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案侦办组》作者:姜晨竹》第8/57页


  朱会磊把所有检材该重做的都做了一遍,该核验的核验完了,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他把所有尸体的照片和法医检验报告都看了又看,倒是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邱实看完了案卷,又分别找了几名当年的办案民警了解情况。
  罗牧青也没闲着,出于记者的职业素养,她一直跟在邱实身边,对案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她想去刑侦支队的技术处看看,遭到了朱会磊的拒绝。
  他一脸嫌弃地说:“检材最怕污染。”
  罗牧青怯而止步。她很想知道,朱会磊为什么总是排斥她。
  关鹤鸣打电话给邱实:“你们三个到我的房间来,咱们碰碰。”
  邱实赶紧叫上朱会磊和罗牧青赶了过来。
  关鹤鸣先让朱会磊从法医的角度说说对案件性质和作案过程有什么看法,又让邱实谈了一下这些天对案件的体会。最后,他竟问罗牧青:“你对案子有什么想法?”
  太意外了!一向机敏的罗牧青强装镇定,但还是有点儿结巴:“没……没有。我就是觉得那几个人太残忍了,对一个小女孩刺了那么多刀,胸口全是血。就算他跟行长有仇,也应该对行长下毒手,不至于对一个小女孩下这么狠的手。这一点,我想不通。”
  她停顿了一下,迅速看了一眼关鹤鸣,见他听得还挺认真,就接着说:“还有,就是觉得开里的民警特别想破案。我采访过王波,就是那个看现场十八年的民警,他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案发现场的门钥匙,全局就他一个人有。这钥匙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要。他每天下班都要去看看,站在外边拉一下门,然后才放心回家。”
  关鹤鸣“嗯”了一声,说:“办案子就需要这样的民警。咱们下午就把民警都叫来,有机会你给大家讲讲这事儿。然后,咱们尽快把下一步的侦查行动定下来。”
  下午,来了很多人,比第一天集中研判会明显多了不少。
  原来,大家都想见识一下这个既神勇又不怕得罪人的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当然也很期待听听九案侦办组的分析结果。
  会议一开始,朱会磊就站在发言席上,从容地从电脑里调出了分析报告。
  大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马一昆尸体的照片。
  朱会磊根本不用看着屏幕,胸有成竹地说:“马一昆的死亡原因是钝器击打头部,合并锐器刺破心脏。头部有钝器击打创伤六处,造成颅骨呈凹陷性、粉碎性类圆形骨折,直径八厘米。而刺向胸部的九刀,刀刀直达胸腔。可见犯罪嫌疑人杀人的决心之大。至于把手机放在脖子后面是某种民族习俗的说法,我不认同。手机应为打斗中自然落地,之后马一昆倒地时恰好颈部压在上面。倒地时的压痕与倒地后把手机插在脖子下面形成的印痕有明显区别。”
  紧接着,大屏幕上切换了照片,显示出了铁锤、木槌、胶皮锤三张照片。
  朱会磊说:“作案工具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前边不少专家和技术人员提出了胶皮锤、木槌的说法,我现在还无法准确判断。但是,能形成这种粉碎性但边缘相对整齐的圆形伤的工具,肯定具有一定的重量,且发力点距离受力点很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很大的杀伤力。所以,我认为可以排除带柄的木槌或胶皮锤。”
  朱会磊将照片切换到了银行行长一家被杀的现场照片。
  他说:“何健康的死因是枪击头部,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锐器刺胸,来劝架的邻居刘云是枪击加刀刺。这说明中心现场只有两个人、两种工具。使用锐器的人行凶方式是一致的,主要刺点为左侧前胸和左侧后背,包括对何健康补刀都是在左侧,具有行为单一性的表现。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何健康的女儿何淑娴,在女孩的颈部有左手拇指留下的印痕。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右手持工具,左手扼颈,但是扼不住,女孩还是发出了呼救声。她胸部被连续刺入十六刀,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这种连续刺入很容易让人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仇视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同学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报复呢?我们也调查过何淑娴在学校的表现,老师和同学反映她乐观向上,与同学关系融洽。因此,我认为,对女孩的仇恨不会大于对其父母的仇恨。那么,为什么会连续狠刺十六刀呢?这一点需要各位侦查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台上的人说得慷慨激昂,台下的人听得全神贯注。
