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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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作者：毕飞宇江苏文艺出版社授权连载
众家说《玉米》?
王家姐妹的故事：谈毕飞宇的《玉米》
文/汪政写作是一桩有趣而残酷的事，有的作家连篇累牍，但似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而有的作家并没有动多少笔，但看上去却佳作不断，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毕飞宇就属于后者。在如今的文坛上，他实在算得上一位低产的作家，这些年有时的年产量“歉收”得只能收获一两个中短篇，可给人的感觉却好象一直不断地在那儿闹腾，这着实让人羡慕、嫉妒而又无可奈何。
近来朋友们见面，经常戏称毕飞宇成了“女作家”，意思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显得分非引人瞩目，比如筱燕秋(《青衣》)，比如这王家三姐妹。毕飞宇对她们的刻划是有许多特别之处的，所以我在谈论这些形象时不大用“女性”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太“女权主义”，一旦“主义”了，就太紧张，太抽象，太学问，也太普遍化，常常会因为些这“性”而牺牲了“人”，所以不适用于毕飞宇，我宁愿说他写的是“女人”。玉米、玉秀、玉秧这王家三姐妹，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非常日常化的女人，她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玉米看出了村里一些女人与她父亲王连方的特殊关系，就抱着小弟弟有事没事地到这妇女的门口转转，说些让人受又受不了、恼又恼不得的话，楞是把这些娘儿们给镇住了，很厉害啊。王连方倒霉失势后，玉米在连自己的爱情也保不住的情况下为了整个家抹抹泪、抻抻衣裳嫁给了中年丧妻的公社干部郭家兴，这是多大的心计，也很厉害啊。这不就是我们左邻右舍的故事么？玉秀也不简单，她漂亮，漂亮女孩谁个不要强，她应该享受到比别的女人更好的生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她真的没有什么错。看看她小时候跟姐妹斗气的那股劲，真的是心比天高。所以，她弄不懂许多事情，她想她为什么就比玉米不如呢？她是动了有许多女孩子的心思的，绵针密线，步步为营，不信就折腾不出一条路来，她倒是真的为自己挣得了不少的面子与虚荣。她是什么都舍得的。不过说到底，一切都是虚枉的，但她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就是要争一口女人的气。这一切玉米早就看在眼里了，玉米想，你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连我们这个王家现在都是我撑着，妹妹，你还嫩呢，你想怎么样？你又能怎么样呢？女人的战争就在这两姐妹之间展开了，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虽然伤的全是自家骨肉，虽然到头来还是要相帮着，搀扶着。小妹妹玉秧是王家的秀才，考上了师范，可这个乡下女孩子到城里遭遇到的却是中伤，侮辱和摧残。现在想想，毕飞宇也真够狠的，他也真下得了笔，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怎么遭遇就这么不幸、多舛，她们没有摊上一个好父亲，没有遇上一个好丈夫，玉秧小妹妹好容易熬到了城里学校，却又没有遇到一个好老师，你看看玉秧碰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园丁”，那个阴鸷的钱主任，那个鳄鱼一样的黄主任，那个时刻生活在权力幻觉中的变态的魏老师，老实木讷的玉秧真的无所逃避于天地之外。我每次读到《玉秀》里的“玉秀到底不甘心”这句话就心里发紧，就涌起一种遥远而幽古的辛酸，这话尤三姐说过么？晴雯、司棋、林妹妹说过么？梅表姐说过么？毕飞宇与他尊敬的曹雪芹老师说的是同一个中国故事么？真的只能“万艳同悲”、“千红一哭”，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不知人们对这些女人背后影影绰绰的东西在不在意，有点阅历的人都不难知晓，只是不忍深究罢了，惟有戏中人浑然不觉，细想想真让人不寒而栗。
阅读对写作的要求有时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真想请毕飞宇发发慈悲，让王家姐妹快乐起来，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笑起来会像阳光一样灿烂，那不也很美丽么？
