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全集.net》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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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 - 柯平
关于本书
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1)
《阴阳脸》—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文/ 南 帆
消费时代的一个杰作即是，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一批作家和导演发现了历史的商业价值，电视屏幕和多卷本小说之中晃动着大批古代的帝王、侠客、青楼女子和浪荡文人。还珠格格式的成功带动许多人到史书典籍之中淘金。沉重的历史正在变成一系列轻佻的恩怨情仇，巧妙地赚取人们的眼泪、笑声和钞票。
相对地说，散文和随笔仍然保存了对于历史的传统尊重。对于这些作家说来，历史不是娱乐；历史的意义是思想的启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绵延不绝的历史感慨证明了隐在胸中的不平之气。心如止水的人可以研究历史，但不会因为历史而沧然涕下。作家转身拈起了历史，目的不是考据订正――他们有更多的话要说。
当然，并不是涉入历史的散文一概精采。相反，许多作家常常被历史的重量拖垮了。摘一些冷僻的史料，发几句众所周知的清议，这是多数历史散文的通用模式。有史料而无史识，跛脚的历史散文比比皆是。他们那里，历史不过一个遥远的事件，思想来自某一本通俗理论著作，叙述人“我”如同中药房里把秤的药剂师：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兑入某些伪造的思古幽情，另加比附反讽与卒章点题――这些材料煎熬出来的历史散文犹如不痛不痒的感冒冲剂。我时常任意地翻阅一些刊物，暗中等待一些思深虑远、气盛言精、神采奕奕的历史散文。必须承认，柯平先生的《书生论剑》令我吃了一惊。《书生论剑》计一十六篇，多是记述明清一些著名文人的人生。大约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一个遗憾已经相当强烈――为什么我没能早些发现这一批散文呢？
我想首先提到的是《书生论剑》的叙述。这些历史散文纵横挥洒，同时又针脚细密。不论是龚自珍、郑板桥、沈复还是袁枚、赵孟頫、李渔，作家对于这些骚人墨客的生平、作品以及当时的文学史气氛都相当熟悉。作家不是一字一句地抄录史书，而是按照胸中沟壑裁剪史料，舒卷自如，大开大阖。这些历史散文的叙述语句时常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叙述人的感喟、沉思、想象、猜测、分析、叹息密集地交织在事件的陈述之中，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节奏。这既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又是叙述人与历史的持续对话。这种叙述表明，作家已经沉入历史，追抚当年，而不是超然地伫立于历史之外高谈阔论。
《书生论剑》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这一批历史散文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书生论剑》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然而，现今看来，他们身上又有如此明显的人格弱点。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用装腔作势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从郭畀到袁宏道皆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赵孟頫终于从前朝遗民到腆颜事敌……总而言之，许多文人的生活都和政治权势发生了复杂的联系。无论渴望还是失望，投机还是不屑，政治权势始终是他们生活之中不可回避的重心所在。他们的人生必须根据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来定位。科举应试，卑躬屈膝地索取名流的推荐信，得到一官半职，趾高气扬地顾盼自雄，官场失意挂冠而去，寄情山水，愤世嫉俗，妓女倡优，僧道药酒，或者标榜人格形象，或者觑破了世态炎凉而领悟了人生真谛――许多传统文人基本上就是在上述的生活之中打圈子。这种生活已经形成一个二元的结构。主导这个结构的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朝如此，在野如彼，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二元，别无他途。这就是传统文人全部的人生棋盘。
从《书生论剑》之中的文人形象身上可以发现，政治权势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柯平先生的考察，矜才使气、自命风流甚至飘然出世仅仅是这些文人制造的假象；事实上，他们对于权贵的日子垂着三尺长的涎水。即使是金圣叹这种放诞的性格，一旦听到皇帝老儿一句无足轻重的赞语，立即就“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这证明，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这批文人的无意识之中。相对地说，郑板桥更为擅长巧妙地与政治权势周旋。他时而阿谀权贵，当上了一个小官；时而傲视权贵，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这样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形象与性情都截然相反的两个板桥：一个清高、内省、磊落坦荡，为民请命。一个世故、轻浮、追名逐利，工于心机。有时，当我面对他全集扉页上那张满脸皱纹，下巴有一撮山羊胡子，目光闪烁的尖脸，心中难免会不生这样难以释怀的自我疑惑：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郑板桥呢？”然而，无论是哪一个郑板桥，他的精采――当然也是他的狡猾――就在于都能够以相宜的方式从政治权势之中获利。
