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全集Zei8.com》第3/29页
尽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宰，尽管伴随着热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义重又回到轨道，尽管社会不可能总处于那种激烈的状态，但是你必须承认，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它让你恬不知耻地挑战历史。聪明的萧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时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
于是很必然，我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遗憾，这种遗憾仿若李敖对于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的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我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传奇。文化热、诗歌的写作、人生意义的探索，被压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十年内，以罕见的力量喷涌而出。我热切地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攀谈，希望能够抓住那些痕迹。可是显然，我感觉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鸿沟，没有心灵与肉体的真实体验，有些东西是无法感知的。
接下来同样热闹却带上过多庸俗气质的90年代，却让我来临的青春缺乏足够的浪漫色彩。并且，我惊异地发现，在同时到来的网络文化面前，我表现出某种排斥。我不知道，那个灿烂多姿的虚拟空间是否可以给年轻的心灵带来足够的遐想空间。美国作家汤姆・彼得森说：“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我总怀疑这种论断产生于电脑的初创阶段，那时候对于摆弄的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来讲，这还是个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来挣取一千亿美元家产的手段。而且网络是否真能给我们带来某种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个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说，并没给我带来足够的冲击，甚至“轻舞飞扬”的名字，也有点太过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龄已经丧失了进入网络空间的优势。
介于理想主义与网络一代之间的年龄，让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想做梦却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这种情绪让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才开始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40年前的霍尔顿依旧年轻，说脏话，戴鸭舌帽，幻想女人却又害羞得要命……这些紧张与不安略加反叛的气质让我激动，却无处释放。同时，我周围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里要命地倾听Nirvana的Smell Like Teen Spirit，尽管我并不了解那个自杀的异国青年，也不会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识到青春应该带有一点这种肆无忌惮的色彩的。
我总是试图在拾起别人的青春回忆来填充自己的空白的心灵，但是这实在太困难了。我无法找到给我的青春带来鲜明色彩的回忆。就像比我早生十年的家伙们一样，他们可以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翻阅《曼娜回忆录》时的心惊肉跳，或者是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歌声，再要么就是弗洛伊德给他们的震撼，他们或许还可以记忆起关于人生的讨论，再差劲也会对金庸与琼瑶印象深刻……总有一本书，一首诗，一个文化符号可以勾起潜藏的回忆。
我无法回忆起什么，不管是美国的60年代还是中国的80年代，我幻想活在另一代人的记忆里，因为那是我理想的青春。我的床头放着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我在乱哄哄的回忆里找寻生命的本色。那也是个崇拜“青春”的年代，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写的一样：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多年之后，迪克斯坦接着写道，个人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今天这种欲求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把那种缥缈的理想转化成对现实物质的极度追求，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演变成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这是可口可乐、电脑的一代与造反的、摇滚的一代的区别吗？我只知道，我不可救药地欣赏着历史。
我无法知晓，若干年之后是否会有人记载我们这个年纪人的故事，那会有趣吗？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尽管它从来就没有沾染上一种鲜明的颜色。或许人的心灵永远只能活在一种假想状态里，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为没有不令人失望的现实，所以躺在漫长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动物凶猛》，同时放着甲壳虫或者崔健，这或许也是一种青春的方式，只是一觉醒来，浑浊的头脑与现实的无趣又让我无所适从……于是，我终于知道，我至少拥有青春中一个关键的情感――迷惘。
荒原上的我们
我坐在岸上
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
―T.S.艾略特
