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2/13页
钱钢：德国记忆(1)
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职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负责人，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1996～1998）,《南方周末》报常务副主编（1998～2001）。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与胡劲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宁成春和我作为"三联"的考察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操作新闻周刊的"蒙学课"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罗斯危机
有两名警察在莫斯科街头被杀。
我在刚刚入住的宾馆看电视，时差的原因，过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经是10月3日了，是个星期六。俄罗斯发生了总统与议长的激烈争议，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头的骚乱。我看见了莫斯科电视台前聚集着对峙双方的支持者，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布置三联书店的展台回来，晚上21∶52，我看到了开枪。
10月4日晨，我边看电视边记日记：
现在是巴黎时间5∶50，莫斯科时间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进城，卡车，燃烧的黑烟。坦克已经布置在白宫前，有零星枪声。一个足球场。7∶52，路边停满卡车，有面包车开过。楼房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坦克撞开了足球场边的铁网。
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见俄白宫大火。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车。电视镜头重放坦克炮击白宫。据称白宫内死500人。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支持叶利钦渡过危机。
10月7日，我在书展买到刚刚出版的德国周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为《叶利钦的苦胜》，报导了前一天方结束的莫斯科危机，封面图片是愤怒挥拳的叶利钦和炮火硝烟里的俄罗斯国旗。报道中最新的内容（文字、图片）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时我们常常问，如果周四某地发生特大爆炸，我们周六上摊的刊物可能把这一新闻做封面吗?那时封面做图很难很慢，杂志印出后还要留足"?h"干的时间。捧着《明星》，我叹服那种做新闻的状态。
无意中进了贝塔斯曼
我们去汉堡访问《明星》周刊。《明星》当年曾因刊登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对全世界现丑。不过在1993年的德国，它仍然是和《明镜》齐名的新闻周刊。
《明星》的办公地点，在一幢舰船式的建筑物内。我们和总编辑交谈，观看组版编辑的工作，参观资料库，还在职员餐厅美美享用了一顿午餐。
他们的图片库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有满架的图片，分类细致；更有电脑管理的图片档案。而后者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他们轻易地调出"北京"、"邓小平"等分类的摄影作品，不时把我的念头拉回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周刊资料室"。
我们被领到放置历史资料的屋子，那里有创刊之初的老杂志。《明星》的总编辑告诉我们,"二战"后，汉堡由英军占领。1948年，英军占领军司令发布一个通告，称谁愿意创办一份鼓吹民主的杂志，他就会批准出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愿意。那人于是当了《明星》的总编辑，一口气干了40年，在我们去德国的不久前才退休。
从一个深深的大抽屉里，现任总编辑抽出《明星》创刊号。非常的薄，纸张很黄（不知当年就这么黄还是变了色），没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他又抽出几期，说那时的杂志上有许多黄色的内容，随着读者日众，严肃的内容也渐次增多。
1993年的《明星》周刊，已经是一份有200多页的大刊物。无数期刊物的封面，被制作成小图，密密麻麻地布满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大墙，真是壮观。老总编辑已经退隐乡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小博物馆。