相对而言，赵孟頫与吴梅村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都遇上了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时刻。赵孟頫与吴梅村都曾苦心孤旨地设计自己步入仕途的方式。赵孟頫是宋室遗民，同时又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对他说来，要不要改节仕元，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赌博。然而，这是用一辈子的名声赌什么？仅仅是利用权力作威作福吗？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向吴梅村提出。吴梅村少年得志，早早进入官场，很快就在党争和倾轧之中败北。清朝政权稳固之后，吴梅村扮演了一段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可是，他还是无法长期隐于林下。经过一番策划，他再度以文坛盟主和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向新的政治主人索取赏赐。封侯拜相是他难以释怀的心愿。如同其他许多文人一样，赵孟頫和吴梅村的艺术才能赢得的经济收入决不亚于朝廷俸禄，他们手里的钱财足以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基本费用――阔绰的庄园和纵情声色的放纵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的为官生涯并不快乐。付出了名节的惨重代价之后，赵孟頫还是被忽必烈皇帝吓得心惊胆战，怏怏而退。吴梅村忍辱负重，惨淡经营，盼到手的竟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以至于他晚年痛悔不已：“误尽平生是一官！”现今，人们之所以认识赵孟頫或者吴梅村，他们的官阶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记住的是一个
艺术家和一个诗人。仕途云诘波诡，险象环生，四处都是陷阱，对于赵孟頫和吴梅村这些人说来，只有文学和艺术才是他们所能过问的事情。相似的事例已经如此之多，赵孟頫和吴梅村又是如此聪明的角色，然而，为什么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仕途、仕途、仕途？
的确，阅读《书生论剑》的时候，我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传统文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政治权力体系，甚至不惜用一生的艺术声望和人格气节换取一个七品芝麻官？在我看来，趋炎附势或者贪欲、虚荣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点。
我想，至少必须考虑到《书生论剑》之中这一批文人面临的社会环境。他们自幼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不倦，一方面期待效力于社会，担纲社稷大事，另一方面期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两方面的成功是传统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势，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报纸和刊物尚未出现，当时的出版行业远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网络。不论是建国方略还是道德理想，他们的理论观念、设想和种种见解只能借助特定的权力体系传播和实践。现代社会，众多职业知识分子寄身于大学。这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势的文化空间。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独特的声音。然而，无论规模还是机制，传统的书院和私塾远远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提并论。书院和私塾仅供传统文人和一些同好、弟子交流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展示远大抱负的舞台。退居名山，讲经布道，这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如果不愿意让安邦治国的良策烂在腹中，那么，除了依附政治权力体系，这一批文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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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十三位历史名士的底细(2)
虽然这一批文人多半是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或者艺术并不是值得献身的至高理想。几笔山水，一手好字，数卷诗集，这些成就与显赫的政治功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他们说来，艺术声望更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诗人或者艺术家的身份留名青史似乎委屈了他们。功德圆满之后吟诗作赋，这是一番雅事；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当作主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于这种理想，即使杜甫也会心甘情愿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独立的身份，一流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以及声望决不亚于政治家，他们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这是很久以后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必须在文学和艺术独立之后才可能得到认可。至少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这一批文人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一大批文人的梦想总是在坚硬的权力体系之中撞得粉碎。他们的才能与权力的运作方式格格不入，还有一些文人――例如袁宏道――不堪官场繁文缛节的拘禁，狼狈出逃。文章憎命达。总之，他们不得不从“兼济”之梦退向“独善”的现实。可以从《书生论剑》之中看到，所谓的“独善”往往是另一种舒适的隐居生活。不同于北方的天寒地冻，江南文人可以轻易地遁入自然。他们时常飘浮在明镜般的水面，泛舟浮游成了他们人生的某种隐喻。许多文人临水筑园，专注地沉溺于诗画之中。这时，不少文人本能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隐然地保存了某种疏离乃至反抗权力的意味。尽管许多文人心犹不甘，但是，逐出政治权势往往伴随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解放――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这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