“我一看到这些词就心烦，”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随笔上，列举了一串名词，“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王朔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我们总是试图去和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与事件相联系，就是虚伪与弱智的表现。
比起十年前，王朔式的嘲讽已经不再亲切，相反，我隐约感觉到某种恶心。王朔没有变，只是这个时代变了。与此同时，空气里漂浮着一股腐朽与轻率的香气，它们来自年轻美丽的女作家们的肉体与潜藏在网络空间中的脆弱情感。
不管是王朔的嘲讽、美女作家的放肆，还是网络写手的肤浅，都激起我们强烈的兴趣。在新世纪的春天里，这看似毫无关系的三者合谋让我们灵魂上的苍白暴露无遗。
我们还是先从王朔说起。王朔应该明了的一点是，那个需要通过冷嘲热讽来摧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消费经济有力地荡涤了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旧的信仰已经被摧毁，而新的信仰还未形成。一种畸形的物质主义成了暂时的替代品。这种没有游戏规则的拜物主义，让我们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苍白之中。我们藐视人类社会基本的精神准则：同情、爱、公正、善良……今天，我们急切地需要吸收人类历史中最精纯的品质，不管是伟大的著作还是伟大的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快捷方式。从经验来看，藐视历史（世界文明史）往往意味着精神的荒芜。
在这样的荒芜中，用肉体写作与用网络思考的写手出现了。对于他们，我并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轰动与站在他们身后的无耻的造势者。在任何时代中，好作品与坏作品都是同时出现的，坏东西被寂静无声地淘汰了。而当一个时代，坏作品赢得了主流的关注时，这个时代一定有问题。
对于前者，我更希望称她们为行为主义者。我承认她们掌握了写作的基本技巧，也承认她们在文字中蕴涵了一些私人情感，但是她们永远只是一群三流写作者。这是一群叫嚣遗忘历史的女人，她们所全部依靠的不过是几次短暂的情感经历，几十次可能刻骨铭心的性爱体验，或许还有一点点毒品的味道。比起平常的女人，这些东西已经足够她们卖弄出几十万字了。在那些描述里，更多的是一位位自以为是的女子对于自身经历掩饰不住的自豪。而对于读者来讲，阅读她们，更像一次情感上的猎奇。因为女作家们的生活环境与自己几乎相同，状态上也空虚得类似，但是她们敢于通过疯狂来暂时麻醉自己，自己却没有勇气。因为这是个无根的时代，所以美女们说“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是疯狂与放纵”，可是之后呢？
比起还算漂亮的女作家，网络写手们让人更加悲哀。榕树下与网易文学奖，颇引人注目。只是，有谁问过这种奖项有何意义？因为互联网是个新东西，我们都不熟悉它，所以以它为题材的写作就具有某种意义。这种理由就像在火车发明时，举办“火车文学大赛”，或者电话发明时，只要写作电话小说就具有意义一样可笑。我实在找不出游荡在网络上的李寻欢们与80年代蹩脚的文学青年有何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是：第一，文学青年们还知道托尔斯泰而李寻欢们从来不读；第二，文学青年们不会用电脑。
写作从来就不是一项谁都可以从事的工作，绝对需要某种专门的训练与作者本人某种不寻常的情感。从蜂拥而来的网络文学选集来看，写作者们显然误以为，只要把字写出来，顺序排列整齐就可以了。他们缺乏一种基本的知识素养，也缺乏基本的技巧。而互联网又是一个如此容易隐匿身份的场所，所以这个空间的主要发言都带有明显的不负责任的痕迹，从那些网络写手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写作更多依靠手，而非大脑来完成。如果我们把随意的文字与随意的情感通过一种新工具来表达，就视作某种新生命，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到这里，我终于回到最初引用的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上了。作为上个世纪最杰出的诗人，艾略特极度尊崇传统。他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放人一个历史体系中，与历史中的其他作家相比较，才具有某种意义。因此，他在1922年的《荒原》中，对于一战之后整个西方弥漫的精神荒芜现象表现出极度的忧虑。他在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不断引用《圣经》与各种神话，希望借助历史的伟大来拯救精神的空虚。
今天的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将王朔、美女作家与网络写手们罗列在上面，正是表明，我们的时代与人类文明已经产生了怎样的断裂，这三者都是藐视历史与规范的典范。尽管，这种断裂绝非从今天开始，也无法立刻结束，但是，我只是想提醒普遍不安的读者们，还有一些可能是陈旧却更为激动人心的作品在等待我们去阅读。
男人快乐原则
男人们正在遭受误读，他们正在被演绎成一架盲目追逐快乐的机器。他们纷纷患上快乐强迫症，他们通过一切手段来寻求快乐。
镜头一：在1998年某一期《时代》封面上，一张咧开嘴的男人脸庞夸张地凸显在伟哥药丸上：不够坚挺的男人们的快乐福音。两年后，一个肌肉过剩的男人再次占据《时代》封面：一种新的可以增强肌肉与性功能的药物被发明了。这两个封面的潜台词无比明显，男人们的快乐建立在单纯的性之上，在药物的帮助下，性变成了一种比拼耐力的体力活动，快乐依靠劳动的强度与持久度。
镜头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扮演的金融巨子戈登，他坚定而狡诈地微笑着，不择手段而又风度翩翩地欺骗着公众，他指挥着手下让华尔街的行情涨涨落落，并不动声色地侵占着财富。他大言不惭地说：“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戈登拥有男人的至高快乐，华尔街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电影观众会下意识地这样想。这个男人具有无比的占有热情，占有金钱、女人、艺术，还有名誉……
镜头三：一位网络新贵傲慢地出场了。他的穿着刻意地随便，全身武装了各种奇怪的科技产品。他的口头禅是，我厌恶陈旧，我需要更新。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产品，新的刺激，新的情感，新款的安全套……
以上几个镜头勾勒了20世纪末快乐男人的简单肖像。在这个时代，男人的快乐几乎赤裸裸地建立于欲望的满足之上。快乐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成为我们的新宗教。我们纵容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扭曲到一个极限来获得暂时的快乐。这是个技术主宰的时代，男人的快乐深深刻入技术的痕迹，男人们本能地相信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快乐，把身体改造得更好，挣更多的钱，与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过程中，我们隐隐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乐，快乐正在变得技术化的有量无质。
