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全集Zei8.com》第20/29页


这也是一部有关欲望的小说,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下去,香水不过是人类潜藏欲望的一种诱发剂。我们使用香水,要么是为了掩藏欲望,要么是为了诱惑欲望。那个格雷诺耶则是利用香水完成他报复整个世界的欲望。我相信,作者想借助这本小说重复弗洛伊德的结论:人们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文明的束缚,相比于这些被掩藏的欲望,人类的文明是何等脆弱。

这个故事有效地挑逗了我的热情。在北京肮脏的地铁里,在人群拥挤的西单街头,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豪华商场的香水柜台前与散发着浓郁气息的Party里,那个若有若无的格雷诺耶不断地催促着我。他希望我能够攫取那些美丽与香气,希望我发现在每个女人所散发出香气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我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欲望之中,我沉湎于其中,痛苦并快乐着。

我想我迷上了香水的气息,但是,我却缺乏格雷诺耶的能力。况且这是乏味的现实空间。在空气污浊的里,我偶然会想起那个生活在16世纪的人毛里蒂乌斯・弗朗吉帕尼,是这个天才偶然发现:香料可以溶解在酒精里。通过把嗅粉同酒精混合,并因而使其香味转到挥发性液体中的方法,使香味从物质中脱离出来,变得生气勃勃。正如帕・聚斯金德在《香水》中说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完全可以同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比如文字与几何学相比。”

这句话在充满丑陋与震惊的全文中,充当了最美妙的音符。在我充满激情地向读者描述了香水中蕴涵的欲望与罪恶后,我想我还应该再次强调香水蕴涵的一个关键点――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一种最简洁手段。如果说阅读是通过文字,把我们拽入另个空间的话,香水则是通过他的气息让我们获得同样的效果。我是如此着迷于如下一段描述,它阐明了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香水获得的最佳享受:

香水店老板巴尔迪尼在第一次闻到格雷诺耶配置的香水时,他看见自己“躺在一个有黑色卷发的妇女怀里,看到窗台上玫瑰花丛的侧影,一阵夜风吹过窗台;他听到被驱散的鸟儿歌唱,听到远处码头上一家小酒馆传来的音乐;他听到紧贴着耳朵的窃窃私语,他听到‘我爱你’,发觉自己由于幸福而毛发直竖,就在现在,在现在这一刻”。

在路上寻找灵魂

1950年夏天,凯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凯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250尺的纸卷上,凯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楣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

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凯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巅峰。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差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狄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狄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狄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是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狄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狄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凯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狄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真的很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而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最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30年前那一代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共通的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狄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地挣脱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自由、对生命的极端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一百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惊恐的转移

在新书《无知者无畏》的招贴画上,王朔被尴尬地悬挂在那里,除了那张著名的表明不屑的脸以外,他的整个身躯被简化成了一件单薄的T恤衫。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尽管王朔在其中仍然表现出令伪善的中国人汗颜的勇敢,但这勇敢却被太多的嘲讽与不恭稀释了。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常常面有难色,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再接受那种姿态了。这一点给我带来的冲击远远盖过了王朔给我带来的失望。

那种姿态曾经那么打动过我。高中时,我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就是模仿《顽主》里的场景。比如,耳朵眼胡同,比如“哥们就爱俗的”……快乐而且过瘾,这是王朔曾经给我的主要印象,他对年少的我是如此亲切。所以,当1995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时,我模糊不清却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王朔这一边,我粗暴地认为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一种故作清高。尽管,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王朔的任何一部小说。我本能喜欢的,是他的诚实。

五年时间里,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间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我开始觉得快乐和过瘾并非是生命的关键。生命中应该有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它的源头联结着历史的深处,缓缓地穿越我的一生,并流向下一个年代。这条河流中蕴含着人类一些永恒的情感。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讲,这条河流曾经被污染过,它曾经被一种虚假的情感所充斥着。而王朔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勇敢地指出了这种污染。很可惜,他的方法在杀伤力极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副作用。

我成长的历史,也正是不断地发现这种副作用的历史。我越来越无法容忍王朔语气中的嘲讽与故作的不正经。当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王朔用腻的腔调来呼吁王朔不要假正经时,我希望王朔正经起来。不管是《我看金庸》还是《我看王朔》,王朔的真诚与严肃,都被过于玩世的语言所削弱。而当我目睹了参与这场混战的人群的素质之低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嘲讽,而是深沉的建设了。

至少,我想先建设自己。从1995年到今天,我的身体膨胀了10公分,也因此,我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我体内精神资源的稀缺,体内那条河流的狭窄。所以,我开始阅读一直忽略的古典作品。那些严肃而深沉的文字与情感在我23岁这一年,突然变得亲切无比。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如此广阔的境界,它们没有给我带来笑声,却不断地让我投人到一种心灵的激情之中……《无知者无畏》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欣赏趣味的逆转。两种说法可以解释我的现状,一种是,我在变得保守,变得自以为是的崇高;另一种说法是,我正在度过青春的浮躁期,我达到了一种更高的情感层次。我选择了后者,尽管这要冒被别人嘲笑的危险。

