“这下你可满意了？”
“我们现在要经过你家，确定没人后，就去你那里。”江瀚没有理会我，只是冷冷地补充道。
江瀚说要去我家。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已经去过那儿，绑架我是一早就计划好的事情，而且计划得比我想象中的周密。其次，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瀚才让我打电话报平安，这样再去我家才不会遭到警察的搜寻。
“你去我家准备拿什么，你不是要找我帮忙吗？”
“你那么聪明难道不明白吗？”他反问。
我本来想说些什么反驳他，但是脑子马上冷静下来，思考着家里到底有些什么重要的线索。难道是左撇子与右撇子的区别，还是罗琳家遗留的记事本？这两样东西都是破案的关键。如今江瀚要到我家里去，难道是他已经发现了些什么？现在的我不能随意回答他的反问。因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什么都还不知道，只是虚张声势。
“我不明白。”我停顿半秒后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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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我知道你会去找罗琳的车，所以一直在等你。”江瀚说完，将车变道，往我熟悉的方向驶去。
“怎么说？”
“罗琳一出事，我就第一时间回到餐厅停车场找到了车子，因为我要确保重要的东西不能丢失。”
“什么东西？”我焦急地问。
“等到了你家，再详细跟你说。”
到底是什么呢？我尝试继续接上昨天晚上的思路。至少现在肯定，罗琳的车钥匙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落在江瀚手上。是罗琳给他的，还是他杀死罗琳时取走的？如果是江瀚杀人后拿了钥匙，之前所有的线索似乎可以联系起来：新的人格导致左右脑调换，导致杀人手法出现了差异；人格的不稳定切换，让证据遗漏；杀了罗琳后但留下了些重要的证据，所以找到我，然后毁掉一切证据。但还有一点说不通，既然他也不能确定是否自己的另一个人格杀人，那么要去我家里毁灭证据，到底是江瀚哪一个人格的本意？头疼欲裂的我连正常的思考都有些困难，何况是这等复杂的推敲。
“你是如何拿到车钥匙的？”我边问边观察江瀚，看看他还是不是刚才向我求助的那个人。
“靳博士，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好！”江瀚突然这么说，让我有些意外。
“难道你知道我会这么问？”我有些不解。
“不是我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一种必然性，正如你会找到罗琳的车子，也正如只有你一个人发现车子在哪儿。我更愿意相信这种必然性是罗琳所留下的不灭的证据。”江瀚运筹帷幄般的话语，仿佛在暗示我，眼前的他已经不是刚才那个迷茫困惑、痛苦不堪的他。
“你还是刚才那个江瀚吗？”我犹豫了一会儿后说道。
“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这般不解？”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还是回到车钥匙上吧，你是怎么得到钥匙的？”我打消了将事情复杂化的念头，尝试继续追问他如何得到钥匙，即使他不作答，我也要集中精神解读他的肢体语言。
“是罗琳给我的。”这次他回答得很快，表情没有掩饰的迹象，也没有不自然的动作。但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既可以理解为罗琳出于信任主动给他的，也可以理解为是他杀害罗琳后得到的。
“是她给你还是你从她手里得到？这是不一样的。”我继续追问。
他略作停顿，眼睛稍向左上方看了一眼进行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对解析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常，眼珠的动向与大脑的动向有关联，向左上方看，一般是联想到自己体验过的事情，在讲述自己经历的事情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信的。而这种情况只是针对右撇子而言。如今这起案件发生了左右撇子难以分辨的情况，所以我还需要观察江瀚细微的肢体动作。
“是她主动给我的。”江瀚说完没有什么掩饰性的肢体语言。通过在车上这段时间的观察，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右撇子，那说明他没有撒谎。
“江瀚，你从一开始就说要寻求我的帮助，但很多事情你并没有向我交代清楚，而且就连你自己都难以确定自己是否杀了人。你的状态时而迷茫，时而又像信心满满地洞悉一切。这样的你，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伸出援手。”
“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时候未到。至于寻求你的帮助，并不仅仅为了判断我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还有更深层次的探索：我需要明白杀人的动机是什么。罗琳给我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江瀚说。此时车子又转了一个弯，我发现这里离我家已经不远了。
“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原因的，江瀚。所谓罗琳留给你的疑问，极有可能只是她临终前的一句话。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住嘴，你还没完全明白！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江瀚愤怒地说。
“你有疾病，这是我现在所能知道的唯一事实。”我激动地反驳。
“我找到你，不是让你在这儿胡说八道！”江瀚看着前方咆哮。
本来我很想再驳斥他，但身体一动就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这种被五花大绑的情况下，还跟他继续争执，只会让大家都葬身在车祸中。据我判断，江瀚已经有几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哪怕是普通人也会出现精神恍惚甚至接近精神崩溃的状态，更何况他是精神病患者。而且，马上就要抵达我家，至少在我家还有不少武器。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我也比较容易找到制伏他的办法。此时此刻，我选择沉默，就算让他认为是我无言以对，让他有种胜利感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