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经为此深深忧虑。他们不得不费力地将我们拉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在简陋与单纯的时代，快乐如此唾手可得。此时的男人们，还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识，没有被物化。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快乐却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可能处处可见的草堆就是快乐的天堂。对于没有打开视线的原始人来讲，世界是狭小却清晰可见的，任何一点事物都可能占取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并带来了充满其间的乐趣。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现代文明，你必须承认原始人的快乐是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快乐可能是浅薄的。人类史上真正的快乐定义可能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的时期，人类获得了发现世界的乐趣，发现了释放性欲的乐趣，发现了文化与艺术的乐趣。并且，他们在不断肯定快乐的价值，快乐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验证。此时的男人们都沉浸于附庸风雅之中，对于文艺复兴领袖彼得拉克来讲，能够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写肉麻的情书是极有趣味的；对于伊拉斯谟来讲，《愚人颂》这样的谐噱篇章是对于世界一种严肃真实的反映，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从浩瀚的典籍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的男人们沉浸于一种明朗的快乐，他们生气勃勃地发现世界，并通过生机勃勃的方式表现出了发现的快乐……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们，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兴致盎然地玩着各种游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男人们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历史资料表明，从1500年到1700年期间，男人的服饰不断剧变着，他们沉浸于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之中。活在这两个世纪间的男人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卖弄自己。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美感，强调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业取得相当成功的19世纪末，“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他们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这样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是男人快乐的标志。
显然，20世纪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技术的侵入将这种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致。而男人们也被物化到一个极致，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当“什么样的男人最快乐”被提出时，标准答案已经摆好……
这种粗线条的历史扫描方式，当然会忽略很多细节。不管我怎样强调文化与社会对于男人快乐的影响，我都必须承认，作为男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种快乐的获取是一种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创造欲。它们是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强调的是，这种本能的快乐正在遭遇着人为的侵袭。在越来越强调快乐与刺激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快乐。尤其作为男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他承载了太多令他焦虑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乐来遗忘这种焦虑。因此，他采取了某种技术或者药物手段。此时，快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快乐，本应该主要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现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险地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刺激。
有人寄望于网络技术让我们获得解放。因为网络技术帮助我们从循规蹈矩的工业体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变成了单独的个体，重又获得个人的舒展。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乐观人士显然忽视了，这种解放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束缚。事实上，新技术让我们陷入了更加紧张的依赖之中。网络像一个机器猫的百宝袋，随时提供我们需求的一切，包括快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极端地将快乐视作纯生理需求，纯数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