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全集Zei8.com》第9/29页
当我们仔细分析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比如“专制”，我们会发现隐藏在这个正确词语背后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简单与粗暴的理解。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那种情形，极权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于缩减词汇，减少人的智力活动，用单调的宣传口号取代一切。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奥威尔及其忠诚的追随者时，我们一样会看到，出于急于争取受众的心态，他们采取了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方式。他们的写作充斥着清晰却单调、简明却重复、刺激却粗暴的词汇，这样的载体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平面与肤浅。写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另一种宣传。我们反对“专制”、“极权”、“宣传”的原因，是我们渴望更丰富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与这种宣道式写作往往并肩战斗、相辅相成的是滥情式写作。这种写作者常常让自己与读者陷入一种感动的状态，希望感受所谓的“灵魂的荡涤”。他们习惯列举一些惨痛的场景，希望读者因此而感受到写作者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或许忘记了这一点，真正的悲悯常常是带着笑容出现的。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除了苦难式的滥情，我们最常遭遇的还有小资产阶式的滥情。这些因生活过于安逸而渴望感动的家伙们，人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号。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符号时，他们强行让自己陷入某种渴望让外人看到的情绪当中，就像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人头攒动的罗大佑演唱会。这种抒情和前者一样，因为过于强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贬值。
在刻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回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谈一谈对《书城》的感受。我喜欢这本杂志，是因为它最接近于第三条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ＣＯＭ电子书)长的家伙们将这本杂志视作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来源。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比一般杂志更宽阔的文化、艺术视野，也比较喜欢它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国青年的一本重要启蒙性杂志。我的写作风格也伴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而变化。
今天，这本杂志终于完成目前这种形态上的使命。我为很多即将来到的孩子惋惜，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我更希望，这本杂志的转型能够为那些正在招惹滥情的小资读者们提供某种警示。因为，今天的《书城》正在缓慢地滑向一个温柔但危险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它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随意的文字与浅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经有些抵挡不住柔软的诱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没，它很可能变成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种自怨自艾的情感。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并将这条道路的开辟寄望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媒体。当中国最终出现了《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纽约客》这样的媒体时，我会觉得此时的中国人的写作才最终具有明确的意义与希望。当然，那时我们会回忆起年轻时阅读过的《书城》，是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初的心智之旅。
从代沟到世纪沟
人是如此迷恋于为历史下定义。
――席勒
1656年，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做成了第一架摆钟。惠更斯可能无法预见，他的发明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这个迅速渗透到人类生活每个领域的发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将我们引诱入了一个由时间构筑边界的封闭环境之中。而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则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观察到世界的庞杂。在这种庞杂面前，精确的时间表现出其无比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安排我们日趋复杂快速的生活。现代历史学家很愿意承认，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进入现代历史的入口。从它开始，技术与经济的进步成为历史的主线，而且这条线索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并呈加速度。有了惠更斯的发明与启蒙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我们便很容易地进入“代沟”与“世纪沟”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人类在面对无法全面理解与掌握的世界时，我们渴望用强制手段来人为地划分历史。把自己归入这个世代或者那个世纪，这样我们的目光就可以相对集中。
第一次出现明确的“世纪沟”概念，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一种强烈的忧郁与不信任感是当时欧洲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绪背后，是人们对于新技术理性的反动，他们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新的世纪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将让人性无处安身。不管是尼采的呐喊、王尔德的唯美追求、柏格森对于非理性哲学的推崇，还是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的探索，都是对于这条横亘于两个世纪间的沟道的诠释。
