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全集.com》第34/85页
其实，就算马昂一路谨慎，不去惹恼皇上，马姬“宠衰”也是迟早的事。以朱厚照那浪蜂荡蝶的性情，不可能对某一个女人维持持久的兴趣。从他的恋爱史来看，马姬居然吸引他达数月之久，已为翘楚。大部分时间，朱厚照走马灯似的追求着女人。马姬之后，朱厚照在绥德视察工作期间，“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100}。这位戴将军之女，更加可怜，史书上留此一笔，然后下落不明。朱厚照在倚江彬为其心腹之后，由后者引导，开始大肆出游，足迹遍及塞内江南，所到之处，头等大事便是搜罗女人，弄得各地鸡犬不宁，内中故事稍后再叙。
这里单讲一个姓刘的女人。北京以北至西北，沿长城一线，是明代抵御蒙古人的正面防线，称“塞下”。正德在其统治的中晚期，多次由这条线“北狩”，打的旗号是视边，实际则是以找乐为主。当时说塞下有“三绝”：宣府教场、蔚州城墙、大同婆娘。{101}“三绝”中，令朱厚照最为心仪者，自然是最后一绝。正德十三年他由大同出发，然后榆林，然后西安，然后偏头关，然后太原，一路上“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到了太原，又“大征女乐”{102}——也就是官妓。“偶于众妓中，遥见色姣而善讴者。援取之，询其籍，本乐户刘良之女、晋府乐工杨腾之妻也。赐之与饮，试其技，大悦……遂载以归。”{103}也有记为此女名叫“刘良女”，《明史》则只简称“刘氏”。另外，朱厚照与之相遇的地点，有稗史说是在大同，而非太原。但不管她叫什么，朱厚照又是在哪里把她找到，总之，有个妓女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间大放异彩，这件事情本身是确实的。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笔者对此一直很是好奇。史家只是把她视为朱厚照诸多女嬖中的一个，除了告诉我们她非常受宠，对其本人情况则不屑于多费笔墨。而且，想当然地以为这不过是朱厚照享乐主义色情生涯的又一次简单重复而已——“试其技，大悦”——无他，唯技熟耳。但细读故事，从字里行间却品得出朱厚照之于此女，态度大迥异乎过往的异性，包括那个曾令朱厚照交织着复杂情感的马姬。
《武宗实录》记述说，刘氏进入豹房后，朱厚照对她的依赖程度，达“饮食起居，必与偕”的地步。“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辄一笑而解。”可见这妇人独具一种罕见之力，不仅令朱厚照在生活中须臾缺她不得，更从一贯的喜怒无常而忽然变得温驯豁达，甚至有些可爱。刘氏则赖此在豹房建立了很高威信，“江彬诸近幸，皆母呼之，曰‘刘娘’云”{104}。这与先前马姬得宠，兄弟被“大珰皆呼为舅”似不完全相同，趋炎附势之外，好像还多了一层敬惧。盖因朱厚照对刘氏，确非徒以玩物视之，实际上倒与她夫妻相待，甚至公开给她这种名分。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南巡，携刘氏同往。所到之处，凡遇名刹古寺，好佛的朱厚照必然造访，访问时，朱厚照都要“赐幡幢”，就像普通香客一定要烧香许愿一样；而“凡寺观钦赐幡幢，皆书‘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后军都督府镇国公朱寿，同夫人刘氏’，并列名于上”{105}。前已提到，“朱寿”及其一串头衔，乃朱厚照欲避免皇帝身份的烦扰而使的“金蝉脱壳”之计，为自己虚拟的名讳与官职。现在，当着众人，他等于明白无误地宣布，在“朱寿”名义下，自己的妻子乃是这歌伎出身的刘氏，而非在紫禁城坐守空房的那三位尊贵后妃。
真正把刘氏在朱厚照心中的分量彰显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近乎于爱情小说般的情节：自有刘氏以来，朱厚照便随身藏着一件多情的信物——一只刘氏送给他的簪子。这簪子，他永远带在身边，不拘在何处，见之如睹刘氏本人；舍此以外，它还额外具有一种凭据的功能。他俩曾约定，如他欲召唤于她，来人必须同时携有此簪，如若不然，任凭来人是皇上多么亲近的近臣，任凭来人身赉多么确凿的旨意，也都不足为信——此簪胜于一切，是他们私人情意的见证，连圣旨亦不能代！朱厚照启程南巡时，刘氏并未随行。也许朱厚照最初低估了他对刘氏的依恋，以为暂别旬月亦无不可。但分离不过数日，刚刚行至临清（河北山东交界处），朱厚照就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他对刘氏的思念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相信整个南巡不能没有她的陪伴。庞大的车驾突然在临清驻跸不前，地方官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而行在之内，朱厚照早已打发人回豹房迎请刘氏来此聚合，但却遭到拒绝——原因正在那簪子上。原来，出京之时朱厚照兴高采烈，纵马狂奔，“过卢沟【桥】，因驰马失之。大索数日，犹未得。及至临清，遣人召刘。刘以非信，辞不至”{106}。当朱厚照从碰了一鼻子灰的“天使”口中得知刘氏的回答，这个二十来岁、以往只有喜剧色彩的浪荡皇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激情、充满荣誉感、也最挚诚的一个骑士般的举动：他没有为刘氏的“忤旨”而恼怒，他承认与刘氏的约定有效并认为她有权拒绝自己；为了弥补自己不慎将信物丢失的过错，他二话不说，根本未作任何交代，自己轻装简从，带零星数人，由运河“乘舸晨夜疾归”，亲自迎取刘氏。