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全集.com》第74/85页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时政府军的精锐王牌。崇祯对民变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有所轻估,“攘外”与“安内”之间,他的排列顺序,前者优先于后者。崇祯十二年初,他发表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跟当年袁崇焕一模一样的任命――移师东北,以为屏障。这个认识,谈不上错误,虽然更合理的应该是“攘外”与“安内”并重,情形都很严峻,但在明军善战之师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舍彼就此,亦属无奈之选。
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崇祯以及一帮不知兵、不调查研究、好发豪言壮语的文臣,不能接受对“区区”“酋奴”采取守势。崇祯提出“灭寇雪耻”的口号,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
洪承畴不能直接拒绝(“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与清军决战。
两军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却是陈新甲派来的兵部观察员张若麒。此人在怂恿陈新甲决意一战上,起过关键作用。真刀真枪之时,他现出好龙之叶公的原形――虽然漂亮话继续挂在嘴上,内心的恐惧却遮掩不住。他说:“我军屡胜,进军不难。但粮食补给好像跟不上,而且还要多线作战。既然如此,暂时退兵,以待再战,我看也是可以的。”
从前面祖大寿的例子可以推知,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取胜应系前线将领的普遍看法。本来就认为不可战、不当战,被硬逼前来一战,结果却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上面来的人”忽然说泄气话,改口不战亦可。军心立刻涣散。大同总兵王朴,首先率部遁去,瞬间引起连锁反应,“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96}。
诸将并无主帅命令,自行退却,且丢下主帅不管。此之谓兵败如山倒。
十三万大军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畴及其所率一万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坚持了将近七个月。崇祯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旋亦投降。
一场本不必要的决战,以明军主帅被俘、宁远以北尽失的结局告终。这场战役之于明、清两国,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纳粹德国败于斯大林格勒这些事件在各自历史中的意义相仿。在那一刻,明清两国的命运已被彻底决定。但有一点不同,此前,明朝并非唯有决战这一条路,它有别的选择,然而却主动找上门去,邀请溃亡更早地到来。
洪承畴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为战死。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整个战役中朝廷与其军队彼此暌隔,洪承畴完全孤悬在外。仗能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轻言开战,闻所未闻。
被俘后的情形,明人无从记述,现在只能从清人嘴里了解一些。《清史稿》说:“上【清太宗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而洪承畴的表现是,“谩骂”,不从。
谩骂,是一定的,否则洪承畴无法向内心自幼接受的儒家伦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许,谩骂或者别的举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仪式”;或者说,一种“程式化动作”。
范文程不急于求成,甚至也不提劝降之事,只是与洪承畴漫谈,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共同感兴趣的“今古事”。闲谈中,范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天,他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房梁上偶然有灰尘落下,落在洪承畴衣上,后者马上用手轻轻拂去。范文程在将细节报告给皇太极时,评论道:“洪承畴一定会投降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衣服都很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
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197}
对洪承畴投降的解读,多种多样。
“汉奸”、“民族败类”是一种,常见而普通,也最好理解和接受。有一出京戏叫《洪母骂畴》,即循此等观念编写。
另一种,不凭观念,纯粹从事实出发来加以解读。这些事实是:崇祯三年以来,直到被俘为止,洪承畴始终是岌岌可危的明廷的干城,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丧失信心、普遍虚与委蛇、普遍玩忽职守的现实中,勇挑重任,恪尽职守,实心办事,乃极少数几个曾切实为君分忧的人物之一;担任蓟辽总督后,他的见识和战略主张,合乎实际,真正有利于明朝;明知不可战,而被迫一战,虽违乎自己的理性判断,仍毅然往之,大军溃退之际,他是唯一坚守阵地者,直至粮绝。
事实背后还有一个事实: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轻言开战的人,都不对现实承担任何后果;相反,正是他这个明确意识到开战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替那些说漂亮话的人承担了一切。
第三种解读,来自清太宗皇太极。洪承畴降后,皇太极礼遇甚隆,招致帐下诸将不满:
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98}
试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畴,是魏忠贤、温体仁那样的丑类,皇太极有何可乐之处?皇太极之乐,恰由于洪承畴是个忠臣、能臣,是崇祯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连洪承畴这样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还剩下什么?
皇太极击中了要害。
踵继而降的另一个人是祖大寿,具有同样意味。这员袁崇焕的部将,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在首长率领下急追后金大军,赶来解京师之围,结果却眼看崇祯自毁长城,将忠心耿耿的袁帅逮捕,于是愤而出走,奔回关外。那时他的心一定凉透了,不打算再为明廷卖命。但在袁帅所信赖的孙承宗的亲自劝说下,大寿终能强忍悲愤,回心转意,矢志继承袁帅遗愿,极其艰难地替他死守锦州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
洪承畴、祖大寿,无非未死耳。死,并不是对国家、朝廷尽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国者,除了死,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有益的事――甚至刚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后关头不曾选择死,但他们却一直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为国分忧解难,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这两种人,都可谓为国尽忠者。但理性地看,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人,他们数量越多,国家越有可能转危为安。至于前者,品质堪敬,但国家并不能从他们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这样的人几十万、几百万,该亡国照旧亡国,一点也不会耽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