也几乎于此时开始，时间的观念开始有力地影响到我们的意识。时间不再是一个中立的事物，它不仅记录我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本能地将一百年划分成一个世纪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下意识地认为，这两个世纪间有着特别的区分，就像那位死于1900年的著名浪子奥斯卡・王尔德在面对新世纪叫喊的“世界完蛋了”。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被《新闻周刊》用来形容千年虫对我们的危害。就是说，我们总是面临相同的对未来的恐惧。
至于“代沟”，它显然产生于20世纪。尽管，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总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对于上一代的不理解乃至背叛。我们可以同样把这个萌芽视作法国革命的产物。因为，在这场流血的激情事变中，以及接踵而来的对于新世界的探险中，支配人类漫长历史的经验开始贬值了。新事物出现得越来越快，而老年人抱守过去的陈旧，开始成为新事物成熟的阻碍。于是，我们会看到拜伦、雪莱对于议院的激烈抨击，也看到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的激烈冲突……但是，代的概念在19世纪依然模糊，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与经验世界的一代人的概念。因为，大众媒体与新的通信工具还没有出现，空间距离就足以使相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属性。
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代的概念才开始真正突显出来。2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流，流行杂志、电影工业、电话与电报的勃兴为新一代的成长构筑了类似的精神世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阔影响，则让一代青年陷入绝望。于是，那位叫格鲁特・斯泰因的女士指着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啊。”本雅明则把这一代青年称作“经验贫乏”的一代。历史变迁与技术进步，第一次赋予了一个群体“代”的概念。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已经席卷世界，技术发展将世界改造一新。经验在这个时代愈发贬值。而婴儿潮对此推波助澜，终于将“代沟”概念第一次锐利地呈现出来。因为对于60年代的青年与成人之间，的确已经横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双方面对面的观望乃至谩骂，无法理解对方。
而到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两个概念时，历史已经发生了更深刻的改变。在最近的一期《外交季刊》中，弗兰西斯・福山再次强调了他轰动一时的概念――历史的终结。因为，在面对全球化、信息革命这样的趋势时，我们习惯的一切历史、政治形态必然走向终结。不管这种论调是否过于夸张，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新技术革命正在让“代沟”的概念失去意义，因为高速变化与多元的文化粉碎了一代人可能产生的共同经验世界，而大众文化不可抑制地更新换代，则几乎让每一年都迅速成为历史而遗弃。
当失去了“代沟”这样的称谓后，所谓的世纪之间的变迁可能要被我们夸大。人类太热爱利用完整的数字大做文章了。我们当然很容易寻找到某些论点证明世纪之间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纪初，我们找到了《梦的解析》，找到了尼采的死亡，甚至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死亡，这些符号性的标志，有力地证明了新世纪必然不同于旧世纪。当然，这种符号化的观点，很容易忽略历史背后的延续性。因为变化其实一直在进行，比如尼采的预言早在1887年就已出现，而弗洛伊德的探索也是1895年就已经产生成果。只是我们喜欢赋予一个关键时刻某种伟大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开始时，宣布伟大的变迁：历史已经终结，信息技术消除了代与民族的概念，这个世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这些宣称，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幼稚与可笑也同样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都可以被尼采宣称死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新世纪来临时，底气充足地宣称一下：世纪之间的变迁已经到来，其他一切就让我们遗忘吧！你不要笑我的轻狂，如果一定要怪，那就去怪荷兰那位叫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家伙吧……
公民德拉吉
托马斯・杰斐逊教导我们说，不时地来一点小小的反叛并非坏事。反叛经常是刺耳和令人不安的，不合礼节和粗野的。
――罗德福・斯莫勒（美国宪法学教授）
当阿尔・戈尔与乔治・布什陷入令人难堪的竞选僵局时，好奇者蜂拥而入一个叫做“德拉吉报告”（drudgereport.com）网站，寻找CNN与《纽约时报》可能不予以报道的有关大选的小道消息。
将近三年以来，这个设计简陋、只由一位未受过任何新闻训练的人控制的网站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新闻源之一，并不断在突发新闻报道上无情地击败了ABC、CNN与《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但是这种成功又掺杂着太多令人不安的成分，因为这家网站所依靠的不过是一些永远都不会消亡的谣言。当《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需要通过五位编辑才能见报时，它从不核查谣言的真实性，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效应，它随时准备着公布任何绯闻。而这家网站的建造者与唯一的新闻编辑麦特・德拉吉（Matt Drudge）注定要同时进入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革新者与最臭名昭著的小报记者的双重行列。更重要的是，这个35岁、一副西部牛仔式嬉皮打扮的人已经部分改变了美国政治、新闻与历史的轨迹。他的新闻哲学（就像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德拉吉的杰作》）引发出的后果与无法了结的争论，让我们迷惑不已……
让我们回到1994年。这一年，这个叫麦特・德拉吉的高中辍学生在厌倦了7-Eleven便利店的工作后，搬到洛杉矶，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礼品店的店员。在那里，他开始阅读Variety这样的娱乐杂志。这一年秋天，德拉吉收到了父亲赠与的一台计算机。德拉吉被计算机提供的交流模式征服了，出没于聊天室成了他的主要乐趣，并开始将一些娱乐与政治消息贴到网上，其中一些来源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废弃的新闻稿。1995年初，他的电子邮件式的新闻公告吸引了一批人的注意。4月，他建立了德拉吉报告网站。由于率先报道了NBC与微软共同建立MSNBC这样的事件，德拉吉报告开始引人注意。但是，真正将德拉吉推向焦点的是，源于他从1997年开始对围绕克林顿与白宫丑闻的报道。
先是1997年7月，德拉吉通过一个私人聊天室获知《新闻周刊》的迈克尔・伊斯科夫正在写一篇白宫绯闻的报告。由于据传克林顿曾对之有过性要求的凯瑟琳・苇利拒绝提供证明，《新闻周刊》放弃了这篇报道。德拉吉的网站迅速揭露了这一未经证实的新闻。一天后，哥伦比亚新闻对此事件做出反应。尽管包括紧接着的琳达・特里普与保罗・琼斯在内的一系列与白宫有关的丑闻最终都不了了之，但它们都成了当年媒体最热门的话题，而德拉吉则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德拉吉神话开始隐隐出现――一个人引导了整个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向。