尽管如此，这一批文人的革命性有限。《书生论剑》之中，最为彻底的反叛者大约是一身蓑衣、独自吟唱“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张志和了。他栖息于一条舴艋舟之中，甚至不愿意上岸敷衍地与权贵们握个手。其他文人无非在失意的时刻画一些梅兰竹自况，或者寄情山水，隐身林下；或者挟妓招摇，放浪形骸。不合作――这是许多文人的象征性姿态，也是他们抵制权力的全部内容。通常，这是一种没有危险的逃避，一种乐在其中的反抗。先秦时期的村夫野老早就遗下一首著名的小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其实，即使下决心“不合作”的时候，龚自珍、余怀或者赵孟頫与吴梅村们也没有比这些村夫野老走得更远。
《书生论剑》之中的许多事实证明，许多失势的文人仍然怀有幻想――他们时刻等待朝廷的再度召唤。即使他们去意已决，这种“不合作”成就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名节。他们的“不合作”不会损害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是滔滔的治国宏论还是画在纸上的梅兰竹，这一批文人都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明朝来信》之中的袁宏道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他竭尽全力逃离宦海，而且在一封长信之中阐述了人生的五大快乐，从感官享受到读书写作，从泛舟漂浮到歌舞宴席。尤为另类的是，上述的快乐散尽千金之后，最后一个人生快乐竟是托钵行乞。这对于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理念不啻于莫大的反讽。然而，即使如此，袁宏道仍然不可能正面向权力运行机制进行犀利的挑战。
这一批骚人墨客身上有没有可能寄存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他们身上是否隐然地体现了未来历史的某种胚芽？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助于考察某些文人的复杂表现――考察他们如何巧妙地使用独特的文化资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与权力体系形成一种隐秘的交换关系，并且如何萌生出另一种人生理念。这个意义上，《书生论剑》之中的《梅花草堂主人》、《随园食事及其他》、《李渔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三篇引动了我的不少联想。
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与随园园主袁枚的遭遇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常识渊博的张大复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才勉强考了个秀才。尽管诗礼人家争相延聘，但是，近于盲人的张大复晚年还是相当凄苦：“盲杖。笔砚。清谈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相形之下，袁枚的日子风光无限：“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随园的“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袁枚“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身穿陕甘总督奇丽川送的那件猞猁皮袍，且不忘时常在上面洒一点西洋贡品古刺水（香水），怀中揣着大金表手里玩着古玉履，到处载美同游，两天染一次胡须。喝酒要用名瓷、白玉、犀牛、玻璃等几套杯盏。家中不仅有当世最大的大理石桌面，更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镜子。……”《随园食事及其他》揭示了袁枚庞大开销的来源：《随园诗话》入选者的孝敬，书籍本身的销售，替人写作序言、碑、传墓志挣下的一大把润笔，另外，袁枚在吟风弄月之余还拿出一大笔巨款放贷或者投资实业。很大程度上，袁枚类
似于现今当红的文化明星。袁枚不仅拥有罕见的才赋，更为罕见的是，他从容不迫地将这种才赋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且完全兑现为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袁枚成功地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这种配置之中，仕途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首要的出路。无论是赞许袁枚的通达还是痛诋他的投机、道德沦丧，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袁枚的身世意味深长地逸出了传统文人的模式。他既寄生于权力体系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开拓出某种前所未有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李渔是与袁枚是一丘之貉。李渔对于仕途无所用心。除了戏剧之外，李渔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享乐主义者。他告别了仕途功名，转身返回自己的家中。李渔远不如袁枚富有，这肯定他乐意亲自动手重要理由。他将文学之外过剩的才智用于追求生活质量，家是他施展身手的唯一场所。无论是马桶、蚊帐、箱笼箧笥还是窗户、暖椅、凉杌、厨艺，李渔的革新都极富创意，令人拍案叫绝。他的确没有为自己胸无大志而羞愧，李渔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才情投入世俗生活的情趣，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相对于那些古板僵硬的封建士大夫，李渔堪称另一种人生楷模。他以享乐主义的姿态隐然地解构了圣贤的古训。就《书生论剑》而言，袁枚和李渔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的历史动向，尽管他们远不是作家最为崇敬的人物。