  朱会磊用激光笔指点着重要位置,叙述得紧张而有节奏,仿佛他的推断全都不容置疑,一万分地正确。
  “枪杀何健康时,不能保证他是坐在沙发上的。这一点,我向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法医专家闵建国老师请教过。应该是首先击中了腰部,而不是头部。如果第一枪击中了头部的话,颅底骨折,人立刻就会失去行为能力。在现场可见向后晃形成的血迹,然后向前扑,流注状血迹很明显。根据出血量判断,这一枪没有致命,应该是近距离射击。沙发与茶几之间有一摊血,至少要有十秒钟以上的停留才能形成这样一摊血。也就是说,第一枪与第二枪之间有时间上的间隔。其间是否有对话,就不得而知了。”
  朱会磊再次更换了照片。这一次,大屏幕上出现了何健康的左手腕。手腕上有一红色的印迹。
  “我询问过当年的勘查人员,何健康戴什么牌子的手表,以及马一昆被害时身上有没有带手铐。得到的回答是,何健康有一块劳力士手表。马一昆遇害的那天身上没有带手铐,他把手拷放在派出所的抽屉里了。在何健康的左手腕上,我看到了浅红色印痕,并且有轻微破皮。我无法十分准确地分析这个细微的痕迹,因为手表可能形成,手铐也可以形成。但是,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是手表印,不会有破皮的现象,这种伤必须有硬质衬托才能形成。因此,我认为何健康戴过手铐。但是,这个手铐并不是来自被杀死的警察马一昆,那它又是从何而来呢?戴手铐就意味着被控制,也就是说不排除有短时间的威逼过程。犯罪嫌疑人如果真是带着手铐来的,那么非常明显是冲着行长来的,是要对他进行逼问。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了解行长的身份。那么,要逼问什么呢?从现场的大面积翻动来看,我认为他们是为财而来。
  “综上所述,出现在中心现场的是两个人。马一昆被杀案件中持钝器打击头部的人,在银行行长一家被杀案件中持枪,而持锐器的人始终没变。两个人力度大,配合默契,对人体构造有一定认知,杀人坚决。以上就是从法医的角度对案件的分析。”
  朱会磊的讲解有理有据,让人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年轻的他在那个时刻变得光芒四射。
  开里民警热烈地鼓掌,因为在他们过去的经历中,没有见过如此器宇轩昂、气度不凡的法医。
  紧接着,邱实对案件未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与朱会磊截然不同,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里,都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和的姿态。
  他没有走到前面的发言席,而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说道:“案件过去了十八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没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案件还有很多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犯罪嫌疑人采用何种方式入室,到底是报复杀人还是抢劫杀人,目击者所说的红衣女人到底与本案有没有关联,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鞋样,犯罪嫌疑人是否既认识马一昆又认识何健康……之所以有这么多不明确的问题,确实有很多客观原因。我想,一些同志会有疑虑,当年都没查清的问题,十八年后还能查清吗?我们认为,侦办现案要用侦办现案的方法,侦办积案就要用侦办积案的办法。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案子研究透。现在,请关局部署下一步工作。”
