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全集.com》第4/85页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作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他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他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看出了朱元璋的个性。他从小显然心就很高，胆子大，皇帝、菩萨都不放在眼睛里，有极强的权力欲；但是，家穷、人小、孤独无依，受了不少欺负，这些欺负在一般人往往也算不了什么，朱元璋却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会想方设法来发泄和报复；而报复的形式又很值得玩味，一是他会表现出暴力倾向，二是他还比较“阴险”，不直接跟活人干（干不过或者还不能那么干），而拿泥菩萨出气，三是他那年少头脑里所想出来最痛快最解气的报复手段，居然是充军、流放这一类刑罚方式。
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小故事，给他后来的统治者生涯，埋下了很深很深的伏笔。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凌乎绝顶、无法无天。中国历代帝王，除极个别雄主以外，大多数都只掌握着一种虚拟的或者说名誉上的“绝对权力”。这来自于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诸多复杂性。自从儒家伦理在汉代确立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秩序以来，君权就同时既被抬到与天齐高的位置，然而又被一整套伦理体系所描述、所规定和所限制。“君君臣臣”这个理念，讲的是君要如君、臣要如臣；未有君主之前，先已有了君主的本分，违反这本分，就是“君不君”。所以，一个君主的合法性，不光由他的皇统合法性来确认，还要由他的伦理合法性来确认。成为君主，绝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得削足适履般地使自己适合儒家伦理所给出的君主定义、义务和责任，要接受儒家伦理的诠释者——士大夫群体如影随形的检验、评判和谏诤。除了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结构，亦非帝王“一元化”领导。君权固然至高无上，相权却经常更具实质意义；从三代直至宋元，贤相誉掩君王，或者权相势压君王的例子实不胜数，伊尹、周公、管仲、赵高、曹操、诸葛亮……这些强有力的政府首脑，往往超越君主而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者，后者则相形见绌或状若虚设。而且，不单相权在威胁君权，其他诸多元素——藩镇、外戚、宦官——也作为蛰伏着的力量随时可能分解削弱君权，单看唐代，就有多少皇帝沦为傀儡，甚至丢了性命！
奇怪的是，既然做君主这么不爽，以往历代为何没有出现朱元璋式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说奇怪也不奇怪。我粗粗想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必须是延续较长的、稳固的大朝代，才有余裕的时间来想这个事儿，短命的朝不保夕的内乱不止的小朝代，恐怕顾不上；第二，非得第一代君主存了此心，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加以变革，否则，中国讲究祖制，不合祖制者，变起来难乎其难；第三，还要看帝王本人的威权、心计、手腕乃至个性如何，柔而寡决者不成，刚而过猛者不成，对局面缺乏绝对控制力、对群臣没有形成和达到极高威望和巨大震慑力，也不成。
综合以上数点，我们可看到，帝权一统中国以来，到朱元璋之前，只有汉、唐、宋、元四代够条件。元代情况特殊，一直未融入中原文化传统，内部权力冲突与典型的“中国特色”不大一样，所以首先排除不论。汉高祖刘邦既有所意识，也有所举动，然而考虑并不周密，看得也不够深远，否则就不会险些让皇权易姓吕氏。唐高祖系酒色之徒，并无雄才大略，且在位仅八年，唐代真正的奠基人是太宗。此人从智力到能力到威望，无疑拥有充当独裁者的一切条件，唯一的问题取决于他想不想这么做，事实是他不想这么做，似乎也无须这么做——他罕见地做到了在不杀戮功臣、信用宰辅的同时，始终保持并完整享有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李世民的错误在于未能预见到他的肯定不会像他一样出色的后代所面临的麻烦，所以唐中晚期以后帝权也是历代最脆弱的，可见一个朝代的奠基人过于优秀、过于自信也并非吉兆（对于帝权而言）。宋太祖既有接近于李世民的条件，也有李世民所不屑一顾的危机感，同时中国历史到了那个年代也积累了更多的“教训”可供赵匡胤记取和借鉴，事实上，帝权正是在他手里迈出走向极权的第一步，他显然是朱元璋的先驱和主要借鉴对象。不过，赵匡胤的思虑却是片面的，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也就是说，集中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方面。他自己搞“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然后成功导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他完全受制于自己的这种成功经验，只对朝廷军事制度做出重大变革——将兵权收归皇帝，保留将领的作战指挥权，其他方面却没有触及。
现在，轮到朱元璋出场了。
让我们睁大眼睛打量这个人：他当天下离乱之际，以弱者身份从群豪中脱颖而出，亲手打造了一个王朝；他驱除胡元遁归沙漠、奠安华夏恢复中国，俨然民族复兴之主；他躬率六军，亲赴矢石，军队是其亲手缔造，骁将皆为两淮子弟；他登基以来，夙夜图治从未怠遑，更兼在位三十一年，积累深固，威仪日重……可以说，无论从经历、建树、威望、地位和实力任何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千百年少见的强势君主。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起于最底层，拥有对残酷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由此磨炼出来的心理性格。