这种狂热和对盟约的遵守，感动了刘氏，她于是从通州下运河，赶来相会，两人终于在潞河（现天津以北的运河河段，称潞河）见面，携手南来。令人喷饭的是，朱厚照不宣而去之后，大队人马茫然不知皇帝下落，次日好不容易探得其实，“侍卫官军纷纷北去”，但地方官始终不明就里，“询之”，随驾人员怎能据实相告，乃打马虎眼诳之：皇上想念太后她老人家，所以北归。山东巡按熊相居然一本正经地就此上疏，说：“陛下远念慈宫，中夜而返，不假名号，故无知者。仰惟陛下以万乘之尊，只挟三五亲倖及一二小舟，宵行野宿，万一不虞，如太后何？如宗社何？”{107}倘若他们得知，皇帝如此冲动，乃为一风尘红粉，全不干太后什么事，会不会大呼：“狂晕！”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自古以来人们对明皇贵妃事，津津乐道。岂知明皇之爱杨氏，远不如与正德对刘氏的情意。前者为博杨氏一笑，命人千里兼程将岭南鲜荔送达长安，固然夸张，但平心而论，李隆基所需做的只不过是动动唇舌而已，怎比得朱厚照驾一小舟，夤夜疾驶，亲迎心上人于数百里之外？
正德和刘氏的故事，虽然不曾像明皇贵妃故事那样，引得骚人墨客铺陈穿凿，在诗坛曲苑留下诸多名篇（《长恨歌》《长生殿》等），但仍旧刺激了民间的想象力，捏造出不少传说来。到了清初，宋起凤便在其《稗说》里搜记了如下传说：
此时承平久，物力甚盛，边塞金钱充牣【盈满、充塞】，邸肆饶庶，四方商贾与豪贵少年游国中者云集。故上【正德皇帝】频幸私邸，人第【只，仅仅】目为军官游闲辈，概不物色【注目】也。惟姬某侍上久，私窃异之而未敢发【挑明】，但曲意承顺而己。稍稍事闻，外廷言官密疏谏止。上意亦倦，乃明遣中贵【宦官】具嫔礼迎姬某入内，居今之蕉园。宦寺皆称为黑娘娘殿云。自上纳妃后，代王大惊，疏谢向不知状。乃下有司，饰妃故居，朱其扉。边人至今骄话曰：我代邸乐籍【代王府所属艺人】，故尝动上眷【恋顾】也，非一日矣。{108}
这大意是说，当年朱厚照扮作青年军官，私游大同，于勾栏间遇刘氏，缠绵多日；后来以皇家礼仪，正式迎刘氏于大内，纳之为妃，至此，就藩于大同的代王方知其事，大惊上表谢罪，本地百姓则颇以皇上瞧上此间风尘女子为荣云云。这传说的基本情节，后为京戏所用，编成有名的须生唱工戏《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马连良、杨宝森等皆擅此剧，只不过将刘氏易名李凤姐，将两人相遇地点改作酒肆而已。20世纪60年代起，《游龙戏凤》被当做黄色剧目遭禁，“文革”后始得复演。
由朱厚照昏头昏脑的举动和素日里待刘氏的态度，看得出他这一回是有些普通人恋爱的意思了。而此前的表现却都谈不上，包括对马姬，虽然爱她，但仍未曾卸下皇帝的面具。试看他在刘氏跟前的情形，与一般被爱意烧得忘乎所以的普通人有何两样？尤其是，与刘氏相处，他明显在寻找与要求着“家”的感觉：起居必偕，夫妻相称。这种吸引，一定是大大超乎单纯情欲之上的。所以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这刘氏究竟何等样人？她是怎么让这个多年来对女人只有动物式要求的人，突然之间生出世俗温情的？答案只能在刘氏身上，因为朱厚照还是那个朱厚照，他自己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作另一个人。但史籍却不给我们答案，刘氏在记载中，仍旧是以“技”取胜。值得注意的是，与刘氏的热恋，发生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南方巡幸回来不久，他就死去。难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厚照在生命将到终点之际，有浪子回头、厌倦了过去的恣肆生涯转而渴望温暖真挚亲情的迹象？这也是悬疑。实际上，朱厚照最后是孤独地死在豹房的，身边没有亲人——至少史籍没有提到刘氏曾经陪伴于他。刘氏何在，这故事的结局究竟怎样？不知道。
朱厚照崩后，太后张氏和内阁旋即解散豹房，“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还四方所献妇女”{109}。如果把朱厚照一生分为做储君与做皇帝的前后两半，则其后一半，差不多都与豹房紧密相连。十余年来，豹房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闹剧、荒诞剧，以及形形色色的三级片——当然，偶尔也有言情片。不过，归根结底，豹房上演的是一出悲剧。为何这么说？我们只须想想，朱厚照入住豹房时，不过十七岁，春天一般的年龄，死时刚过三十岁。如此美好的年华，正该是勃勃向上、奋发健行的人生。可他却匿身密室，在阴暗幽晦之中醉生梦死，耽于各种感官皮肉刺激而无法自拔。他是这样损耗着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让它早早地衰老、烂去和朽掉。倘若他不是身不由己、糊里糊涂做了皇帝——他实在不适于做皇帝，哪怕从最无廉耻的善于享乐的角度说，他也不是做皇帝的料——而是像天下大多数普通少年一样地成长，他的一生想必不至于这么糟糕。
这悲剧，说到底是制度的悲剧。只要命中注定，不问是什么货色，都把他弄到皇帝位子上，既害人民、国家，其实也害他自身。朱厚照这人，我觉得他对自己的皇帝血统和出身，骨子里面有一种仇恨——尽管他同任何人一样，屁股一旦坐在那位子上，也禁不住它的纵容和诱惑，去施各种各样的淫威。但他还是有一种恨，一种潜意识的、无可奈何的恨。
将这种恨揭橥出来的，是正德九年正月的乾清宫大火。这场因朱厚照放灯而起的罕见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作为帝权象征的乾清宫。《武宗实录》记其经过如下：
