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女人》第1/8页
边缘女人
——湖北妹子闯北京的故事
《边缘女人》是本关于漂泊在北京都城的外地女性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文学，情节曲折，文笔生动，极富可读性。
（编者）
一、想你想到梦里头
小说网 www.
1
这一天是星期五，早晨出门的时候，天上浓雾弥漫。这个季节，北京极少有这样的天气。按照报纸上的说法，都是那个什么厄尔尼诺闹的，包括南方百年不遇的洪水，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滔滔浊流淹没了大片美丽的庄园，碧绿的田野一派汪洋。
在电话里，江雪梅告诉我，她的家乡湖北属重灾区，就是那个准备抽闸泄流的分洪区。她格外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担忧，天天为他们祈祷平安。而且，有一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也被洪水隔在了那儿，至今杳无音信。他们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疙瘩没有解开，她想借助我的笔表明自己真实的心迹，一个，向故乡的亲人们道一声祝福，另外，她要向那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讲述那些曾经发生的当面说不清楚的故事，希望他看见我的文章后能够体谅她的苦衷。只要这样，无论他今后是否还回到她的身边，她都无怨无悔。我想，我手中这支笨拙的笔起不到江雪梅希望的那么大的效力，但是，我无法拂逆一个平凡女子真诚的心声。
刚一下车，一位短发女子笑吟吟地迎面走来，我下意识地抬腕看了一眼表，差一分八点。她说：“你很守时。”略带一点口音。
江雪梅是酒店打印服务部的打字员，一身豆绿色套装，胸前挂着贴有彩色相片的工作证。彼此未作任何多余的介绍，我们像认识多年的老熟人一样侃侃而谈。主要是她说，我听。
上午一般没什么活儿，下午比较忙。除非请假，我没有休息日。要不这么早麻烦你跑过来，真不好意思。
江雪梅抱歉地一笑，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着意瞅了她一眼，看不出一丝忧郁的痕迹。
我知道我长得不算漂亮，但大家都说我有喜庆相，特别是笑的时候，脸上的酒窝很好看。我喜欢笑，高兴的时候笑，不高兴的时候也笑。其实我的命一点都不好，谁也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总想找一个人说一说，总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听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人不愿意听，或者没工夫听。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事，成天团团转，谁也难得坐下来倾听别人说些什么。所以，我要对你一吐为快。
她突然缄默不言，脸上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沉吟俄顷，她转入正题，偏着脑袋边想边说。
虽然我和林如风同属一个县，但在来北京之前互相并不认识，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和他认识，是在去年夏天的一次联谊会上。
说起来也真够什么的。我的家乡在长江边上，武汉上游。这些年天公不作美，雨水特别多，老是下个不停，动不动就发大水。家乡政府到北京来寻求支援，发动在北京工作的老乡捐款。本来，按照以往的做法，联谊会只通知在京有职有位的人参加，说白了，就是有点身份的人，局长啊书记啊，编辑、记者、工程师之类，也有几个做大官的。一般不通知在京打工的人。
碰巧，负责联络的是我的一个亲戚，觉得我跟普通打工的有所差别，就让我也去参与一下那种场面，捐多捐少随便。这样，我认识了林如风。一交谈，才知道他是邻近一个村子里的，出来当兵两年了，给老家的一位将军开车。我们那儿出了不少将军，老的，年轻的都有。
我和林如风的座位紧挨着，我们说了许多话，彼此都很有好感。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那么痛痛快快地与人畅谈过了。散会后，林如风让我等着，他送将军回去后再来接我，不一会儿，他果然来了，仍然开着那一辆黑色奥迪。
“我请了半天假。陪你去玩。”他打开车门，对我说。
2
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们到香山坐缆车，这是我头一回坐，心里十分害怕，我不敢往下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到了中途的时候，缆车突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吓得我尖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了他。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不能算是情人之间的那种搂拥。实际上，是因为我太恐惧，躲进他的怀里寻找安全。
后来，我们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又一块儿看了一场电影，他才开车送我回了酒店，临走时，林如风留下了他的BP机号码，叫我有空跟他联系，我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他，二人便有些眷恋地分手了。
次日中午，林如风打来电话，问我昨天在缆车上吓着没有，是不是心有余悸？我的脸立刻烘烘作热，不知如何回答。他似乎察觉了我的心情，马上说等哪天他有时间再带我去玩富斯特滑道，比坐缆车要刺激十倍、百倍。他喜欢冒险，喜欢富有刺激性的运动。这种性格，一半来自他的天性，一半与他的军人身份有关。林如风告诉我，他十来岁时，酷爱爬树、游泳，在墙洞里掏鸟蛋，有时掏出一条长蛇。他说，有一次，他伸手进去，触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他心头一紧，知道那是蛇头，但既然抓在了手中就不能松开，一松开，蛇就会窜出来咬你一口。他抓紧蛇头顺势一带，拉出一条米把长的毒蛇，吓得他父母面如土色，而他却若无其事。我听他说的时候，都吓得心咚咚乱跳。他跟没事儿一样，说那条蛇吃饱了鸟蛋，不会再咬人。他就这么大胆儿。
江雪梅的语气里带着欣赏的口吻，一个女人只有对自己心仪的男人才会用这种口吻谈论。那么，不难断定他们的关系将有一个意料之中的转折。
