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全集.com》第134/137页
不过今天最高兴的是，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发信人是在中国认识的朋友胡八一。虽然信里面吞吞吐吐，但是胡八一还是表示，没有能以美国的亲吻礼节告别实在是让他遗憾。
我看完之后笑了。
《在中国，一切所谓民族问题，都是伪命题！》这篇题目火爆，内容更是尖锐生猛的文章在1965年清明节在《人民日报》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网络上“五毛党”的欢呼。
从奥运会结束之后，以前湖为首的一群人提出了某些质疑，为何开幕式上没有元朝和清朝的文化内容。这个质疑是公开的，本来负责奥运会文化宣传的就是毛雄辉，前湖他们用脚趾头也能够想明白，毛雄辉的立场是什么。毛雄辉固然因为“文青”倾向，在1962年被太祖点名批评。但是毛雄辉本人好歹也是陕西众出身，那是有“免死金牌”的。
太祖本人非常看好前湖，曾经亲点前湖共青团中央书记。但是陕西众本来就对前湖有着深深的成见，而在这件事情上，前湖看似针对的方向无足轻重，但是这点却是大部分陕西众从未言明过的底线。于是陕西众爆发了，在政治局会议上，萧白朗率先声讨前湖。前湖听说过主抓钢铁工作的萧白朗性情暴烈，但是他没想到，在这个和冶金毫无关系的事情上，萧白朗率先打了第一枪。
不仅仅是前湖大出意料之外，连太祖也大出意料之外。一般来说，这样公然的发炮，肯定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有着更深的矛盾在里面。所以太祖一度想通过“民族理论”来压制萧白朗的猛烈攻击。结果就是，陕西众出身的高级干部们纷纷表态，支持萧白朗的立场。“以民族压迫为执政根基的蒙古和满清殖民当局，毫无宣传的必要。”
陕西众给人的感觉一贯是“修正主义者”，他们不太在意理论，更多的注重实际工作，这些人算得上是管仲的政治继承者，仓廪足而知宠辱。经济飞速发展可以暂时解决很多矛盾，等到经济发展到量变，很多曾经的矛盾就失去了原先的经济基础。这个毫不革命的方法，在中国的确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体制和旧的农业化体制的矛盾，无论人民看上去有什么不满，他们最终都得适应工业化国家的体制。
所以这个本来和体制无关的问题，却导致了众多最高级的干部集体发难，逼得前湖当众气哭，也算是一个在党内历史上罕见的案例。更加过分的是，沈茂以劝架的姿态出现，他先安抚住群情激奋的陕西众，然后勒令前湖不许退场，一定要前湖当众解释清楚自己的思想源头。这个举动其实等于判处了前湖的政治死刑。
沈茂的举动连太祖都看不下去了，对待同志不该这样毫不留余地。面对太祖的当面质疑，沈茂不为所动。他很认真地警告太祖，“无论谁，无论他当过什么样的职位，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站错立场。”
如此认真的发言并没有激怒太祖，相反，让太祖明白了一件事，党内很多同志对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认真地态度，远超过太祖的想象之外。既然冲突的原因和目的非常明确，那么太祖反而不担心这牵扯到更深刻的阴谋或者路线斗争。倒是党内同志对于蒙古和满清的态度，让太祖大开眼界。原来共事这么久的同志们，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在之后的几天内，前湖三次作出深刻检讨，每次的公开检讨稿子，前湖都念得热泪盈眶。作为代价，前湖被免除一切党内党外职务，保留党籍，留党察看。一颗政治新星就这样夭折，令党内很多人为之侧目。不过陕西众并不在意“文字狱”，对于这件事，陕西众情绪化的做法已经是肆无忌惮。政治局连夜开会，在毫不沟通的情况下，以9票赞成，3票反对，同意成立“文化监查委员会”，要对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党内错误路线穷追到底。萧白朗申请成为“文化监查委员会书记”，并且在对人大的公开报告会上当众宣称，“一定要在党内杀杀这股歪风邪气！”
委员会组建的当天，周恩来忧心忡忡的前去拜访马前卒，希望他能够出面阻止这次极有可能引发“大汉族”主义情绪的事件。马前卒无奈的告诉周恩来，他本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投了反对票，已经尽了自己的力。而且这次运动无可避免，任何工业化国家都会有“民族主义”问题，对此，斯大林本人早有过专论评述。所以马前卒本人爱莫能助。
周恩来仍旧不愿意放弃努力，他又去拜访了温和派的代表沈茂。沈茂也表示，如果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推行，远比民间推行要来得更可靠。而且无论怎么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给蒙古和满清翻案，都属于罪不可赦的范畴。既然蒙古和满清当局本身就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上的，那么反对民族主义，无疑得反对蒙古和满清。
以周恩来的聪明睿智，他深知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个举措。他含蓄的询问沈茂，这次运动会不会变成翻旧帐。沈茂知道当年周恩来在民族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少“息事宁人”的发言。和前湖的发言相比，周恩来当时的发言或者能称为走的更远也说不定。陕西众轻易不喜欢搞运动，但是陕西众一旦准备搞运动，从来都是不达目的，决不放弃。而且无论牵扯到谁，陕西众都不会放过。
所以沈茂非常认真地告诉周恩来，这次运动不是为了翻旧帐。也不会去翻旧帐，向前看才是党的纲领和宗旨。沉溺于过去，对大家有何好处。沈茂反而向周恩来建议，要不要加入到委员会当中，就任秘书长一职。对此，周恩来很礼貌的拒绝了。
反“狭隘民族主义”的运动一登场，就可谓震撼。在中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了民族，就意味着少去了很多麻烦。这对于共产党也好，对于官僚系统也好，都是可喜可贺的。
满清覆灭之后，满人纷纷改名换姓，剩下的死硬份子绝大多数去了东北。解放东北的战役之后，在东北毫不声张的进行过多次严打。理由是很简单，东北土匪太多，需要严打。于是一轮轮的剿灭，各种有可能反党的家伙被割韭菜一样杀得干干净净。其中包括了数百万前满份子。经过这样的清洗，满清势力已经荡然无存。
在蒙古，苏联人发挥一贯的冷酷风格，他们不仅仅是抛弃了乔巴山，连带蒙古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名册也一并交给了TG。TG按照这些名册抓杀抄拿。马匹跑的再快，也顶不住空中侦查。解放军的骑兵部队，在空中侦察的配合下，对叛国者和匪徒毫不留情。蒙古人性情豪爽，对强者的服从颇为自觉自愿。剿灭了叛国者，剩下的人自觉自愿的服从了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一手镇压反革命份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蒙古的旧有生产模式在现代化牧业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在共和国官员们的指导下，蒙古经济恢复很快。内外蒙被分为三个新的省份，蒙古这个地名，被深谋远虑的从地图上抹掉了。
所以萧白朗的委员会存针对的敌人就是“民族划分”的概念。马克思、列宁都是主张民族划分的。但是陕西众无疑认为不应该存在民族划分。这在中苏之间还造成了一定的论战。苏联认为中国“取消民族”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共和国则嘲笑苏联刻意凸显民族划分是自掘坟墓。一切人为制定的划分人类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谓民族划分和纳粹的理想基本上是一丘之貉。都是用不肯正式现实当中复杂的问题，然后用某种狗屁逻辑强行制造差异，给自己寻找借口。
对此，沈茂在电视上公开发表演讲。沈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围绕资本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钱是唯一标准。这种制度根据资本的多寡，以“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制造出差异，固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鸿沟。有钱就可以享受更多服务，这样的“平等”创造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平等。各阶层之间的极少数转换，被欧美当作典型事例极度宣传，作为美国梦或者欧洲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欧美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自由上升的渠道。