每个看过朱元璋画像{25}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真会说话，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它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上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它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只狠霸的大猩猩。这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盛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莫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传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际，尽管贵为人君，无情岁月的痕迹也许可以从宫廷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前文我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政治的一个评价，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森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在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森先生的这个观点，并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盖所谓暴君者，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得上这称号。不论朱元璋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无论在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地打压官吏，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为在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有没有暗中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又如何影响了他为政？
揪出与打倒
细玩朱元璋的暴力驭吏，深感此人乃是一位天生的权术大师，他通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不可告人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惩治污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头，被朱元璋借题发挥，搞扩大化，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朱元璋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连引至数万人。
整个明代只有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胡案后，朱元璋废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终结（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而仅有的这四位丞相，除徐达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被一网打尽，可知此案之巨，亘古未有。
胡惟庸得罪朱元璋的直接缘由，据说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属越南）使者来贡，胡惟庸自行接见而未奏闻，然而，占城贡使却被一个太监遇见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责，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说是他们处理不当，礼部岂能甘做冤大头，反过来坚诉与己无关。推来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脑儿将中书省、礼部诸臣统统下狱，审讯谁是主使。很快，首先将汪广洋（时汪为右丞相，胡为左丞相）赐死。汪死之时，其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听说此事，命查陈氏来历，得报告说陈氏乃是某罪臣之女，其父没官后充汪妾，朱元璋再次发作，说：“没官之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竟以这个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咸当坐罪”。恰在此时，有两个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的官员告发胡阴结武臣谋反，胡当然被诛。
然而，胡案奇就奇在，事情并不因胡惟庸死而结束，从洪武十三年诛胡，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案就像一座储量巨大的富矿，一再被深掘潜采，猛料迭爆，不断有“新发现”。先后查出胡惟庸与东瀛倭国和逃到沙漠的旧元君臣相交通，是个“里通外国”的汉奸、特务、卖国贼。洪武十八年，胡案再挖出一条“毒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这李存义与胡惟庸是亲家，其子李佑娶胡女为妻，举报者说李存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计划，奇怪的是，李存义不仅没有被处死，而且得到的只是流放崇明岛这样简直应该说很轻的处罚。这种反常的处置似乎意味着什么，果不其然，又过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被揪出来了，那就是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李善长的揪出，真正宣告了胡惟庸“反皇叛国集团”彻底覆灭：李家“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同时有九位侯爵被打成共谋不轨的“逆党”。至此，胡案迁延十载，最终以李善长倒台及三万余人被杀而落下帷幕。
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一共只封了六人为公爵，李善长是文臣中唯一被封者，且排第一，位居徐达、常遇春等赫赫名将之前，朱元璋在所颁制词里将李直接比做汉相萧何。后为示恩宠，又将临安公主许配善长之子李祺，一时间，李善长荣耀达到顶峰，史书上说“光宠赫奕，时人艳之”{26}。
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七十七岁、没几天活头的时候，被朱元璋以意欲辅佐胡惟庸谋取皇位为由除掉。李被杀的第二年，一个低级官员王国用上书朱元璋，就此事提出质疑，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如果说李本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事情还另当别论，“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27}这个推理十分有力，没有犯罪动机，何来犯罪行为？这是朱元璋无法回答的。极为蹊跷的是，狠狠将了朱元璋一军的王国用居然平安无事，朱元璋给他来了个既不作答也不加罪——莫非朱元璋有意以此方式默认某种事实？回顾胡案十年，我们发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巧为布置的痕迹，几乎每一次重大关节、演化，都由微细琐事而逐渐被放大，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由头，生拉硬扯，顺藤摸瓜，株连蔓引，直至搞到李善长那里方才罢休。也许存在胡惟庸试图谋反的事实，但这案情绝对被朱元璋利用了，可能胡案事发之日，朱元璋便意识到此乃剪除李善长及其势力的良机；他以惊人的耐心，不慌不忙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件钝刀杀人的杰作。