1998年1月17日星期六，德拉吉报告上贴出了一条新闻：“在最后一分钟，《新闻周刊》枪毙了一篇必将动摇政府政治基础的故事：一位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这则新闻快速传播，引人震惊，但大部分媒体不作反应。直到星期天晚上，德拉吉终于将那个实习生的名字贴到网上――莫妮卡・莱温斯基。
德拉吉依然是从一个隐秘的消息源获知这一新闻的，他同时还知道那位迈克尔・伊斯科夫在调查凯瑟琳・苇利时就曾提到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个名字。而《新闻周刊》因为缺乏更明确的证据，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惊天的新闻。接着，德拉吉报告再次贴出这样的标题：“水门事件，1998”，声称发现克林顿有残余的精液留在莱温斯基的外衣上，莱将永远不洗它。
再往后的事实无须陈述。尽管被克林顿轻蔑地称作“污泥”（Sludge），德拉吉还是促成了20世纪结束前世界上最大的闹剧：斯塔尔报告、总统弹劾案、公众对于丑闻的热衷，还有互联网新闻业的抬头……让我们回到1998年6月2日。此时的德拉吉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但是绝对耀眼的明星。他在NBC的辩论节目中，被《洛杉矶时报》的资深记者杰克・尼尔森指责为“从不关注事实正确与否的家伙”；马文・卡柏，一位哈佛新闻学者说，他根本就是谣言的传输带；在线杂志Slate.com杰出的编辑迈克尔・金斯利称之为“横亘于互联网与公众之间的最大麻烦”。但同时，又有一些人坚持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与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一样伟大的记者。新闻节目在介绍德拉吉的出场时讲道：“他是一位稳健的揭露者、互联网告密者、公民记者。每个人都渴望知道他下次要说什么。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德拉吉。”
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上，面对那些受过哈佛、哥伦比亚这样名校训练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与CNN的记者，这位以肆无忌惮著称的小子讲道：“这一代人已经不再依靠阅读报纸或者看电视来获取新闻了，他们喜欢电脑屏幕。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还不习惯这个家伙，但我认为互联网可以让新闻业重新焕发青春。我的读者会说他们的意见被主流媒体所控制，这些大机构令人生畏。我觉得自己呈现了另一种可能，在我的网站上，每一项工作都印有我个人的痕迹。我是寻求真理的游击队员，我喜欢去那些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我是个扒粪者……”
2000年10月出版的《麦特・德拉吉的杰作》，由德拉吉的一些缺乏组织、充满惊栗的媒体批评片段、非连续的日记、无目的的笔记组成，其中贯穿了一股“垮掉一代”的节奏。这本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德拉吉的主要想法：1.媒体巨人控制了公众，他的任务是单枪匹马地与这些媒体巨人搏斗，传达给公众另一种声音；2.印刷术死了，电影死了，电视死了，互联网将取代一切；3.新闻将不再受大机构控制，永远也不再会，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记者；4.媒体无需检测新闻的正确性，公众自然会鉴定。
所以，有关德拉吉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一个丑闻记者是否有资格进入新闻界。四个问题尖锐地突显在其拥护者与反对者面前：1.新闻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2.公众的趣味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如何？3.我们的文化倾向是什么？4.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关系如何？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闻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与门肯等人完善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新闻记者必须不顾一切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守卫者，是第四权力，是林肯・斯蒂芬所谓的“扒粪者”。也因此，早期的新闻记者大多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们更需要敏锐与勇敢。这也是新闻业最重要的原则，媒体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它给予公众知晓权。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说，麦特・德拉吉的确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对克林顿丑闻的揭露所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华盛顿邮报》对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就像他在接受NBC采访时说：“当然，我去那些发出臭味的地方。”
新闻业的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业余选手们凭借激情来成为好记者的例证。但是，随着媒体对世界越来越广泛的报道及商业利益的需要，庞大的新闻机构成为调配这种复杂作业过程的必需产品。我们可以相信一家小镇报纸可以依靠几个人完成报道，但是我们想象拥有上千名记者，同时需要报道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事件的《纽约时报》如果缺乏一个严密的制度该如何行事。为了保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这些大新闻机构必须安排严格的程序：记者―作家―编辑―事实核对员，这样繁复的过程尽量避免由于记者的疏忽和个人倾向带来的严重失实。
而伴随着新闻业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者进入其间。他们的价值观念必然与最初的草莽记者不同。强烈的精英思想使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筛选各种新闻事实，让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出版的东西面世。严格的程序与精英化思想很容易形成某种傲慢。他们成了向公众提供新闻的唯一源头。
这正是麦特・德拉吉在他的著作中竭力攻击的一点。他声称媒体正在被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新闻变成了一个大机构的专利。这些大机构离权力中心太近了，无法了解真相。而他则是一个人在操作，他坚持不需要编辑也不需要事实核实。所以他非常迅速却随意地公布新闻。他的哲学是：不管你提供的是谣言还是真实新闻，公众自然会判断。（但是德拉吉忽视了一点，他所挖掘出来的白宫丑闻是建立在《新闻周刊》放弃的报道上，也就是说真正提供新闻调查的依然是大机构，而德拉吉不过是更加勇敢地将它公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