  关鹤鸣把笔放在桌子上,看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说道:“这起案件符合抢劫杀人案的特征。”
  他是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这也与很多领导或专家不一样。说这样的话,就等于确定了侦破的方向,这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就是关鹤鸣的风格,在推理的时候,他会说“可能”,但在做方向性判断或下结论时,他却极少用“倾向于”、“可能是”这样的词汇。
  他稍微停顿一下,看了看大家的反应,紧接着说:“有人反映说,行长被杀前参加过领导职务的竞争,以失败告终,怀疑这与案件有关。但经过推理,如果是由于竞争产生矛盾而报复杀人的话,那么何行长竞争失败,胜利方有没有杀人的必要?另外,报复杀人的时间和地点不对。报复杀人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次何行长单独出行的机会,没有必要非冒着很大的风险跑到家里去。中午入室更符合抢劫的特征,因为何行长生活比较规律,每天中午基本上都回家休息,而晚上则应酬比较多。行长家有两道防盗门,一般叫不开门,只有中午趁孩子上学的时机可以进入。可见,嫌疑人对行长进行过跟踪观察。”
  在场的几十号人居然静得出奇。
  关鹤鸣的食指和中指并排,一边说话,一边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像是在给自己打着节奏。
  “还有人说,是装修队的工头,这个也可以不查了。指纹、足迹都不对,胶皮锤也不对。再有,不要再考虑红衣女人的事情了。”
  罗牧青偷眼观察了一下每个人的表情,从很多人眼里看到了惊奇和质疑。
  十八年来一直都在争论的话题,居然这么快就被人给出了定论,特别是那些心里一直坚信是仇杀的人,自然不会一下子就释放走全部的疑惑。
  在基层干过二十多年的关鹤鸣,当然知道此时大家的想法。他目光如炬,仿佛看穿了每个人的内心,说道:“还想不通的就来找我,想通了的就别再往回想了。”
  一遇到难点就怀疑一切都跑偏了,这是相当一部分侦查员的通病。
  在关鹤鸣的办案经历里,绝不允许模棱两可的概念存在。凡事一定要搞清楚,只要是自己确信和验证过的事实,就绝对不要再怀疑,就要坚定地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
  这次到开里,他的主要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对案情进行深入了解,让大家在原则问题上统一认识;二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很清楚,以目前的状况,距离开展实质性的工作还远着呢,需要时间和条件的积淀。
  破案不能着急,要遵循水到渠成的原则。关鹤鸣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工作:“下一步,由总队牵头,组建新的两案专案组。把那些不服气的、愿意研究案件的人都叫来,然后制订详细的工作方案。同时,你们要把四连指指纹研究透了。部侦办组会为你们邀请专家,帮你们一起研究。另外,你们把案发时开里市适龄人口的情况摸摸底。至于是不是重勘现场,要等咱们把案件彻底吃透了再定。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


第三章 芳城杀手
  一、带刀却不用刀
  有人说,现在警察破案,只要依靠DNA、监控视频等高科技手段就行了。
  实则不然,有时候就算拿到了DNA,要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犯罪嫌疑人也并非易事。所以,传统的推理分析和技术手段,在案件侦办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准确划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活动范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只有准确划定范围,准确刻画嫌疑人的样貌和心理特征,才能不虚耗人力、物力、财力,让高科技有用武之地,发挥效力。
  3月19日,九案侦办组来到了黔贵省南阳市芳城区。
  罗牧青第一次接触到代号为芳城“2?10”系列杀人案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年轻男子。据南阳刑警介绍,这人长得颇为俊朗,并且很有可能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罗牧青身边,这样的人不少。她心里隐约生出了“重新认识身边人”的糟糕念头。