尽管后来我们并没有去玩富斯特滑道———我不敢玩———可我们之间的交往却渐渐多起来，而且谈话一步比一步深入，态度也一天比一天随便。应该说，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和林如风说得上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喝的都是长江水，血液中流淌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又身处异乡，彼此能找到一份相依为命的寄托。
不过，我和他真正发生那种关系是在去年春节的那天晚上。要说谁主动谁被动，实事求是地讲，应该说是我主动把他留下来的，其实这无所谓，大家都想在一起，只不过有一个人首先表示出来而已。
春节期间，我们都没有回家，林如风在部队过完年后，就到我租的小屋里来看我。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做了一满桌子菜，像哥儿俩一般推杯换盏地喝酒，直喝得舌头打结，他还嚷嚷着要走，我便半醉半醒地挽留，他亦半推半就地留了下来。这种时刻，孤男寡女，还能做什么？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我们就那样睡在了一张床上，借着酒意的掩饰，偷尝禁果。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慌乱而不得要领，而这种事情，对我并不陌生。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他有愧，好像亏欠了他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正是这一笔债务，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巴，而在我的灵魂里投下了一片今生今世抹灭不掉的阴影。
江雪梅的叙述缓慢下来。
那天晚上，酒醒之后，我面对一派狼藉的屋子和身边呼呼沉睡的男人，心底涌起一股抑止不住的忧伤。即使在最寂寞、最艰难的时刻，我也极少有过那样无以言喻的忧伤。我明白这忧伤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来自刚刚跟我做过爱的这个从年龄上应该称我姐姐的年轻男子。不错，我真的爱他很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比海还深，也可以不在乎年龄上的差别。我比他大两岁零一个月，他今年满22岁。
3
江雪梅的脸相显小，但身段很成熟，婀娜着一种妇人的风韵。
然而，我抹不掉自己心头的那块暗疤。从你的眼神，我懂得你已经猜出了事情的真相。我结过婚，并且有一个女儿，已经三岁了，就在北京。我不能把这一切告诉林如风。倘若让他知道了内情，肯定会离我而去，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局。我要嫁给他，跟他生一个儿子，过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一想到要隐瞒事情的真相，欺骗他一辈子，我又感到良心不安。一边是良心，一边是感情，我掂不出孰轻孰重，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我摸出他衣兜里的一盒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心里斗争得异常激烈，直至抽完那盒烟，仍旧没有结果。第二天早晨，他起来，还觉得很奇怪，想不起什么时候那盒烟给抽没了。
之后一有机会，林如风就上我这儿来过夜，有时也只是跟我亲热一阵就走了，部队的纪律毕竟比较严格。房东从来不过问这些事，只嚷嚷着多了一个人，要加收水电费。说实在的，这些人，啧，没法儿说，一间空荡荡的破房，三百多块钱，还只准点一个二十五瓦以下的灯泡。时不时拿只眼瞅着你，稍微那个一点儿，就唠唠叨叨地要加钱。这也难怪，商品社会，人心都磨硬了，哪有人情味。毫不夸张地说，京郊有一小群人是靠外地人的房租养活的。我以前住过一户人家，原来是京郊农民，农转非后，用土地征用费盖了一溜儿平房。房东跟老伴儿年纪大了，没有工作，一个儿子成天游手好闲，全家人就靠三间闲房出租，每月有一千多块钱收入维持生计。报纸上曾经讨论外地人怎么怎么的，简单点说，没有外地人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这些人只能喝西北风。
看来，江雪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再坚持要把这个观点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其实，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观点，在我采访和认识的不少卓有建树的外地人中，也都恳切地呼吁人们不要一张嘴就带有歧视地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这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作派。作为政府，应该要设法改善外地人的待遇和生存条件，比如对在某个领域有相当成就的人应优先解决户口问题，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直保留在江雪梅腮边的两个圆圆的酒窝由深变浅，终于慢慢消失了。一对明亮的眸子随着话题的转换渐渐黯淡下来。
1994年春天，好像是三月份吧，天气还有些冷。我又搬了一次家，像咱这种情况，搬家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伤脑筋的事。每搬一次心理上都添了一分漂泊的感伤，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城市里的“游牧民族”。要不我说我的命一点都不好，只是我这个
人生性乐观，不乐观又怎么样呢？愁眉苦脸也是无济无事。
新房东家仅有父子俩，老头儿快七十岁了，身体还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儿子三十多岁，光棍一条，在一家工厂上班。我搬家那天，他去上班了。是老头儿帮我把东西搬过来的，我不会踩三轮车。搬完之后，老头儿嘟嘟囔囔的，意思是要我给他一点脚力钱。虽说路程并不远，从护城河南岸迁至北岸，百八十米的距离，但老人家那么大一把年纪，天气又冷，来来回回跑了两趟，适当付一点报酬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给了老人家五块钱。