毕飞宇的《玉米》：男人眼中的女人百态
文/冯媛
其实很早就看过《玉米》了，那时候还只有玉米一部中篇，现在又发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长篇《玉米》，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让人有一种好莱坞似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那种太高明的读者，我只是想知道玉米的姊妹们又发生了什么。
毕竟，玉米结束的太干脆，郭家兴说：好。我也感叹，是啊，好。难道男女之间的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不是“好”，就是“不好”。
但是玉秀和玉秧的出现，似乎诋毁了这种简单的选择，她们使玉米得以体面的从郭家兴的床上爬起来，再进行选择。
做选择题一向是好莱坞式的惯例，不是独创，人称的转换和包含也有黑泽明似的“罗生门”，也未必新奇，所以，我还是更爱玉米。
玉米还是应该结束在那个“好”里的，我爱她的干净。
其实毕飞宇的小说也看了不少，对于他描写性的方面，尤其是女性性的方面，我常常感到清冷。
从某种角度来说，玉米和玉秀的性方式看似背道而驰，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开始一直不太理解玉米的“自行了断”。她太狠了，女人这么狠，够得上心狠手辣，她大概再努力一点，可以去当特务。
这种女人，一般是涂着很红的嘴唇，很少笑，笑起来往往让男人很绝望，又有点性冷淡的那种。
后来觉得，不是。原来玉米是情有可原的，那个原因，在玉秀那里找到了。
玉秀匆匆忙忙的被轮奸，然后怀着无比愧疚的心与自己姐夫的儿子发生了关系，更何况这关系也发生的牵强，那男的毕竟是怀着替天下男人尤其替自己讨公道的心，才上的。
那么，不算两情相悦喽？算什么先不说，也是有勃人伦吧。想想看，被轮奸和乱伦同时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岂不是比《雷雨》还“雷雨”吗？
那么，那大衣的遮掩和那种对姐姐玉米的驯服，也是羞愧吧。
那玉米家族里的女人，有什么后路可退？自行了断这样看起来，是个有点笨，但好的办法。
我搞不懂玉米和玉秀那天生的早熟的对性的羞愧感和绝望感来自于哪？
也许我是现代女性。
不是有些美女作家们疯了似的在讲现代女人怎么享用男人吗，但是比起他们对于性爱接近于疯狂的告白，我倒宁愿享受这种清冷，我不勇敢，也讨厌发泄，也许，我是已经老了的人。
这就要谈到青春期，每个人的青春期是不一样的，你早过了这个期，你便早老了。
玉秧，怎么说呢，这是个棘手的人物。
我依稀觉得，对于玉秧，作者过于冷静了，不象玉米，混杂了自己的感情。但是我是认同玉秧这样的人物存在的，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大多数女孩不是玉米，不是玉秀，而是玉秧。
我始终没太搞懂一件事，就是，玉秧是太懂性了呢，还是太不懂。
会不会觉得处在中国的青春期的那些女孩和男孩们，都有点暧昧？他们大都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幻想班上的乳房很大的女生，又或者已经嘴角有胡渣的男生，他们可以胡想可以私下里议论，可是他们却不敢迎面走到那个女生跟前说，嘿，我有保险套，可以跟我做爱吗？
让我们猜猜。
美国女孩会说，好啊。
中国女孩会大惊小怪的跑去告诉班主任，然后气喘嘘嘘的委屈的说：某某是流氓。但是等到班主任很热心甚至过分热心的询问怎么流氓了的时候，女生便咬着嘴唇，眼睛里充着泪，死不开口了。
玉秧对诗人的爱情就葬送在这样的青春期里。
美国有个片子，叫《春色一箩筐》，讲美国的的几个海军男孩拿街上的丑女孩开玩笑，一个爱唱歌的丑女孩为一个只能陪她一夜的小帅哥奉献了初夜。挺残忍的故事，讲的象一朵有露水的小花。
西班牙还有个电影，叫《乳房与月亮》，讲一个小男孩对妈妈乳房的迷恋，只可惜每天晚上爸爸都把它抢走，后来有了弟弟，乳房便被那小子占有了，于是，小男孩义无反顾的决定，他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乳房了。
多神秘的青春期，象一块小奶酪，让人蠢蠢欲动。
为什么我至今读不到这样的中国式的青春期故事？中国的孩子太可怜了，还没过青春期，就都老了。
话题有点远了，但无论如何，我感谢有《玉米》这样的话题，毕竟他让我们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女人都有男人在关注，谢谢毕飞宇。
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我毕竟不是，那土壤里长出的金黄色的果子，而充其量就是肯德基里的奶油粟米棒。