苏联等国家则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以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以长官意志来运营国家。空耗了资源，弱化了社会的多样性。然后又以人为创造的愚蠢标准来割裂社会。
只有中国，才本着自由平等的态度来运营国家机制。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会人为割裂社会，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异，以推卸责任。也不会以超阶级来蒙蔽视听，创造出“虚拟的敌人”来转移矛盾、混淆视听。在中国，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在中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执政，人民可以在宪法的框架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解放。执政并且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权力和义务，共产党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所有中国人民都将一视同仁的享受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样态度鲜明的发言秉承了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强势政府，更加和谐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一个执政党是否独裁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政党是一视同仁的服务或者欺压人民，那么这个政党的道德水准就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
共和国的经济终于放开了，这是一次全面的放开。也有另一个更加官方的说法，就是“抓大放小”。共产党集中力量抓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本身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具体的生产，或者说“中小企业”都交由“自由”的人民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共和国国家体制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行使统治。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运动，不仅仅是在中国反响巨大，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共鸣。中国还算好些，工业化的时间还短，社会上的资本运营还没有深化到足够深度，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欧美，高度精密的工业化运营，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社会机器甚至已经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欧美，人民觉得已经失去了“自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欧洲福利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福利化社会又不断地扼杀社会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反对民粹，反对福利体制，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个社会体制僵化，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的趋势。
苏联则因为自己的工人福利过高，让苏联的工业毫无竞争力可言。
与他们相比，共和国在60年代形成了三低两高，也就是“生活水平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低。经济运营水平高、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的特点。
在1965-1967年，共和国以很多产业为信用抵押，向全世界筹集资金，最终发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贷款协议当中商定可以用人民币偿还。这年头全世界资金充裕，利率接近零利率。借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风气，共和国的巨额借款也谈不上有太多了不起。
197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到了1974年，美元和黄金脱离挂钩，加上期间人民币的升值，让共和国轻而易举的实质性赖掉了400亿美元以上的借款。
1975年1月，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了内部紧急通告，要密切注意人民币回收问题，防止外国资金在中国的经济破坏行动。到了年底，这个严防死守的行动最终被证明，这是虚惊一场。由于经济危机，共和国商品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唯一能够买得起的商品，人民币回流速度超过官方的预期。一方面是共和国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圈，对于人民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两相相加，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不仅仅没有冲进共和国金融体系兴风作浪，相反，各国央行都提高了人民币储备数量，人民币在全世界货币储备当中的比例提升到了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0：1。
中国的好日子终于开始降临了。
中国的夏天开始了，陕西众的黄昏也降临了。到了1975年，陕西众在世的人数不到1939年的85%。很多人要么退居二线，要么干脆就在疗养院面对人生的终点。与之相比的，倒是主席和总理为代表的老革命们身体更加健康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主席他们也承认，但以工作辛苦程度而言，陕西出身的同志们工作强度是南方同志们比拟不了的。
在1975年，沈茂意料之外的成为了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沈茂努力上进，倒不如说是老家伙们逐渐失去了政治热情。共和国的权力向着第二代转交的速度越来越快，1890-1910年出生的同志们不断的淡出政治领域，1910-1920年间出生，赶上了陕西众第一批大规模教育普及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政、军、企业部门之间都有过丰富经验，人脉颇广的沈茂，倒成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象。沈茂这年75岁，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在这个年纪爬上共和国权力顶峰，并没有让沈茂产生什么天真的愉悦。他的母亲今年已经101岁了，老夫人对儿子最终达成了她的理想，也没有过于激动。在沈茂成为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后，老夫人静静的在儿子的陪伴下，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