令人感叹的是，袁枚或者李渔所代表的历史动向并没有机会大规模的扩张。市场、消费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封建社会并不是以渐进的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惊天动地的革命和战争更为有力地截断了古老的历史，并且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五四新文化运动扯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胡适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成为崭新的文化风景。相形之下，岁寒三友之类的象征空洞陈腐，泛舟江湖的出世之姿软弱无力。即使那些传统文人天份高绝，他们也只能在一个陈旧的框架之中踯躅，找不到真正的突破口。质疑皇权，倡扬民主，唤醒民众推翻黑暗的铁屋子，这只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仅是因为良知或者个人观感而关心民瘼，他们也不仅因为儒家、佛家或者道家的学说节欲自重，修炼人格。个人、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现代知识――例如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总之，《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留下的是感喟，是启迪，是不尽的历史思索。什么叫作历史散文？漫漫的历史风尘和感喟、启迪、思索――这就是了。
关于本书
《阴阳脸》书评
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
谢有顺《研讨会发言纪录》
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
吴俊《研讨会发言纪录》
柯平的《阴阳脸》，于古代近代的文人文事间写出历史的苍茫，博学、智慧、从容、飘逸。
周维强《沙漏的舞蹈》
我仅读过一篇《随园食事及其他》,作者柯平，描写袁枚其人，好看。
王安忆《我读我看》
从《西湖》读你以散文形式写西塞山，不禁心向往之……我欣喜于有些散文中的诗，比诗中的诗还多，还浓郁。
邵燕祥《与作者书》
《阴阳脸》一十六篇，实际上是十六个传统文人的个案分析。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面前？作者尽可能让十六个著名人物返回当时的历史脉胳之中，呈现他们性格之中的历史必然。
南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一章
《客杭日记》始末(1)
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杭州施水坊桥开小旅馆的剃头匠沈六郎应该为自己无意中接待了这样一位客人感到荣幸。这位谈吐风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他选择这里下榻仅仅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来干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这个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梦想就是为了把自己从一个镇江儒学学录的现职弄成学正。（相当于从现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升为副局长）而手头的荐书以及众多朋友的精心谋划使他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对此充满信心。至于偶然的雪泥鸿爪，使得这里日后竟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遑论祖上可能为皇帝剃过头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连郭本人也从未想到过。
而事实上他安心呆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干事所需，其余时间全被他用在了凭吊故国山水和会见朋友。他差不多访遍了杭州的寺院与道观。有时独行，有时由一位父辈朋友、六十八岁的诗人汤北村陪同。将日间诸事如实记于当晚的日记，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良好习惯。因此，为后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钟白搭”一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个人文字功课。
“晚登临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
“……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前朝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间一诗云‘玉辇成尘事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称‘望江亭’，俯视钱唐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尔。远见西兴渡口，烟树如荠”。
信手拈来的片羽只鳞，却成为后来的文物学家拱若至宝并愿意为之感激涕零的充足理由。因为其中有关金钟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时或后代涉及杭州的文献中一向未见记载，其珍贵程度当可想像。由此也可见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敏锐地保持自己的观察并将它如实记录下来，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来他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访友归寓，“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同样，这种带有美学意义的评价与描述，也引起了后代的杭州人对此所生发的源源不断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显然出于爱屋及鸟之意，甚至连当年沈六郎位于施水坊桥的小旅馆也仰彼余泽，成为杭地胜迹之一。在道光年间杭州著名诗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诗会上，青年诗人黄芗泉分得的诗题就是《施水坊桥郭京山寓楼》：
“东岸桥寻施水坊，楼居风韵说吾杭。便于坐卧偏宜客，况有亲邻累举觞。旧友重来叹寥落，一官本分费商量。羡他待诏能为主，至今名传沈六郎。”
