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全集Zei8.com》第22/29页
乏味的大学
47楼可能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学生宿舍楼了，孔庆东在十年之后，在一面泛黄的纸上描述了那时候的北大的故事。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是那些生命种最珍贵的趣味性。尽管一位青年批评家在那里高姿态地说道：“那些笑容背后是苦涩。”但是，在这里苦涩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只有趣味才是最穿人我们心肺的。
趣味的前提是存在的事物的多样和丰富。十年前的北大存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有着迥然的风格，并且执著地按照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并且他们的环境还是宽松，他们没有太统一的目标去追逐什么，于是在悠闲之中，他们很自然地展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北大往事》里描述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那些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散发出来的味道具有某种诡异的魅力，激发起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不安分的欲望。我走在世纪末的北大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的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了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所以，当年那些纵情声色的宿舍里的脏小子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使人变形的社会里依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根本。
大学本来应该成为这样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那些未来的达观显贵此时都是恶作剧的高手，这些绅士们想方设法地取乐。“光干工作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了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的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他所怀念的时光是90级以前的学生，那时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尤其是在圣诞化妆晚会上，每个人像疯了一样地折腾，在人与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隔膜这一个词。而现在的学生什么都玩不起来，他最怀念的传统是每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前，都要恶作剧地把校园内的一座土墙推倒，这几乎成了毕业班的一个传统，虽然不比剑桥，但也相当有趣。可是这种传统消失了。更为有趣的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早期的女学生的回忆，如今她是一位北大学生的奶奶。这位当初聆听了冰心的课程的女才子回忆那时候燕大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将新生骗到未名湖边，然后像一项仪式一样将他们扔入未名湖中。现在的未名湖已经不会再有这等趣事了，依旧残存的灵气似乎也来自那时候穿着长袍的燕大新生荡起的涟漪。
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浪漫主义毒素的酿造者
夏多布里昂是个值得在街头回忆的家伙。走在喧闹的中关村，每当即将陷入烦躁不安时，我都会想起他。这个文弱的法国青年黏滞着我的思维，并有效而舒适地让我陷入一种冥想。此时，喧闹与燥热有效地隐藏起来，我开始误以为自己行走在19世纪的巴黎街道上。
1788年，20岁的夏多布里昂独自生活在巴黎。对于这个体内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来讲，这是个寂寞的秋天。他白天躲避进荷马的世界，而夜晚来临时，他的激情开始无处宣泄了。这是个内心太狂热而实际又太腼腆的孩子只能在幻想中获得安慰。他想起了1606年的一位著名的法国元帅拜访一位20岁的美丽洗衣女郎的故事。于是，他顺着元帅曾经走过的路，穿过小桥，穿过菜市场，沿着圣德尼街直到熊街……但是，没有洗衣女郎等着他。
20年后，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这段幻想：“您也会赞赏我年轻时在巴黎的贞洁和节制的：在这座首都，我很容易胡作非为……我只跟一个216岁的妓女来往过……”216岁的老妓女，这个意象让夏多布里昂的形象如此柔弱与鲜明地突显出来――这是个永远沉浸在幻觉中的人。而按照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这个热爱幻想并且似乎只会幻想的人，可能是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表率人物，他把19世纪初的欧洲拖入一场浪漫与厌倦的情绪之中。