李善长被杀后三年，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是“老一辈政治家代表人物”，一个是“晚生代军方精英领袖”；一个被前后花了十年功夫慢慢扳倒，一个却被速战速决、突然发力瞬间击倒……朱元璋对李蓝二人所用手法，真的是无不妙到巅毫。
蓝玉崭露头角是在明建国后。洪武四年、五年，他先后作为老元戎傅友德、徐达的副手，征定西南、北漠，迅速显示其军事奇才。洪武十一年，他和另一位新生代领军人物沐英联袂出击西北，“拓地数千里”，班师封侯。洪武十四年，他以征南左副将军从傅友德出师云南，“滇地悉平，玉功为多”。此后声誉鹊起，洪武二十年，终于取代老一辈的冯胜“拜为大将军”，总领军事。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靖宁四远居功至伟，从南到北，川滇、陕甘、塞北……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与蓝玉有直接关系。《明史》说其“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
取代冯胜为大将军后到洪武二十六年被处死，是蓝玉军旅生涯最辉煌的五年，其间他率十数万大军，于捕鱼儿海大败元军，捕获元主次子、公主、诸王、平章及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讨平施南、忠建宣抚司、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等部（今贵州一带）叛乱；坐镇西部，略西番、罕东之地（今甘肃、新疆一带），击退土酋，降服其众。
就像任何能征惯战的军人一样，雄心万丈的蓝玉有些收不住手。但他没有料到，当他奏请“籍民为兵”、计划扩充军力，前去征讨朵甘、百夷（今青藏、滇西北一带）时，朱元璋却下达命令：班师回朝！蓝玉闷闷不乐地回到京师。朱元璋似乎有意在刺激他，两年前原拟晋封蓝玉梁国公，却临时改封凉国公，有一种降格的意味；西征还京后，蓝玉自忖按功他可加为太子太师，但朱元璋只给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衔；在朝奏事，他的意见也几乎不被采纳。这边血气方刚，正怏怏不快，那边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绪，骄傲的将军终于被弄得举止浮躁，这时，专事侦探大臣言行的锦衣卫恰到好处地向皇帝提出蓝玉有谋反企图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迅速结案：蓝玉灭族，“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人被杀，《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军事集团”——此距朱元璋辞世仅仅五年，相信这会使他阖上双目时比较踏实。蓝玉一案的内幕究竟怎样，无人得知，他要谋反的说法来源于朱元璋的御用特务机构，定罪过程也处在封闭、秘密的刑讯状态之中，但后人显然存有疑问，例如由清代官方修订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没有把蓝玉列在其中，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看法。
我曾在明中叶王锜所撰笔记《寓圃杂记》中，读到对蓝玉其人的间接描述，似乎在婉转地为蓝玉鸣冤。
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建国初期】，法制严峻”而“坚阻之”，“【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以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兵体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
冤魂缥缈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
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被法办】，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闬【巷门、里门，指故里】故旧及兵兴艰难事”，“【汤】和不能对【答话】，稽首而已”——人到了这地步，连话都不会说，只会叩头，自然也就可以让他自己老死，不必除掉他了。
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
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为人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然派使者来赐膳，徐达一见，当即泪如雨下，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待内使走后，徐达密令给他治疗的医生赶快各自逃命。果然，不久徐达就死去，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闻徐达已死，“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下令抓捕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全部杀掉。{28}此不载于正史，然细节精彩、情理皆然：从朱元璋起初得知徐达染沉疴而暗喜，到表演对“布衣兄弟”情深义重的伪善一幕，到徐达病情好转令他始料不及，到痛下杀手、毒飨徐达，再到假装悲恸、以惩处庸医为由卸责灭口，笔笔入木三分，画活了朱元璋，我宁肯采信于它。
值得采信的根据，亦因投毒这事朱元璋至少还干过一回。李文忠，位列“功臣榜”第四的大将、曹国公，他是朱元璋姐姐之子，也是除朱元璋后代外朱家的唯一骨血，但他并非仗着这层亲戚关系登上高位。史载李文忠作战异常勇敢，“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屡建奇功；更兼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以儒将鸣于当世。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建国后他被释去兵权，居家与高士儒者交，忧国忧民，屡屡将所讨论的意见谏达上聪，如劝朱元璋“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一来二去，朱元璋早就不爽。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也是亲往探视，也专门派人护其医药，翌年三月，正当英年的李文忠不治而故。这次，朱元璋主动指出李文忠是被毒死的，负责治疗的“诸医并妻子皆斩”。滑稽的是，医生们与李文忠素无仇隙，他们为何要冒死毒害一个身为皇戚的大人物呢？——总之，证据消失了。
还有一位也是被毒死的，那便是被誉为“张良再世”的传奇人物、明初智慧和良知的象征刘基（伯温）。刘辅佐朱元璋得天下之事，人尽知之，按下不表。但民间传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