《明星》的图片非常棒。我们在德国的日子里，他们有一期刊物的封面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神》。封面金碧辉煌，是孩子的头像。说的是一个8岁的小活佛（即17世噶玛巴）的故事。他们使用了大量图片，据说曾派出一支摄影队在西藏采访拍摄多日。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小活佛在玩遥控汽车。
在《明星》杂志同一座楼里，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份图片精美的杂志《GEO》，即德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背着一堆精美的杂志和其他资料回到北京，仔细"判读"，才发现了那个了不得的名字：贝塔斯曼。原来那座舰船式建筑，竟是贝塔斯曼的汉堡总部，那里有许多杂志，有出版社，还有电视台。出访前的案头做得还是不够，我们一心想着周刊周刊周刊，无意中进了一趟传媒帝国。
龙应台和《三联生活周刊》
龙应台是沈公和董秀玉的朋友。行前董秀玉对我们说，在德国有什么困难，就去找龙应台。她会帮你们。
第一次见龙，是在书展展厅。她匆匆来去，我和她甚至都来不及互相介绍。说来丢人，我们要她帮的忙，是订回程机票。所以我们后来又坐"S"列车（轻轨）去她住的远郊小镇"空堡"取票付账，我们好像拿出了500马克的大钞，让用惯信用卡的龙十分好奇。而我则对她的好奇感到好奇。潘、宁先期离开德国后，我再去"空堡"，想和龙应台谈谈周刊。
钱钢：德国记忆(2)
"空堡"是"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美丽幽静。我下了列车，刚出小站，一辆红色轿车便无声地"滑行"到身边。"安安，叫叔叔"，龙的台湾国语,"叔叔"发第三声。
这是个下午。据说和每一个下午差不多，龙应台要接送大儿子先去踢球，再去看电影；要从幼稚园接出小儿子，再陪他到图书馆借书。然后是给孩子们做晚饭，不是两个，是四个，邻居家两个要例行加入。龙一直忙到晚上9点，开始命令三个孩子就寝（邻家女孩也喜欢住这里，带了牙刷和睡衣来）。每一天，当小家伙们很快发出鼾声后，龙开始她的彻夜写作。
这晚，她和我谈周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发旁，斟上两杯葡萄酒，开讲。我请她从杂志的编辑部人员名单讲起，给我讲解栏目设置，讲解各类报道的比重，讲解定价，讲解夹在杂志中的广告，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评。
记得当时，我对封面故事安排在杂志的哪个位置极感兴趣。我当时已经明白，国外的杂志都不会把封面故事放在最前，但什么是它的最佳位置?是不是要处在一个黄金分割线的部位（即刊物的约前1/3处）?在这道大菜的前面，应该放什么样的内容?开胃酒?
龙应台详尽地解释一切。我看见许多封面在揭露黑幕，也有的封面故事是编辑部"制造"的，如由《明星》编辑部发起全球性的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事情做得很大，当然也成了杂志卖点。
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龙应台开车送孩子上幼稚园、上学，而后要赶往慕尼黑开会（半天的火车车程）。于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车上继续讨论周刊。从"空堡"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她还向我介绍了《明镜》和《焦点》。后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周刊，很注重科学题材，设计也很新颖。我在斯图加特和龙道别。一是不得不下车（次日要飞回国），二是我想看一看斯图加特，两个月前，王军霞刚在这里拿了万米世界冠军，我们刚刚以此为题材，在香港做过一个模拟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许多年后，在《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如果要布满杂志封面小图，这应当是最早的一幅）。
那一天很冷。我独自徘徊在斯图加特街头，咀嚼着数日来的见闻，怀着憧憬，跃跃欲试。
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1)
陈西林 来《三联生活周刊》前任《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助理,《周末版》主任。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时担任艺术总监。现任香港《红色资本家》总编辑。
我的三联生活一
在《三联生活周刊》，我最早接触的"三联人"应该是董秀玉了，尽管她当时是三联书店总经理，但对我来说，她更像一个大姐姐。董秀玉总是在鼓励我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以至后来我开办"漫画公司"后，她仍旧在帮助我，她帮助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书籍，尽管与她想象相去甚远，但她还是出版了。
为了改变我的漫画风格，董秀玉曾带我去见王蒙，那天下午在王蒙家中小院里，两位长者帮我分析了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后来董秀玉让王蒙在他全集中选一本适合作漫画脚本的文集，让我带走，但我最终任流而去，以致现在没有多大长进，回想起来多少有点愧对大姐。