的确，那时的欧洲，夏多布里昂这个名字是神秘与才华的代名词，当拿破仑用武力占领欧洲的领土时，他则利用浪漫与梦幻征服了欧洲人的心灵。雨果少年时的豪言准确地道明了这点：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1764年，这个没落贵族的儿子诞生了。（同一年，拿破仑亦来到人世。）这是个对文字极度敏感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由于他学会了如何在诗、小说中寻找女人的意象，被姐姐认为是“善于把词句搅和在一起、炮制出春药和魔法的巫师”。在文字、欲望与幻想之间穿梭，后来成了这个总是陷入忧伤的少年一生的生活方式。
最初看来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因为厌恶纪律，他没有参加海军；因为惧怕克制的生活，他没能成为教士；他曾经短期成为洋洋得意的中尉军官，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终止了他这个地位；为了逃避国内的动荡，23岁的夏多布里昂登上一条可怜的帆船，他要去新大陆寻找机会。这块依旧蒙昧的大陆，让他那原本就习惯想入非非的大脑寻到了寄托之处。深受卢梭影响的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原始风情，并与一位当地姑娘产生了某种戛然而止的恋情。回法国后，他开始酝酿小说《阿拉达》的写作。1800年，这本描写北美洲原始森林中发生的激情的薄薄小说让夏多布里昂一扫年轻时的晦气，书中原始社会的简单与部落姑娘单纯的激情，经由作者语言的雕琢，让读者如痴如狂。各个书店都挂着此书的招贴画，而其中的人物已被塑成了蜡人。面对公众的欢呼，这个一直渴望别人承认的36岁的人意识到，软弱无力的忧伤与没有阻碍的幻想也同样具有力量。
接着他又出版了同样色彩的《勒内》与宗教著作《基督教真谛》。这些著作无一不掺杂了浓郁的个人情感，不可遏制的激情通行无阻地畅行其中。对于笼罩在血腥的革命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法国与欧洲人民来讲，伏尔泰式的理性显然无法抚慰脆弱的情感。而他们却可以躲入夏多布里昂营造的神秘空间之中，那里有葱郁的森林与美丽的姑娘，而宗教情感亦弥漫其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休息呢？
“夜晚真是美妙。精灵抖动着它们的蓝法，那上面浸染了松树的芳香……”今天看来，这些语句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它的确煽起了人们心中压抑了太久的温柔。但从开始，这种情感就表现出炽热而不稳定的特征，这隐藏于作者本人软弱易变的性格中。
勃兰兑斯看出了这种煽情主义的虚伪，他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不无刻薄地写道：“他出生得太晚，接受教育的环境又那样奇特，以致他对革命和对革命起了部分诱发作用的18世纪哲学思想都不能信赖。他又没能出生得晚一点来熟悉19世纪的科学，从中取得新的信仰和新的观点……”尽管夏多布里昂注定成为新旧时代过渡期尴尬的旁观者，或者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坚定与成熟的孩子，但这个从来不安于寂寞的人对于名声、爱情、异性的肉体实在过于饥渴，当他偶然间发现可以通过抒情来获得这一切时，他开始获得某种虚弱的信心。他通过《基督教真谛》来取悦教皇，通过写作来帮助拿破仑。当这一切收到回馈时，这个孩子开始自我膨胀，以至于希望人们将之与拿破仑并列，比如他会这样写道：“未来，人们将这样提及，执政官，诗人。”而当回馈消失时，他立刻陷入了无边的忧伤与痛苦。他厚颜无耻地追逐女人，毫不吝惜地挥洒用文字与情感制作的春药与魔法。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爱所有的女人”，也像莫洛亚在其传记中所写的，“在虔诚的正经的大作家下面，生活着一个嬉皮笑脸、谈吐随便、神态放荡的夏多布里昂”。
1809年，夏多布里昂开始了《墓畔回忆录》的写作。这本不断中断又不断开始、绵延了40年的回忆录成为他最杰出的著作。做过旅行者、士兵、文学家与活动家的夏多布里昂在回忆中再次舒展开他的浪漫，他在1831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老年生活：“坟墓那边的未来是白发老人的青年时代，我要比利用第一个青年时代稍好一点利用这第二个青年时代。”所以，他一面写作回忆录，一面致信给一位英国姑娘：“你所见到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好人，满头白发，只是还有一颗骑士的心。”回忆与爱情，成了他苍老却永不安分的心的庇护所。1848年，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声中，夏多布里昂说完“我要去”，就再也不说话了。
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将之描述为一位情感上的浪漫主义与理智上的现实主义者的矛盾结合。然而，对于通过《墓畔回忆录》来认识夏多布里昂的后来者来讲，他的政治立场或是经历已经不再重要，他已经被浓缩成浪漫主义开创者的代名词。他的软弱、激情或是滥情、幻想、好名、不合时宜的性格特征，成了浪漫主义这个词语背后的真正注解。也因此，在接下来的时代中，浪漫主义在不断被一些人追逐的同时，也饱受诟病。就像我因为幻想416年前的老妓女，而目光呆滞地走在中关村的街头上时，喜欢我的姑娘会说，这个孩子好喜欢幻想，他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他是个充满趣味与思想的人；而讨厌我的姑娘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家伙呆头呆脑的，走路也不看着点，有时间不好好背背GRE单词，发什么愣……