郭畀日记的全称为四卷本的《郭天锡日记》，历来知者几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初年。这里需要感谢的一个人物是杭州名士厉樊榭。当时他偕一位朋友江砚南在扬州旅行讲学──作为富甲海内的淮上巨贾程松门的座上宾。在一次例行的豪宴临近尾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来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中，这位浙西诗派的领袖人物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情经过：“酒半，松门兄子岷东出观所藏元京口郭天锡先生日记真迹，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时酒边醉眼观之，不甚记忆。后十余日，耿耿于胸……即往言之岷东，岷东殊不秘也。携至予寓舍，呼灯捉笔，写成草本，略汰其无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攒笔，完好无恙，而适遇予两人皆杭人，钞而传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厉鹗在干下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干下了一件坏事，那就是他出于某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将日记中被认为有损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细节大都删去。那些文字和细节真实记录了元代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取升职如何在省城四处活动，包括请讬，求荐，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还包括索贿和行贿──当然是在时尚和官场风气的压力之下。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生动、触目惊心的所谓“无系武林典要者”，才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个删节本后来被出版家鲍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客杭日记》大约也为厉鹗所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八千卷楼的钱塘丁氏兄弟又从塘栖劳氏处购得真迹，将所有删节一概补齐，并刻入《武林掌故丛书》，这对今天那些元代文化与吏治的研究者来说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客杭日记》后世推崇者甚多，而且这中间杭州人要明显超过镇江人──出于对客人由衷赞美自己家乡的敬意。但它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不仅于此。仿佛一台复印机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心迹与行为保存完整，我们很难想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有谁在日记体文学这一行中干得如此漂亮。由于生性慵懒以及对佛学的过于沉溺，似乎妨碍了作者后来文学上更大的发展。直至逝世之时，他留给文坛的全部遗产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册日记外，仅只有《元诗选》里真假难辨的十几首短诗。（其中大半甚至还混入了元代另一画家郭天锡的作品）但他的文学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生活态度也任性直率。在组成他落拓一生全部内容的读经、泼墨、行吟、饮酒、鉴赏书画这些活动中，他最为狂热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绘制彩画。他晚年时候对茶道也情有独钟，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岁的画家倪瓒。当时倪尚未去笠泽归隐，他们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汲泉涤盏，谈诗论文。
后者曾为此写过一首追忆体的短诗，诗中的郭潇散，放浪，身若闲云野鹤。由于有关他生平资料的匮乏与珍贵，这首诗向来为对他感兴趣的那些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客杭日记》的作者形象迥异的人。一个天性淡泊的人。一个儒雅，天真，不知世事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读者的困惑是：面对两个仿佛来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一章
《客杭日记》始末(2)
郭畀一二八一年生于镇江，自小即饱读诗书，这显然跟他出生书香名门这一幸运有关。在他少年时期，父亲郭景星一直担任当地淮海书院的山长，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一座中等城市的大学校长。青年时代由于父荫以及机遇，他曾在外省的地方教育机构短暂任职。后来又极富传奇色彩地在浙江的青田县担任税务巡检，从而对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民生疾苦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了。他那枝被倪瓒誉为“毫端五色霞”的灵秀之笔在批改作业、抄呈公文的同时，也为他在江南的达官士子中赢来了不薄的名声。十八个月以后，他又突然回到家乡镇江担任儒学学录，并于元大德十一年，也即赴杭谋职的前一年匆匆去京参加教育官员的全国统考。一切似乎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着，直至我们在文章开头处看到过的那个早晨，他背着一只装满土产和名贵书画的行囊，胸有成竹，来到杭州。
《客杭日记》使他成为同时代人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苟同这种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在短短的六千余字的篇幅内，记录了一百多个人物的言行风貌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寺庙，道观，街道，山水，服饰，古迹，饮食，气象，以及省中的制度，官场的礼节，公文的格式，上官的威仪，以及怎样打点，怎样运作，怎样晚间摸到主管官员家里去“付后司所用”，怎样为应付办事衙门勒索上亲戚家借钱不遇，从下榻的河坊街一主一仆到北新桥，“空费船钱一贯二百五十”。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因为他当时担任镇江儒学学录的俸禄，不过每年制钱一百二十贯和禄米两石。