高贵的厌倦

“忧愁的态度不能算是优雅;你需要的是一种厌倦的神情。若是你发愁,那是因为你有欠缺,在某些事情上失败了。这是表现自己的低下。反过来如果仅是厌倦,低下的却是徒然讨你欢心的那个人了。”在《红与黑》中,柯哈莎夫王子这样教导失恋的家庭教师于连。

于是,于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游戏,他通过追逐恋人的朋友来刺激其恋人,以达到最终的效果。这一段喜剧残酷的描写迷住了我。“厌倦的神情”,我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对这种表情的猜想。当这个叫于连的年轻人,走进充满嘈杂的贵族沙龙时,他脸上该是一副什么样子,那里面有自尊,有不屑,有自卑,还有永远无法消失的羞涩与虚荣。这副面孔曾经安在卢梭的身上,依靠这种充满矛盾与高傲的表情,卢梭征服了宫廷的贵妇们。于连则彻底打败了自以为是的德拉木尔小姐。

我曾经坚信,厌倦充满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是一种贵族式的情绪。因为,只有你有能力睥睨一切时,你才具有厌倦的能力。所以,拜伦比于连更早地打动过我。这个旷世奇才在《唐璜》中,让自己以怎样的一种厌倦形象出现的。年轻的我,曾经为他如此轻易又如此众多地征服女人而心潮澎湃。是厌倦使拜伦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然而,不管是于连还是拜伦,他们却似乎没有通过这种征服获得过幸福。于连迅速厌倦了贵小姐;而拜伦拥有过无数女人,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似乎必须通过不断地给予肉体以刺激,才能勉强说服自己生存下去。比起拜伦,于连与卢梭仅仅是浅层的厌倦者,他们只是用冷酷来掩藏自己的怯懦,用厌倦来隐瞒自己的欲望……而拜伦的深层厌倦,则似乎只有通过死亡来治疗,因为这个天才根本无法容忍自己仅仅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对于厌倦的迷恋,在我21岁那年,达到了顶峰。我幻想自己从宿舍楼上笔直地跃起,并以美妙的姿势在空中划一道圆满的弧线,因为死亡可能比仅仅作为一个学生活着更惊心动魄。这种想法,在两年后的今天成为遥远的回忆。我不知该为自己悲哀还是庆幸。我想说服自己,那是青春虚幻症的典型代表,对于自己无法拥有的品质,具有无限的憧憬,或者更直接地说,那叫幼稚;但我同时又无法避免地责备自己,我已经失去了追求更高峰的生活品质的愿望,我越来越容易对生活表现得满足,我的精神正在变得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容易满足现状……或许这种内心的争执,意味着我依然在成长,依然厌倦着。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在他13岁那年,考取了杭州的学堂,因此他要离开小镇那个刚刚开始熟悉的漂亮姑娘了。多情甚至滥情的郁达夫经历了沉沦的青年之后,开始了对少年的回忆。《水样的春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文字之一,那种单纯而洁净的少年情怀,掺杂了明显的羞涩和恰到好处的忧伤。

比起少年维特的矫情,这个东方少年更舒畅地进入了我的心灵。阅读这篇文字时,我14岁,似乎也正处于类似的情感中。我找来杭州的地图,看那条弯曲的富春江如何蜿蜒地流过那个叫富阳的小城。我拼命地将自己的身份转化成那个羞涩的13岁少年,在北京凛冽并掺杂着大量黄沙的春风里,我幻想着自己流淌在缓慢的富春江水里,也幻想着那个赵姓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还固执地认为,那个女孩脸上一定点缀着浅浅的雀斑。尽管整篇文章的叙述是那么缓慢,它在结尾处还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

在临走前的晚上,喝了少量酒的郁达夫走进了姑娘的家,正好家里没人。蜡烛在这时灭了,只有月光溜进了屋内。少年趁着酒神对于他的挑逗,大胆地握住了姑娘纤弱的手。经过犹豫或者说象征性的拒绝后,少女的手安静地躺在少年的手中。

这两只手的纠缠,也纠缠了我的心。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了怎样的惊心动魄。在三个少年人心中同样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两个当事人被一种极度的喜悦与刺激所左右着,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似乎同样参与了这场重大的阴谋,当然,在阅读的紧张之时,我还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少年。

在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了水样的春愁。我被一种紧张与忧伤包围着。我时刻在期待着,出现那只让我盈握的小手,在偶尔晴朗的月空下,想象着那个细微却惊险的动作。今天看来,这个动作已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我的整个成长被蒙上了现实的羞涩与内心世界渴望激情的双重幕布。

距离郁达夫的春愁将近一个世纪了。那种纯净的情感,被今天的现实映衬得更加可贵。这是一个少年们拒绝含蓄的时代,同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早已不满足仅仅是拉一下手,更不会理解那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着怎样的惊险与快乐。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无限地怀念那忧伤与羞涩,它是我们心灵依旧敏感而非麻木的标志。

当前:第20/29页

提示: 双击屏幕进入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