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教育》——李镇西教育手记》第2/65页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改进我的教育方法并更新教育内容――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的这一探索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是，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种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然而，我却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同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学生读写》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 ――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正是因为我（其实，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开”时，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时，是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对柳斌同志概括的“素质教育三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嗤之以鼻，认为“搞了半天，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是，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一个公民意识，一个爱国意识，还有一个民主意识”、“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教育多样性、培养目标多样化”等等，则充分表明，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作“人”的教育！
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感到，“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特别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明确指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进步的方针”。他还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样美好的语言描述道：“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素质教育的提出，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我进而提出了我的“素质教育观” ――素质教育是“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它是“民主”的教育：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它是“科学”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以至把学校办成工厂，把学生当成商品；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是“个性”的教育：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求教育者摈弃“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尊重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的心目中，“民主”是学生观，“科学”是教育观，“个性”是人才观。
以“民主、科学、个性”为主题，我写了两篇文章：《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同时，我又在四川《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组谈“素质教育”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1997年9月，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任教，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
告别成都玉林中学前，我为我担任班主任的两个班学生分别编了两本“班级风采录”：《童心》、《少年》。我在《少年》的序言中，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
本来，编这样的书，对我来说已是“保留节目”了，但和我以往编的《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不同的是，这本《少年》和另外一本《童心》不是班级毕业时的“纪念册”，而是班级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生活小结。因此，它所反映的生活更新鲜更热气腾腾，而且是一段“正在进行时”的动态生活。读者可以从中听到一群少男少女那迈向21世纪的青春足音。更与以往类似的书不同的是，我这次有意强化了我教育实践的个性色彩，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一位素质教育的真诚拥护者和执著实践者的朴素脚印。
我想通过自己可能微不足道的探索，顽强地证明??
尽管也许还会有碰撞，但素质教育这只世纪鲲鹏，毕竟已经顽强地起飞了！
我把这篇题为《素质教育：在碰撞中顽强起飞》的最后一句话，移植过来作为这篇“思想历程”的结尾，是想表达一个同样顽强的信念：“素质教育”的旗帜终将在中国的每一座校园的上空猎猎飘扬！
谨以我这本《教育手记》，献给走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并为世纪之交的的中国留下一页“素质教育备忘录”。
（1998年1月8日）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
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