郭畀客杭期间另一件繁忙事情就是不停地为求请者作画和写字，这也占据了日记中相当的笔墨。早在二十岁以前，他的书画已尽得小米（米友仁，宋代大画家米芾之子，曾客寓镇江多年）的精髓。而另一位现实中的老师高彦敬（字房山，元初书画大家。与赵孟頫齐名）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人物。从到杭的第三天“北村具酒午面，凂书数纸”起，到离杭前为一个偶然相识的闲官的四幅山水题诗，出现在这张求请者名单上的人物竟有二十余人。其中有的是前辈高人，有的本身就是书坛圣手。他的热情与谦卑使他对这一切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并尽可能做到随求随写，当场打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自己的舅舅，“方仲明寄纸求书画，因情绪不佳，更迟一二日下笔”。我们注意到，在日记中，这一天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一日，刚巧是他到达杭州的一个月后。
饮馔也成为日记里的一项主要内容，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一个俸入廉薄的低职文官和出门在外者，况且还带着一个书僮王二。如何经济，方便，又尽可能不失体面地对付每天的吃饭问题，看来也是令他颇费脑筋的事情。这方面的一个常见格式是三杯薄酒一碗面条，但这通常发生在他与朋友之间相互宴请的时候。平时吃些什么虽无记载，但我们不难想像那种以果腹为目的的所谓吃饭。作为难得的奢侈，有时候为解嘴馋，他也会上饭馆去吃一碗他所爱吃的片儿川或素鸡汤面。他喜欢吃面那可真算找对了地方。面条是杭州的骄傲，这方面甚至还有着伟大的传统，光《梦粱录》里所列的款式就不下三四十种。至大初年去宋不远，虽饱受兵火战乱之灾，但从郭畀日记中有关面条的名目来推测，当时的城市应该已经恢复得相当繁荣。当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妇的眼光来看，郭畀客杭期间饮食勉强上得了台面的大约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鱼沽酒”。一次是此后不久，“同尹子源见储叔仪，留小酌。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开樽荐亥首”。另一次作东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请荐海蜇，话至二鼓”。最后一次是他去拜访一个担任府判的镇江人张云心，“留坐，具午酌，荐糟蟹鸡面”。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郭对自己日常生
活所难以问津的美食一律喜欢以“荐”字加以尊称，而非纪录平日饮食所使用的“具”。尽管连一个猪头也堂而皇之出现在这张珍贵食单上不免令人扫兴，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煎鱼却被细心地从上面划掉了。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由于当时接连发生的皇室内部的混战，加上大德年间对朝鲜穷兵黩武的战争准备，市场上的肉类供应严重紧缺。而淡水鱼作为浙江特产加上资源丰富，同时也不便于供应军需，因此价格一直被稳定在一个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请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尽管郭与他们官职与俸禄大致相等，但由于所处部门权势意义上的不可同日而语，生活质量也就明显拉开了档次。
类似这样随意而饶有兴趣的记叙，通过偶然展露的一鳞半爪，令读者得以略窥元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例子，在日记中应该还有着许多。如果打一个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颇像一个科技时代的光电鼠标，为我们打开当时国家机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许多窗口。这似乎也正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有关历史的一个观点，大意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一点真相，也许在野史中才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学官当时无意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时代录音师和书记员的角色。整个客杭期间，他一边游历交往，一边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进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赶到儒学提举司，发现“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厅上，诸吏无来者”。几天后的一次遭遇几乎与此类同，整座政府大楼空空荡荡，原因据说是当时的平章知事（省长）别不花获升调任，大小众官都一窝蜂地赶去拍马送行，以至无人办公。还有一次的情景说来更为气人，由于可能存在的打点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员当场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记里写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个朋友张竹村的陪同下，到附近一处书院看了一上午的诗牌，后又在仙村寺门口观“一术士之女谈星说命，若悬水然”，才略为消去心中的不快。
由于上述挫折都集中发生在客杭的前期，虽然不无沮丧，却丝毫也不影响郭对事情的结果仍然保持信心。像所有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年青人一样，他整天怀揣一卷《梦粱录》，在这座被马可·波罗吹嘘为有“石桥一万二千座，户口一百六十万家，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大街一百六十条”的著名城市里东游西荡。他游览了西湖边宋时旧称杨驸马宫，入元后修葺一新的开元宫，观赏了玄同观北斗殿壁上李息斋（著名画家李衎）所画的两枝墨松，并经考证后认为北关门外塑有古观音像的妙行寺即前人著作里所记载的接待寺。他经常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忘年交汤北村的陪同下去官巷喝茶。有时他上午还跟一帮朋友讨论他的精神老师米友仁的画技，随后就独自一人去某座寺庙欣赏佛画消磨掉一整个下午。有一次他还去拜访了一位性情怪异的前辈高人吾丘衍。此人终生不娶，住在城西一座破楼的楼上潜心修道，几年来不下楼梯半步。即使你是当朝的达官名宦前去礼贤下士，他也只送你到楼梯口为止。没想到郭与他倒是一见莫逆。后者不仅与他讨论了自己的新作《无稽集》，甚至还用那只名气很大的玉箫为他即兴吹奏了几阕古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