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致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负责机构】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即那个后来发动叛乱者朱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宁王府役隶】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幙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小心】，遂延境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110}
——“是好一棚大烟火也！”细味当时情景，正德此言，很难以“没心没肺”视之，里面分明含着一丝怨毒，更透着大欢乐、大欣幸，仿佛这是大快人心之火，仿佛烧毁的不是他自己的寝宫，也不是他世代的祖居，而是一座樊笼。这跟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闻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语意何其相似？
为着这朦胧莫名的恨，朱厚照逃往豹房，但其实无处可逃。“皇帝”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恶，不因他迁变居所而泯灭。它追逐着他，并且与豹房独有的病态相结合，更恣肆更彻底地毒害了他。
光荣与梦想
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之下他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他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111}。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感到愉悦呢？那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在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112}可见他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弘治皇帝】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113}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别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他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114}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115}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凶猛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心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他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是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116}。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117}（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类似健美先生，这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其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118}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砲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119}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的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的皇帝中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习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三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霉。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若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把朱厚照称作16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以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待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的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被阉割过的意味，不过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和湖北，内中以直隶（河北）霸州的刘六、刘七暴动，能量最巨，威胁最大。暴动发展迅速，官军不能制。到正德六年，由兵部侍郎陆完动议，开始征调边军参与剿讨。所谓“边军”，指明代专门驻镇北部长城诸要塞，防御“鞑虏”的部队，其职责专在国防，不介入国内平叛剿乱之事。可是立国百余年后，日甚一日的腐败，已使身膺对内镇压功能的京军，毫无战斗力；此时，对各处“流贼”屡战屡北，京师数危。尚具一定战斗力的，亦只有边军。为应急之需，朱厚照乃将祖制撇在一边，在本朝史上第一次征调边军参与戡乱。于是，得与许泰、江彬等边帅相遇。
一旦结交，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慨。史记：“【江彬】谈兵帝前，帝大说【悦】。”{120}从小迷上打仗的朱厚照，现在才算亲睹野战军将军的风采。从江彬口中，他听到多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雄壮故事；抚睇江彬的累累伤痕，他胸中鼓荡着壮夫、英雄的豪情！还有韬略、兵策——一位野战军指挥官所滔滔不绝谈论着的这些内容，该何等令人大开眼界？想想自己在“内教场”玩的那些东西，纯粹是小儿科！
江彬立即接手朱厚照那支“太监部队”的训练，用正规手法将其从“银样镴枪头”打造成大战数百回合不倒的钢枪。“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121}也许，与这员“虎将”并骑而立的一瞬间，朱厚照才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武士，他仿佛有一种重生之感，从他隆重地为这支“新军”更换的服饰即可看出这一点：“诸营悉衣黄罩甲，【许】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122}何谓“衣黄罩甲”？指的是“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也就是说，穿得再好，也非要在外面套上一件甲衣，才神气，才美。因为这是皇上所欣赏的服饰美，一时间，“市井细民，莫不效其制，号曰‘时世装’”{123}。换成今之用语，“衣黄罩甲”便是16世纪初中国的头号时装。这种以军饰为美的时尚，大抵很像笔者小时候“文革”中人们对于军帽、军装、军挎包、军用皮带（俗称“武装带”）的推崇。那时，武斗遗风犹存，加之又掀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一切具有武装色彩之用具，无不走俏，极难获致，幸而得之者则饱受他人羡慕，而抢劫犯首选的目标，竟然也不是手表和钱包，恰恰就是军帽等物——此为题外话也，但两者之间确极为相像。《明史》提到，当时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124}，前面说“贵者三翎，次二翎”，堂堂国防部长仅被赐一翎，就把自己高兴坏了，足见这由朱厚照而起的“军事拜物教”是怎样的风靡一时！
江彬一面调教御林军，努力帮助朱厚照找到职业军人的感觉，一面适时地以诸多诱饵，鼓励朱厚照出外冒险。“数言宣府【北方边镇之一，在今河北宣化】乐工【娱乐界】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边境武装冲突】，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125}在江彬，这可以让朱厚照远离豹房大佬钱宁，为己所控；在朱厚照，则其向“东方堂·吉诃德”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所以江彬之言深获其心（“帝然之”）。
朱厚照跃跃欲试。但这位大明皇帝，究非西班牙乡间的一介普通绅士，不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抱负付诸行动，却须首先投石问路。根据给事中石天桂等人的奏折，至迟于正德九年起，朱厚照就经常以秘密出行的方式，来试探群臣的反应，“数离深宫，驱驰于外，有时侍卫之臣不知所在”{126}。
此一伎俩终于在正德十二年升级为实质性行动。他着手做正式的准备，“大造刀铳甲箭，将游幸焉”{127}。八月初一清晨，朱厚照“微服【换装，扮成普通人模样】，从德胜门出，幸昌平”。这次行动是如此秘密，瞒过了朝中所有人。大臣早朝不见皇帝踪影，苦苦守候到下午，才辗转听说圣驾一大早就去了教场，然后转而前往天寿山（在十三陵附近）游幸。第二天，内阁三相梁储、蒋冕和毛纪追至沙河（今回龙观以北十公里），失去线索，徒劳而返。而据专门司职看管京畿北大门的巡关御史张钦所得情报，所谓皇上巡幸天寿山，其实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欲出居庸关巡宣【府】”。张钦立命守关人员严加戒备和稽查，勿将可疑者放出关去，同时上疏朱厚照（不知以何途径送达），称：“天子举动，所系不小。或欲亲征虏寇，宜先下诏大廷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择定吉日】、清道【沿途戒严】、百官扈从【仪驾齐备】。今者皆不闻，而轻骑潜行，万一奸人假窃陛下名号欲过关，诱引胡人以危社稷者，何以防之？臣职守关，陛下即欲出，臣万死不敢奉诏。”{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