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 全集.net》第2/125页


  在我报名去黑龙江之前,学校里已有同学组织了“赴黑战斗队”,并成了区里上山下乡的“典型”。
  我并不属于“赴黑战斗队”成员,但作为报名“赴黑”的人,被通知参加“赴黑”全体会议。
  会上,驻校工宣队说学校要召开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提名我代表“赴黑”同学发言。
  这个提名引起了短暂的沉默,而后突然有人叫道:“不能让后来的人代表我们!”
  所谓“后来的”,就是指后来报名去黑龙江,而不是“战斗队”的人。
  站起来叫的人是陈国明,比我们小一届,70届学生。本来“一片红”与他们这一届无关,可是在70届红卫兵组织中当头头的他,也积极地报了名。学校老师正为如何动员学生下乡犯愁,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便极力鼓励他;而区里主管部门竟然也就真的批准了他,他由此成为“赴黑战斗队”的骨干。
  我心里想:都要四脚朝天当农民了,谁还想着代表谁?说了一句:“先来的后来的、战斗队的非战斗队的,不都是去黑龙江插队嘛,何必分这么清?不过,我申明自己不想代表谁发言。”
  说完,淡定地笑着看他们:一张张陌生的脸,长长矮矮的也不整齐。我不由得后悔与他们为伍。
  我在中学要好的同学要么选择去了南方农村,要么选择去了军垦兵团,这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
  看到我开完会回家闷闷不乐,父亲问清原由,乐了:“什么时候你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在那个干什么都讲派性的年头,父亲却要我孤独一人去和各有派别的人交友,这能行吗?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没打退堂鼓,尽管很不乐观,却想试试。
  “赴黑”同学临走前不停地召开会议。
  我不得不出席这些会议,在人群中我孤独,但我要表示出无所谓;四周投来的目光冷淡,但我要报之以平和……
  我有自己的秘密:在我打理的小帆布箱里,有四本特别的书。
  两本是手抄书。
  临出发前,我向别人借来王力的《诗词格律》和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夜以继日地认真抄完,又把原书还了回去。
  还有两本是字典。
  一本是**开始时,在小学走廊里检到的《新华字典》,父母被“隔离”时,我空闲时就把这本字典当小说读,在字典附页的历史年表上,我还旁注了自西周春秋来帝王的大事记。
  一本是《康熙字典》,这是母亲14岁离家参加革命时,从当私塾先生的养父那里拿走的唯一一件物品。我带走它,是因为用它可以来查找古音韵。
  我想今后唯一能做的,是用我的笔,记录下插队的生活,争取当一个农民作家,这就是我心中的秘密。
  最后的消息下来了,“赴黑”的50多人分成两个“知青排”,去两个生产队。插队的地点是:黑龙江省爱辉县江边一个大队的第一、第二生产队。
  这是意料之中的:一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
  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校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第一生产队的“知青排长”。
  我说这不行,理由是我报名晚对同学不熟。
  队长坚持要我做,理由是我比较成熟。
  成熟?就因为我对孤独的无所谓和对冷淡的平和吗?
  其实,我之所以无所谓与平和,是因为我对自己与这支队伍的融合抱着失望的态度,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行者,决定只求洁身自好;是因为我对“一片红”的无奈,而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旁观者,决定用笔记录下乡的农村生活。
  可是,我无法这样向工宣队解释不做“知青排长”的真正理由。
  我拿到了第一生产队的知青名单,名单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是后来杂七杂八报名的非战斗队成员。这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杂牌军”。
  “赴黑战斗队”的同学都去了第二生产队,因名额限定,有几个战斗队成员不得不分配到我们这支“杂牌军”。我没看见,但听说他们中有人痛苦地哭了。





正文 3、彭浦车站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4 本章字数:1451

人们常说:离别最愁。
  但1970年4月4日中午,上海彭浦火车站,却是一个渲泻不同情绪的大拼盆。
  有的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因踏上“北大荒列车”而满脸亢奋;
  有的依着父母哭哭啼啼,因离别亲人而两颊沾泪。
  我站在那里,身边的喧闹似乎与我完全无关,耳边轻轻地回荡起一阵童音,声音渐渐响亮,仿佛就在面前,透着天真无邪:“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
  我们这代人唱着这首歌读完小学,然后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被统一安排就近上中学,还没读什么书呢,又被统一安排为“知识青年”。儿歌中的“理想”一下子这么被统一实现了,想想真如在梦中一般。
  彭浦火车站,原是货运车站,因上海这两年要送去农村的学生实在太多,就临时辟成知青下乡专用车站。
  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人声鼎沸。
  父亲却平静地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我们家来自于农民,现在又回归农民了。”
  我没听懂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只是隐隐感到父亲心中别样的滋味。
  “回归”这个词一下子将我和农民拉上了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要去的是黑龙江那个边境得不能再边境的地方,但同我在苏北本来就当农民的祖祖辈辈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就是些种庄稼、养猪羊的农活吗?
  想到此,我心中坦然,既没有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也没有离乡背井的伤感悲愁。
  只是心头掠过一丝难过:再也不能在深夜陪着父母,替他们抄写应付造反派所要的“检查”了。
  一声铃响,这列加长的火车,满载着一千多名69届初中生启动了,奔向六千里外的边境。
  送行的亲人发疯似地追赶缓缓启动的火车,哭声,压抑着;泪水,却无法止住。
  前来送行的老师叫起了口号: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并手挥红宝书向昔日的学生晃动。
  老师们流行的做法,并没有遮住车站上亲人差别的伤感气氛。
  火车毫不留情地把悲伤的人群抛在身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何雨琴满脸泪水地呆坐着,身体羸弱的她瘦瘦的,脸色发黄。她报名去黑龙江插队的原因很简单:在班里和李晶霞、王晓燕三人是闺密,既然她俩想去黑龙江插队,那就随着一起报名吧。
  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启动的瞬间,她突然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却再也不能照顾病中的父亲和帮助操劳的母亲,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的闺密――李晶霞和王晓燕一起劝慰着眼睛哭得红肿的何雨琴。
  对面坐着的杨云龙听不得哭声,冲她嚷道:“哭鼻子啦?下一站下车找你的妈去吧!”
  何雨琴没理他,只顾自己伤心。
  李晶霞是副排长,批评云龙:“你怎么这样说话啦?”
  王晓燕快人快语:“你不要这么凶,以后你也会想妈的。”
  国明也是知青副排长,坐在一旁觉得有点尴尬,尽管刚才火车开动一刹那,他看着站台上的母亲被人群挤来挤去的,自己也湿过眼眶,这时却强打精神大声说:“我们应该高兴!我们终于乘上了去祖国边境的列车!”
  满车厢为他响起了掌声。
  云龙撇了撇嘴,还想说什么,他身边的刘鹏晖和蔡景行与我对了一下眼神,制止了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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