他儿子下班回来后，听老人说起这件事，坚决要把钱退给我，说房租归房租，帮忙归帮忙，这钱不能收。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改为给老人买了一包北京牌香烟。接着，他又说北京春上的天气反复无常，白天暖和夜里还是很冷的，有十多度的温差。他把家中的一只旧炉子和烟囱拾掇拾掇，利用倒班的间隙给我装上了。一边安装一边说，我一个大姑娘大老远地从南方到北京来，不容易。这些事，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过后细思，从那天开始，他心中一定就萌发了那个念头。
4
那时，我不在这家酒店里上班，在一个个体户开的打字复印店里打字，每天下午6时下班。我最害怕的就是黄昏这一段时间，北京人下了班，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脸上带着一种轻松和温馨的表情。我没有家，找不到家的感觉。亲人和朋友都远隔千山万水。我想起在老家，这个时候，百鸟归巢，江岸上，丛林间，炊烟袅袅，一家人围坐桌边吃晚饭，看电视，其乐融融。
我不愿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忍受不了那种凄切的心情。我尽量拖延，买些儿烧饼或买个盒饭吃了又继续干活儿。同伴们常笑我傻，老板又不加钱，犯得着那么卖力吗？她们不能够懂得我的难言之隐，便想法儿排挤我，因为我的过分卖力给她们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姐妹中有个老板的姘头专爱挑我的刺儿，在老板耳边大进谗言，说我是故意讨好卖乖，企图博取老板的“赏识”。为了避免这些误会，消除同伴们的敌意，我只得按时下班，在大街上转悠到天黑，才拖着一身疲惫怏怏而归。
房东的儿子大概是猜测到了我的这种心情，异常热情地邀请我下班后到他的房里看电视。他说，人家下班一身轻，我看你下班是一身累。他的这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的要害。
我头一次踏进他的房门，真的吓了一大跳。里面乱糟糟的不说，除了一部21英寸的旧彩电外，没有一宗像样的东西。以前只认为家乡穷，没想到偌大的北京还有如此贫困的人家。
开头，只有他去上班，剩下老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才过去看电视，慢慢，他在家的时候，我也漫不在意了。后来，终于就发生了那件事。他强奸了我。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确实非我所愿。那一段时间，北京1台正在播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很好看。这一天晚上，老头儿大概是对情啊爱的看不起劲，哈欠连天地回自己的房间里困了。当电视上出现一个床上镜头时，他突然起身使劲地抱住了我，一把将我摔倒在床上，任凭我怎么反抗，他都不松手。他撕碎了我的裤衩，上面粘满了血迹。
事后，我把破裤衩扔到他脸上，骂他混蛋王八蛋，嚷嚷着要去派出所告他。他不生气，只说他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好姑娘，他要娶我为妻。冷静下来一想，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算了。但我并不想嫁给这么一个人。姑且不论他比我大十多岁，男人大一点没什么，更稳当、可靠，比那些花心的男孩容易把握。可是，他绝对不是我心目中应该要嫁的那个男人。从日常的言谈举止，看不出他有哪一点过人之处。自己这么年轻，选择的机会很多，别说嫁一个现成的功成名就的人，起码应该嫁给一个有希望的人吧。换句话说，就是在才能上具备个人实力的人。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工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一辈子除了吃饭干活，不懂得别的。于他而言，吃饭为了挣钱，挣钱为了吃饭。在他的屋子里，别说书，连一副扑克牌都找不到。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男人身后庸庸碌碌的角色。
我想，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我要搬家，他不让，强行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还给我的房门加锁，我跟他急，他不恼，骂他求他都没用。碰上这么一个赖皮的人。我知道，他三十老几的人了，需要一个女人。可那个寒伧的破家，谁爱跟他呢？套上我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僵持了一段时间，我怀孕了。这期间，他又强占了我几次，我敌不过他。也许是人的惰性或者什么的，我渐渐地不再反抗，一切顺乎自然。我写信征求家里的意见，亲友们认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反正每月得付三四百块钱房租，不如两人成个家一起过日子，归根结底，人在哪儿也离不开过日子。
这样，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逐渐调整自己的感情，慢慢适应自己新的生活状态。起初，我特别不愿跟他做爱，看见那张床就感到厌恶，不得已的时候，眼一闭，任他一个人在我身上忙乎，后来，便不是那么回事了，有时，我还主动要他。说起来，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人慢慢你就接受了他。
5
江雪梅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沉甸甸的话语像铁锚一样牵引着我的心坠入幽深冰冷的海底。
没想到女儿刚一出生，他下了岗，每月才190块钱，我要哺乳孩子，不能去上班。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要吃要喝，急得我都差点疯了，每天早晨起来，雪白的枕巾上落满了我黑乌乌的头发，一根一根，让我感到特别难过。我一个人的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发了钱，还可以到餐馆里去潇洒，如今跟了他，天天吃烧饼大葱就咸菜。我叫他再去找一份活儿干，他死活不肯，嫌丢面子，成天窝在家里抱着脑袋唉声叹气。他老爸也急得不行，偷偷拣废品卖。老人家黄土埋齐脖子了，还去丢这份脸，他倒闷在家中图脸面。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我是没法儿跟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