好了，就到这里吧，我的倾向性已经相当明显了，借着叙述夏多布里昂，我逐渐将自己暴露无遗了。最后，我希望再次引用勃兰兑斯对于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描述，这段话一针挑明了浪漫主义的根源：“（在新旧秩序交替时，所有人都参与到争夺新秩序王冠的斗争中。）有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感到自己和旧秩序联系在一起，有些性格比较细腻、脸皮比较薄，有些人爱梦想而不善于实干，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靠边站就是流亡国外，他们变得孤独起来，而且越是陷入冥想就越发变得以个人为中心，因而越发变得容易苦恼。最苦闷的人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
卡萨诺瓦――浪荡的精髓
由于不受羁绊，没有固定的目标，不必瞻前顾后，因而（卡萨诺瓦）可以特立独行，其步调不必与凡夫俗子保持一致。凡夫俗子身负道德包袱，带有伦理目标，要受到社会责任的束缚……
――斯蒂芬・茨威格《卡萨诺瓦》
我热爱夜晚的北京三里屯，我让自己淹没于绰约的灯光、喧嚣的人群，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这时候，我陷入了一种放松与焦虑交替的矛盾情感中。我的欲望被这暧昧的光线与晃动的吊带裙引诱出来，然而我缺乏付诸行动的勇气。我的心灵上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谨慎与对未知的惧怕。即使，我暂时性放肆地想象了，我与擦肩而过的某条让人迷离的吊带裙发生了某种令人又惊又喜的关联。很快的，一种隐隐的恐惧就会驱走那暂时的快乐，我担心自己会进入吊带裙所设置的圈套，担心明天是否可以正常起床工作，担心我充满鲜花与光环的未来……我再一次面对诱惑退缩了。
我用理性与成熟来安慰自己。可是，这没有效果。我再次怯懦地躲入卡萨诺瓦（Cassanova）的世界，我要和这个18世纪的浪荡子一起闯荡欧洲，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在同样的夜晚，卡萨诺瓦出现在豪华的歌剧院之中，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勋爵，然后厚颜无耻地开始以流利的法语与意大利语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的哲学与所虚构的贵族王宫。无疑，他赢得了周围贵族的好奇与尊敬，然后，将顺利地进入社交圈，并易如反掌地选择一位贵妇与他共度良宵。
后来的历史学家与作家把这个出生于1725年，死于1798年的花花公子视作充斥于18世纪后半世纪的冒险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其流传于世的14卷的《我的生命史》中，我们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如何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妇，怎样被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而最终又如何藐视这些成功与失败，而不断让自己再次投入生命的欢乐之中……青年茨威格曾经被卡萨诺瓦的著作激动。他以一种矛盾情感将之描述为一位冒险家，因为他的野心是把世界当作轮盘赌；一位勇气可嘉的人，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一时心血来潮，就想逃避单调的生活；一位雅致的二流哲学家，他时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一位彻底的人本主义者，“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
茨威格将卡萨诺瓦的纯粹享乐主义趋向归结于其缺乏任何规范与道德束缚，讲得再彻底一些，这是一个毫无灵魂的家伙。在他神经丰富而发达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之地。卡萨诺瓦就像一片漂浮于世俗海洋的叶子，随着波浪时上时下，却永远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漂浮的快乐。
轻逸的力量，在阅读了卡尔维诺的《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之后，我终于理解了卡萨诺瓦的迷人所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轻逸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只有一个小说家具有轻逸的能力，他才可能把任何日常世俗之物视作不可企及的探索。那么对于卡尔维诺来讲，不管是在歌剧院中的趾高气扬，牌局上的惊人狂热，也不管是宫廷贵妇还是街头卖花女郎一视同仁式的投入，都变成了一种生命快乐的极致追求。在卡萨诺瓦眼中，快乐是没有高雅与粗俗之分的，女人是没有漂亮与丑陋区别的，而生命本身是没有逆境与顺利的不同的，他可以在一切情境中忘情地攫取到欢乐。
在此，我顺便谈及“浪荡”一词的最初含义。在西班牙语中，浪荡子（libertino）最初的意思为“一个自由人的儿子”，而在法语里，17世纪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慷慨的”（liberal）和“大方的”（liberality）相近，即慷慨和利他主义。卡萨诺瓦无疑体现了这种浪荡精神。茨威格说，卡萨诺瓦与唐璜的区别在于，前者永远将女人的快乐视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不管对方美丑与否，卡萨诺瓦都毫无怨言地投入，让其获得快乐。而为了获得这种暂时的快乐，卡萨诺瓦可以藐视一切可能的风险。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太多这样的故事，他常常为了一声没有露面的女人的哀怨叹息，就放弃了去往伦敦的船票，然后毫不犹豫地进入一场冒险之中。而据茨威格推测，所有进入卡萨诺瓦世界的女人，都极度感激这位情人，因为他慷慨地付出了其获取欢乐的能力。
