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武侠全集Zei8.com》第9/19页
我现在的所居是半地下室的一居室楼房，月租七百，处于上海的城乡结合部，一个河南口音的熙攘世界。我的窗户露出地面，阳光纯净地躺在室内，表现着它温暖的本性――远离父母，这是我从小的志愿。
卧在床上的骨感女孩出现要说话的征兆，当一丝暧昧的音节刚刚脱离她的口唇，我的脖颈撞击上她的咽喉――
我的生活中罕见文字，阅读仅止于一本历史刊物，是双月刊，很难买到。最近一期的封面是艳舞女郎，上身尚存一只欧奴琳牌胸罩（这是我唯一识得的胸罩品牌），标题是《纪念南京大屠杀专刊》，其中对一个日本鬼子的采访令我过目不忘。
“狗屎”在日本是一个姓，他的名字叫狗屎权一郎，年轻时在南京奸杀妇女二十一人，现今已老得败絮一般，坐在轮椅里动弹不得。狗屎权一郎说他每次都是先对女人捅上一刀，再把她糟踏，与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作爱，快感是正常情况下的五至六倍。记者听完便血压升高，难怪这本杂志会屡屡脱销。
压迫在骨感女子的身上，倾听着她刚刚愈合的骨节重新爆裂的声音，我泯灭了心中家庭的幻像。
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睁得越来越大，这便是我想要的东西，距离如此之近。她的身体越来越涣散，也许不必残忍地挖掘，她的眼睛便会自行脱落。
我向着我的目的奋力奔驰，猛然右眼深处的神经一阵剧痛，仿佛被狠狠拽了一下。捂着脸，我跳起，床上的她如同一个溺水者，两臂犹自在虚空里胡乱地攀抓。
她宁静后，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我挪开脸上的手掌，右眼中的她是一团白色的光影。我说：“我的一只眼，就要瞎了。”
我的话语引发了她女性的全部温情，怜悯地望了我许久后，轻声说：“要不要再来一次，这次我不要钱。”我说：“不不，我给。”
她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欠了她三千块钱。
她具有职业水准，当我疲惫不堪时仍活力不减，蹦下床走来走去。她利用两天里的间歇时间，将我的历史杂志全部看完，边看边对我发出调皮的坏笑。她对我的右眼非常好奇，总拨开我的眼皮，拿着电筒照射，当见到瞳孔上生出的丝状异物，惊得“哎呀”一声，过了一会，还要再看。
大概是两天里的一个傍晚，她撑着我的眼皮，发出哀叹：“以后我叫你博尔赫斯吧。”见我一脸茫然，就严肃解释：“博尔赫斯是拉美异域的一个作家，热衷研究神秘文化，据说达到通灵的程度，几乎参悟了人类全部的奥秘，他和你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右眼失明。”
虽然她看我的历史杂志时显露出阅读能力，我还是为一个野鸡对博尔赫斯的了解感到惊讶。
两日过后，她拿着我写的欠条轻盈离去，十分钟后再次敲门，疑虑地说：“真能还我吗？我还是呆在你家等着你去挣钱吧！”说完便踢掉鞋子，蹦到了床上。出于职业本能，一躺在床上，她就恢复了坦然，舒展出一个惬意的造型，大大方方地说：“我在你家要白吃白住。”
她离去的时候，我原本不该地有一丝惆怅，而对于她的归来，我反应迅速，说：“那怎么行，把鞋油厂长置于何地？”她抑制不住地大笑了许久，在她停止笑声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嘴边也有一丝笑容。
笑得有些狰狞，她的去而复返，令一件事情变得可能――得到她的眼睛。我问：“你真的患有晚期癌症？”她：“如果有鞋油厂长，我就有晚期癌症。”
一切迹象表明，“鞋油厂长”是她的一个职业术语，不知有多少人上当受骗。那么就只能这样了，将她杀死――
我说：“我的右眼近乎失明，出车挣钱，必有危险，不如你当我的陪车吧，代替我的右眼。”她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有一种近似于感动的神情，也许她以为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将她爱护，如此这般地一想，我也有些感动。
两天没有开车了，同事们可能以为我已死在某一条街道。当我[文]带着她[人]行驶在上[书]海回旋的[屋]高架，相逢上许多同事的车辆，它们接连地向我靠近，见到驾驶舱右侧的她，无不乱晃着仓皇而去。
她是个漂亮姑娘，在半摇的车窗后有一种特殊的媚俏。
我的计划是，如此这般地行驶到深夜，用扳手钳朝她的后脑砸下，再将车撞在高架底柱，伪造出一场车祸，掌握住她必死的最后时刻将她送到医院，当医生抢救无效发出懊恼的叹息，我提出建议：“正好我有只眼睛出了问题，不如――”
所担心的是，医生不见得给我，可能还有关于遗体的种种法律，所以在中午吃饭时，我对她说：“给我写个遗嘱吧。”她眯起一只眼睛，诡笑地问我：“什么？”
女人越现代越好，因为现代女性对生活充满游戏感，不管说什么，只要离奇，都会取得她们的欢心。她用唇膏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遗嘱：“我的眼睛归你。”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出租车司机的餐点，我所有的同事都在，围拢着一车平板三轮的盒饭。我们蹲在地上，一阵风吹来，所有人都调转了后背。在转身的时刻，她将遗嘱递到我手中，浮现出柔弱神情，也许餐巾纸上的字迹是“我归你了”的原意，如此一想，我不由得伸出手臂，将她的肩头搂住。
身后立刻响起一片轰鸣，那是同事们啧啧的赞叹，她回头白了一眼，嘟囔道：“起什么哄呀！”便将头缩进我的手臂。
她的遗嘱叠成方正的一块揣进我上衣的口袋，心脏之上。饭后开工，她不再和我交谈，仪器般机械地报告右方的情况，如此这般地行驶了整整一个下午，天空终于出现黑暗的迹象。
在21点43分，打车的是一个醉汉，摊躺在后座酒嗝不断，她终于说话：“大哥，你是东北人吧？”那人：“是呦！”一会，她又问：“你喝醉了吧？”那人：“没有！”
他俩聊了起来，话题是土匪白俄。当那人下车时，我条件反射般大喝一声：“你不要下车。”看着我，她惊异的表情渐渐平和，说了句：“我不下车。”
扳手钳在座椅下发出铜铁撞击的声响，正逢一个拐弯的时刻。她问：“什么声音？”我说：“歇工的铃声，咱们回家吧。”
我对她的欠款增加到三千五百块。
她瘦削的身体，有着想象不到的韧性，犹如鼓面的皮革紧紧绷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睛干涩，黑暗的墙面上闪烁着父母的幻像――
我的家，一百四十年来仍在西藏中路，狭隘的两层五六个房间，有着陡峭的楼梯，窗户窄小得不像是为了阳光透入而像是仅仅用来透气，一年四季阴气森森，这类房子在1916年被北方人称为石库门建筑。
在那样的空间里，我出生后对父母的第一印象是“鬼影绰绰”。我的双亲有着魔术师的造作风度，鼻骨、面颊尖利，柔软的部分――鼻头和眼皮造型精巧。我难以长得他俩般精巧，所以总是心存隔阂，终于在十七岁时离家出走。
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有了外遇。一个早晨，母亲带领我闯进了相隔三条街道的一所石库门，父亲极其冷静地从床上坐起，穿衣穿鞋，挨了母亲一记耳光后，脸色铁青地离去，遗留下床角一位缩进被中的阿姨。
母亲一掀被子便和她打了起来，暴露出她大片的皮肤，每一下颤动都令人晕眩，将远离床榻的我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