我当时在《中华工商时报》，报纸编辑相对图书编辑应该算是粗人了，这让我很难体会董秀玉对《三联生活周刊》那种细腻的感情。我当时被委派的工作是《三联生活周刊》艺术总监，现在想一想，我根本无法胜任这个位子。
但董秀玉却始终认为我能做好。我们交流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她言辞中的多重含义，比如当她在审定我的一个设计时，看后会笑着对我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德国书展去看一看的。"
我瞬间明白了她话中的另外含义--首先她告诉我这个设计不行；其二她告诉我需要把眼界再放开些；其三她在说你能做得更好。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性交流的人，那样只能搞坏心情。我喜欢和董秀玉这种暗示性交流，它让相处变得平滑圆润，多少有些禅味。
董秀玉是一个苦行的旅人，可以说《三联生活周刊》早年创刊所有的苦都让她一个人吃遍了--上司的看法，下属的抱怨，同事的争吵，朋友的反目，还有投资人的坚持、合作者的离去。但她在这种情境下描述起《三联生活周刊》时依旧几如梦幻。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聊《三联生活周刊》形式定位，她说着说着突然找不出词儿了，对着窗外枝枝蔓蔓看了半天然后笑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长久地在笑--片刻，我似乎感觉到了她想像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帮她完成设计。
我的三联生活二
我加盟《三联生活周刊》时是"钱钢时代"。
我对钱钢有种辈差的困惑，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和我父亲是同事，都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记得有一年钱钢去上海出差，我父亲托付他去看我妹妹陈燕妮，燕妮那时正在上海读大学。不久，燕妮从上海打回电话说，见到钱钢啦，一起在锦江饭店吃的饭。父亲说，什么钱钢钱钢的，为什么不叫钱叔叔!燕妮说，他太年轻了，我叫不出口。父亲骂了起来，没大没小，再年轻你也得叫叔叔!燕妮在电话那头被骂哭了，我在隔壁房间窃笑。
这回轮到我了。说实在的，我一直没能找到对钱钢合适的称谓，于是除了偶尔随大家叫两声"钱钢"外，更多时候都是在用"你好""来啦"等语言作为起始句，好在钱钢对此并不在意。我和钱钢的合作早于《三联生活周刊》，是在他走马《地震报》时，那时他手笔很大地将《地震报》改成《减灾报》，我加盟了他的改版阵容，钱钢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在《三联生活周刊》几乎不用磨合，我便适应他的工作方法--全景式操作。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批编辑是我们一起挑选的，门外候着等待面试的应聘人，钱钢一个个叫着名字，每过一个人，钱钢都会同大家交换意见。看着一张张毫无世故充满理想的脸，我想，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凭直觉的好感。然而看到这些当年的新人今天很多人都成了新闻业界的腕级人物时，多少有些欣慰。
钱钢办刊有一种军队作风，因为当时正在等待资金到位。于是钱钢开始了他对编辑的培训计划，虽不出刊，但一切程序都按周刊出版运转，什么时间编前会，什么时间采访，什么时间交稿，什么时间结稿，一切按部就班。杨迎明戏称这是"水军旱地操练"。我觉得这更像是"新兵连生活"，钱钢试图按自己的理想打造一支"钱家军"。
钱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很难想像这个皮肤白皙举止规矩的书生竟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能量，这不仅因为他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唐山大地震》，也不仅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军队师级干部，而是他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离近了就会被吸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先行的老师与愉快的合作者。
钱钢的眼神有些哀怨，笑起来略带害羞，但他的视线永远瞄向的是硬朗朗问题。
我的三联生活三
陶泰忠是和钱钢结伴而来的，此前他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当时是《三联生活周刊》行政总管，他有张含蓄的笑脸，看不出是大高兴还是小高兴，但这张脸你一看便有一种安全感。
"水军旱地操练"期间，钱钢要求《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要加入"操练"，陶泰忠踱步到我跟前，小声问需要什么?我说，喷笔。多少钱?四千多!不一会儿我就拿到了支票。
当天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设计开工了，不料喷笔的马达声惹恼了我太太，太太属于那种天下都是亲人惟独老公例外的女人，连我咳嗽一声她都怕惊扰了邻居，宁可用手把我活活捂死在床上。社会学家说这种女人的概率是二十五亿分之一，我中了头彩。
陈西林：我的三联生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