我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沉重与自私之中，每次我在三里屯陷入冥想时都有这种不祥之感。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太多的人为划分的区域，哪里是不可触及的，哪里是应该回避的……而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我们将生命本身功能化了。我们作茧自缚地设计了生命之路，预先规定了快乐的含义、成功的指标，还有生命的目标。在这样的束缚之下，我们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冒着危险接受诱惑是不值得的，只应该与身高170厘米的姑娘睡觉，偶尔放纵可以，但绝不能影响正常生活。而今天，浪荡这个词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在充满规范与束缚的今天，浪荡者转换成对数量的追逐，而非对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探索，更失去了慷慨大方的美誉，变成了一种纯粹自私自利的行径。
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世界。网络世界无疑具有卡尔维诺所追求的轻逸。一方面，在这个空间中，万物是由简单而没有重量的0与1组成的，它们随时可以被打破与重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隐匿其间，无须任何责任与信誉。借此，我们的确获得了某种轻逸的力量，无法否认，在黑暗而神秘的网络空间中，游荡着一群卡萨诺瓦。他们变换着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异性与同性进行着交流。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这群伪卡萨诺瓦们的虚弱之处。他们缺乏基本的勇气与真正的自由。他们躲在屏幕背后，他们唯一的关注点仅仅是形式单一的网络调情。而真正的卡萨诺瓦是四处出击的，是激情投入的，是可以通过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获得欢乐的。卡尔维诺在《未来文学千年备忘录》中还强调了一点，轻逸分两种，一种是像树叶一样的轻逸，而另一种则像飞翔的鸟。他所说的轻逸倾向于后一种。有了卡尔维诺的区分，我开始怀疑斯蒂芬・茨威格并没有理解卡萨诺瓦的真正伟大之处，卡萨诺瓦并非是没有灵魂的轻逸，他的一切行为都直指欢乐。他像一只鸟一样腾挪转闪，忽高忽低，但他在哪里都可以寻到更多的快乐，他的灵魂即是欢乐。而网络世界的卡萨诺瓦们则更倾向于一片叶子，他们没有核心，只是漫无目的地飘。
在粗浅地了解了卡萨诺瓦的生平之后，我最大的渴求是有人将其《我的生命史》译成中文。每当我在书店中，发现了标榜自由与放荡的网络文学时，我就无法抑制地想去嘲笑他们的无知。一点点网络上的猎奇就值得炫耀吗，不管你们是来自榕树下还是槐树下。一位卡萨诺瓦已经让这一切黯然失色了。
我在麦田守望
这部小说我已经听说很久了，据说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青少年的虚无、彷徨，精神上无比苦闷的状态，对于我们这样成长在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中的青少年来说是陌生遥远的。结果直到最近译林出版社新版出来之后，我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这部全篇幅散发着浓郁的青春气息的读本。对于这部小说我几乎是从第一页开始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它。我抱着这本薄薄的书从国林风书店读到我宿舍的床上，我的思维一直和那个满嘴脏话，喜欢倒戴着鸭舌帽，大冬天穿风衣的霍尔顿到处乱转。我陪他一起骂人，一起出入夜总会，一起想那些庸俗却漂亮的姑娘……
在十几万字里遨游，在纽约市区里闲逛是件极其有趣味的事情，尤其是伴随着霍尔顿这样一个实话实说的家伙。我完全沉浸在阅读的快感里，让自己的性情放纵且放肆。
我知道霍尔顿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即使在的话也该做我的爷爷了，而且美国离我那么的遥远，我们之间本来是该有隔阂的。可是，我却老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共鸣，我觉得这家伙说的做的，都跟我想得没什么两样。反正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我不高兴的时候也喜欢说脏话，尽管是中文。我也如饥似渴地盼望姑娘，我也老觉得生活特没劲，还有我老是感到我周围的人特虚伪，我心里也渴望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理想，比如爱情，可是现实让我看不到这些好东西，我成天被包围在恶心混乱之中。我实在太敏感了，我感觉到别人感觉不到的肮脏。我也常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但是我不想去守着麦田，因为我是在城市长大的，我不熟悉农活，但我也希望“肩住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怪家伙，浑身是由矛盾冲突构成的，我的矛盾总是在不断地激化，我的心态总是不明不白地陷入苦闷之中，我老是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经常对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曾经无限崇敬的信仰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一种信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