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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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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查良镛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从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于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后政权可能落入别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开规定了接班人,这显然是违反毛泽东本愿的。所以如此,当然由于林彪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好像唐朝玄武门之变之后,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咀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风暴”,他本人还上了暗杀名单。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初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过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整个大陆陷入反右、“文革”的灾难深渊时,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情、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一章 海宁袁花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幼时即熟悉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潮”,这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海宁潮”,所以,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

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不论叫海宁州还是海宁县,都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才归嘉兴。这个以海潮出名的滨海小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盛,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海宁人(蒋、徐还是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

1923年,查良镛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①,“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②赫山房离观潮胜地盐官镇相去不过十数里地,幼时他几乎每年都要跟母亲去看海潮,上小学时做童子军,还在石塘边露营过,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良镛的“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海宁查氏族谱》称,先祖查瑜以下六世,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自第七世起规定了字辈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到查良镛这一代正好是“良”字辈,再往下是“传”字辈,“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祖父给查良镛取了个小名宜孙,因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人都叫他宜官。“宜”“二”在海宁方言中同音。③

在他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上半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之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

① 杭州东南日报社档案中有查良镛1946年亲笔填写的简历,“出生年月”一栏是“民国十二年二月”。1947年3月的“职工名册”上,他的年龄一栏是“二十五岁”。1955年10月5日他在《新晚报》发表《漫谈<书剑恩仇录>》第一句说,“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梁生于1924年3月22日,属鼠。查良镛弟弟查良钰说:“小阿哥良镛是属猪的,生在阴历1923年底,阳历1924年初。”见宾语、潘泽平《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人物》2000年第7期,114页。刘国重考证,如他确实属猪,也确实生于2月6日,应不是阳历2月6日,而是阴历癸亥年二月六日,即192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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