  这起案件中一共有三名年轻女性被杀,在九案当中,是被杀害人数最少的。犯罪嫌疑人十分嚣张,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把三名年轻漂亮的姑娘变成了僵硬的尸体。芳城震惊了、恐慌了,流言四起。
  有人说“他是一个变态杀人恶魔”,有人说“他专杀穿白衣、长头发的年轻姑娘”,有人说“他是大学城的学生”,有人说“他是一个因爱受伤的人”,有人说“他是附近兵营里的士兵”……年轻女孩晚上不敢独自出行。举报信息像雪片般飞来,网友们纷纷发帖帮警方分析,“变态杀人恶魔”成了整个芳城的热点话题。为了查证这些线索的真实性,芳城警察忙得马不停蹄。
  其实,人们知道的还不够多。若知道这名案犯在连杀三人后,两次潜入警察重兵把守的包围圈伺机作案,大家恐怕真的就连家门都不敢出了。
  “对,就是你站的这个地方。”罗牧青背对着两米多高的公园外墙站好,举起手机拍摄案发地环境时,朱会磊伸出右手指着她站立的地方,一本正经地说,“邱处,郭盛应该就是倒在这个位置。”
  他边说边观察罗牧青的表情变化。罗牧青虽然心里一惊,但是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她慢条斯理地挪动着脚步,按动了几次快门,把周边环境拍摄了下来。
  的确,这正是一个叫郭盛的年轻女子被杀害的位置。她出生于1981年8月,正是繁花盛开、烂漫璀璨的时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随着家人从四川来到了黔贵省南阳市。她是一个勤劳本分的姑娘,相貌姣好。十六岁时,她第一次出去打工,在田玉兰家做保姆。田玉兰非常喜欢郭盛,说她乖巧听话、手脚麻利,为人值得信赖。后来,郭盛到家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班,负责发货。家具厂倒闭后,她又到商场当了几个月的售货员。那时,她认识了沈云。
  2009年,郭盛与沈云结婚,组成了小家庭。婚后,郭盛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度靠沈云开摩托车拉客赚钱养家。2009年底,郭盛到工厂上班,负责给工人做饭,有时候也应老板的要求到他家做饭,时间不固定。就在案发前不久,郭盛又回到田玉兰家当了保姆。
  沈云说,婚后他们关系很好。但是,郭盛遇害后,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她和沈云经常吵架。2011年11月30日,郭盛曾打电话给沈云,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几句。12月18日晚,郭盛住在田玉兰家里。19日晚上7点35分,她打电话问沈云:“今晚不回家住行吗?”沈云说:“不行。”于是,郭盛让沈云在家里烧好洗澡水。
  接下来,悲剧发生了。警方通过走访调查,根据视频资料和法医给出的伤情鉴定,逆推了整个事件。
  12月20日早上10点,警方调取了田玉兰家小区内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12月19日晚上8点,郭盛走出小区大门,步行至医院大门口坐中巴车。
  这时,沈云准备到芳城大道航天路十字路口接郭盛,后因修电视机的师傅打电话说已到家门口,便返回家中陪师傅修电视。8点40分拨打郭盛的电话,提示为“暂时无法接通”。待到9点修理完电视机,郭盛还未到家,沈云便出来寻找,再拨打手机,提示已经关机。沈云又打电话问田玉兰,田玉兰表示郭盛已于8点离开。
  20日早上7点,沈云再次打电话问田玉兰,然后又拨打了郭盛所有亲朋好友的电话,大家一致说没见过郭盛。
  中午,郭盛的姐姐和姐夫得知妹妹失踪了,便乘坐中巴车赶往芳城区郭盛的租住房。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家中无人,打电话得知沈云去小河边找人了。
  12月21日,大家又分头去找。下午三点多,郭盛的姐姐和姐夫看到芳城区芳城大道旁有一个小山坡。坡上是一片松树林,树木高大茂盛。郭盛的姐夫独自走进去,看到墙边有一个女人躺在水管上,上身的衣服被掀到胸部以上,头部有很多血,面部被头发遮住了。他用手拨开头发,发现是郭盛,慌得大叫。郭盛的姐姐飞快地跑上来,确认是妹妹。过了几分钟,田玉兰和郭盛的丈夫也先后跑来了。同来寻找的朋友立即打电话向芳城公安分局溪北派出所报案,当时是下午3点30分。
  更令郭盛的家人感到遗憾与悲伤的是,发现尸体的地方与她的居住地仅隔一条公路。几百米的距离,阴阳两隔。郭盛遇害时,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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