批判与悲悯――读毕飞宇《玉米》
18万字的《玉米》，收录了青年作家毕飞宇的中篇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全书于工笔勾勒中，彰显天马行空的气魄。人物心理的隐与显，人物行为的动与静，人物言语的直与曲，人物线条的浓与淡，人物轮廓的粗与细，写来皆恰到好处。毕飞宇的文本没有令人掩鼻的伪贵族气，他的叙事话语永远是朴实的，自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毕飞宇审视人性和历史，拷问时代和政治，目光温和而冷峻。这决定了他批判与悲悯交织的双重态度。
《玉米》三部曲通过讲述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玉米的父亲王连方，身为王家庄村支书，为祸一方。父亲的荒唐，母亲的平庸无能，众姐妹的良莠不齐，使身为长女的玉米很快成为一家之主。人精般的玉米，沉着、冷静、工于心计，凡事处心积虑，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着杀着蓄着后势，其精明强干，殊不逊于大观园中的王熙凤。
王连方多行不义垮台后，两个女儿(玉秀、玉叶)在看电影时遭到村民报复性的轮奸，自此玉米一家的生活走向大滑坡。对于玉米，这种落差极强的生命体验，比起鲁迅式的从小康之家堕入贫困，或许更甚。虽居于乡村，文化程度有限，但在精神气质上，玉米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乡村的精英；相比于众姐妹的麻木，她是高度敏感的，能够一叶落知天下秋。于是，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她恐惧了，颤栗了；她惟有当机立断，埋葬心底最后一抹彩虹，迅速选择与权力的媾合，以弥补父亲这个浪子带来的耻辱。玉米原本与前程看好的飞行员彭国梁相恋，但父亲的失势，妹妹的被辱，导致彭国梁釜底抽薪式的毁婚。玉米痛定思痛，毅然下嫁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把自身献于权力的祭坛。
玉秀漂亮、热情、机灵、特立独行；她不甘沉沦，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改变命运，以青春赌明天。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子，疏于理性，失于算计，导致了人生的步步失利。不过，在玉米诸姐妹中，玉秧毕竟是靠了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走得最远的一个，昭示了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在我看来，毕飞宇的文本不像熟透的红苹果，更像鲜亮的青苹果，带着一层淡淡绒毛挂满枝头；入口品尝，其味道则甘美与红苹果无异，只是外形不同而已。鲁迅当年评价台静农小说能够“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这话用于毕飞宇同样合适。应该说，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庶几可同怀视之。而与红高粱、米一样，“玉米”，这一普通庄稼作物的名字，也因此获得了超乎本体的意义的延伸。
毕飞宇的小说，是天真的纯粹的，是安宁的舒展的；它们从未飘荡在云空，而是扎根于民间，立足于大地，充满美丽的忧伤，泥土的气息。上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新生代小说，固多可观，但人文的贫血、价值的失位、自我的复制、文化主题的虚伪与虚无，也势所难免。无疑，毕飞宇的创作富含激情、思想、终极关注、乌托邦等诸多80年代文学元素，力求超越生活表象，以更为高远更为本质化的形而上情怀，取代所谓血淋淋赤裸裸的原生态的真实观，从而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写作泥淖保持了自觉疏离。念及当下庞杂的文化语境，毕飞宇的择善固执，诚可敬佩。
(《玉米》，毕飞宇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定价15.8元)(张宗刚)
李敬泽序：守望《玉米》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
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
“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